“喂，你还记得1983年我们仨穿军装那天吗？”电话那头，陶建国的声音有些哑，像是刚从一段深沉的回忆里爬出来。

我攥着手机怔了一下，外面正飘着小雪，窗台上搁着没盖上的墨水瓶，寒风刮过来，书桌上的纸张沙沙作响。我吸了口气，笑着回他：“记得啊，怎么会不记得？那天咱仨站在火车站台上，冻得直搓手，谁不是一脸兴奋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传来他低低的一声叹息：“四十年了，真快。”

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那个深秋，1983年的十月。

那天，火车站上人来人往，寒意中夹杂着些许家属送别的哭声和叮嘱声。我、陶建国和刘文生三个年轻人，肩上背着行李，站在人群里，脸上都有掩不住的兴奋和忐忑。

我家穷，穿着母亲缝的旧棉袄，脚上是一双补了好几次的布鞋，行李是父亲用破木板钉成的箱子。陶建国就不一样，他家条件好，穿着一身新棉衣，脚上的皮鞋一看就是供销社里刚买的。他拎着个崭新的旅行包，站在人群里显得格外精神。刘文生家境介于我们俩之间，背着个旧军用帆布包，脸上总挂着点吊儿郎当的笑。

“建强，咱们这次参军走了，可就是彻底离开家了。”陶建国拽着包带子，眼睛看着远处的铁轨，语气听着有点感慨。

“离开就离开呗。”刘文生插着手，嘴里叼着根草，“男人嘛，总得出去闯闯。”

我没接话，只是低头看着脚下的地面，脑子里全是父亲临走前对我说的话：“建强，我们家穷，弟兄多，这次送你去参军，以后你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指望家里能给你安排什么。”

火车进站时，汽笛声响彻整个站台，我们仨跟着队伍登了车，开始了那段让人热血沸腾的军旅岁月。

新兵连的日子苦，可我们仨都熬下来了。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跑操、训练、叠被子、擦枪，日复一日，枯燥得让人怀疑人生。但我心里明白，这段日子是必须要熬过去的。

陶建国是个脑子活的人，训练之余总喜欢凑到老兵身边套近乎，学写公文、搞材料，连队里的干部都挺喜欢他。刘文生就不一样，他天生闲不住，训练完总能找到各种乐子，跟大家吹牛、打扑克、下棋，成了新兵连的开心果。而我呢，训练之余喜欢窝在床边看书，有时候还偷偷写点东西。

有天晚上熄灯后，陶建国翻身坐起来，低声问我们：“哎，你们想过以后要走什么路吗？”

刘文生躺在床上，枕着胳膊笑：“还能咋走？混呗，走一步算一步呗。”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试试考军校。”

“军校？”陶建国愣了一下，随即压低声音笑了，“建强，你别逗了，咱们这水平，能成吗？”

“试试呗。”我语气轻描淡写，但心里却很坚定。从小到大，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人穷不要紧，只要有志气，有希望。

从那以后，我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复习文化课。白天训练完，晚上熄灯后，我就趴在床上打着手电看书。刘文生有时候看着我直摇头：“建强，你是真拼啊，这么熬下去，不怕身体垮了？”

“垮不了。”我笑着回他，“就算考不上，起码我努力过。”

但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我的选择。新兵连里有人背地里嘀咕，说我装模作样，想出风头。还有人当面劝我：“你学那些有什么用？咱们这些农村兵，考军校太难了。”

这些话我都听着，但从没放在心上。父亲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自己的路，靠自己走。”

时间一晃到了1985年，我终于等来了军校的考试通知。临出发前，陶建国塞给我一封信，里面还有几块钱：“建强，这是我家寄来的零花钱，你拿着，路上总得花点吧。”

“建国，这……”我愣住了，话还没说完，刘文生就从旁边拍了拍我的肩膀：“拿着吧，咱们哥几个虽然没血缘关系，但这几年，谁跟谁啊？”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兄弟之情，不在于平日有多热闹，而在于关键时刻的一份托付。

考试结束后，我顺利考上了军校。离开连队那天，我们仨站在营区门口，谁也没说话，半晌后，刘文生开口了：“建强，好好干，等你当了军官，可别忘了咱们。”

“忘不了。”我笑着回他，心里却一阵酸涩。

后来，我去了军校，他们俩留在了部队。再后来，听说他们都退伍了，一个回了老家进了国企，一个在邮政局谋了个差事。

我们的联系渐渐少了，直到多年后的一个冬天，我接到了陶建国的电话。

那次见面，已经是1988年了。陶建国胖了一圈，一脸憔悴，见到我时眼圈都红了：“建强，这些年我过得不太好，家里开了个厂子，赔了不少钱。”

说完，他又叹了口气：“文生也不容易，他老婆前年生病走了，留下两个孩子，他一个人撑着。”

听着这些，我心里五味杂陈。曾经意气风发的三个年轻人，如今竟都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

“建国，文生他现在怎么样？”我忍不住问。

“还能怎么样？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带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陶建国摇了摇头，“不过他这人乐观，总说苦日子熬过去就好了。”

那天晚上，我们仨喝了好多酒，聊了很多过去的事。陶建国忽然从包里掏出一本书：“建强，这是我最近写的散文集，没啥水平，你随便看看。”

我接过书，翻开的瞬间愣住了。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两位战友，建强与文生。下面还画了一幅简单的素描，是我们仨当年穿军装的模样。

那一刻，我的眼眶一下子湿了。。

后来，我们仨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陶建国重整旗鼓，成了一名书法家，在省里小有名气；刘文生的两个孩子也长大了，他自己则在县邮政局干到退休，日子过得平静而满足。我继续写作，成了省作协的会员，不时有文章发表。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每个人都走上了不同的路，但每次聚会，聊起当年的事，心里依然热乎乎的。

“建强，你说咱们仨这辈子到底图个啥？”一次聚会结束后，刘文生忽然问我。

我想了想，笑着回他：“图个问心无愧吧。”

他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对，问心无愧。”

窗外的雪还在下，电话那头的陶建国忽然轻轻地说：“建强，咱们再见面的时候，带上文生，一起去看看当年新兵连的地方吧。”

我点了点头，眼眶一阵发热：“好啊，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