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杰/文
在1922年我16岁时，忽然有个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的蒙古王爷特来见我，进来的一个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一个是补英达赖(以下简称其汉名赵福海)。那时德王约二十三四岁，尚不能用汉语谈话，赵福海约40岁上下，汉语很流畅。赵不但给德王作翻译，简直是在整个操纵着他。德王拖着很长的辫发，穿着蓝袍青马褂，一见就知道是一个初到北京的蒙古“王爷”。赵则是服装打扮与当时北京的小官僚政客不相上下。我那时尚不知赵是德王的姨夫，只认为他是德王的秘书或随员之类。德王是个“整脸子”，很难看到他的笑容，说话时声音极小又极不健谈。我当时也是一个经常不出府门的小孩子，平日很少见生客，也不会作应酬客套语，只仗着赵福海一人的活跃：一方面向我吹捧德王如何青年有为，也向德王夸赞我怎样等等。这次初对面共谈了约两三个钟头，虽然所谈不外乎介绍一些蒙古的情况和表示德王怎样“敬仰”我和愿与我结交之类的话，但是终于拉上了我和德王的关系。
为什么德王不找我的父亲而要和我结交?过后我才明白：因为我的父亲载沣平素为人极其古板，尤其不好接见生客。固然当时每当东、西蒙的王公到北京来，照例都要带些汤羊、乳制品之类登门造访一次，不过依我家当时的习惯，对礼物是来者不拒，来访也必接见，但有来无往，既不回拜也不饯送，所以德王就想从我身上找出接近“清宫”的捷径。
第二年又偕赵福海访我一次。因为知道我喜欢骑马，尔后特派专人由旗下给我送来一匹青马。这次德王虽能讲些汉语，但主要仍是在赵的翻译之下同我交谈，从这以后和我建立了通信的关系。
在我17岁结婚时，德王又派一名官员送来不少贺礼，我父亲因在当时的“小朝廷”里尚总揽着全盘事务，便以溥仪的名义“赏”送礼专员以二品红顶，还用“醇亲王而不名”的大名片作为回谢。
次年德王不带赵福海又到北京访我一次，用汉语和我谈了约两三个钟头。虽然也谈了一些对北洋政府的不平不满，因为他在当时究竟还是初出社会的蒙古青年王爷，我更是除了家事别不挂心的王府“世子”，除在二人之间得出“满蒙一家”的共同结论外，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不过这次因为我已“成人”(结了婚)，破例到他的寓所——我家附近什刹后海北河沿广化寺回拜了一次。
1926年溥仪由北京迁到天津日本“租界”张园之后，赵福海又偕德王到北京来看我，并邀我到什刹前海的会贤堂饭庄吃饭。席间他们慷慨激昂地向我表示了对溥仪的无限同情，且对冯玉祥之驱逐溥仪出宫深表不满，最后说出打算到天津去见溥仪，亲“献”一万元以表寸心的企图，并嘱我为其写信，我遂写了一封介绍信交其带去，这就是他得识溥仪的由来。
总之，赵福海之所以操纵德王竭力和我套关系，主要就是他们在政治上早抱有一种野心。但因为当时北洋政府处在军阀割据、威令不出都门的情况下，德王很难从它那里捞到好处，同时当时的有关军阀也都志在逐鹿中原，无暇顾及边陲，也钻不进适当的门路，就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心情下，想借“满蒙一家”的老招牌和溥仪接近。不过在那时，“清宫”还具有“小朝廷”之虚名；蒙古王公在京者如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人还在“小朝廷”身居“枢要”地位，德王断难“以疏间亲”；况且德王又是袁世凯晋封之“新王爵”，当然不为老牌的满蒙王公所重视；加上我的父亲又难于随便接近，所以才想抓住我。等溥仪到了天津之后，虽然关门自称“行在”，但较在北京时的局面又大见缩小，爵传资格亦不那样严限，所以德王就借这个机会假我的介绍而去见溥仪。
以后因为我忙于和张学良拉关系，忙于“投笔从戎”，忙于到日本留学，就和德王中断了联系。伪满成立后，我更不能随便和“满洲园”外搞关系。一直到了 1942 年 4月，德王以伪“蒙疆政府主席”的资格，到伪满庆祝所谓“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到长春来为止，我们一直无函电往来。
至于德王见溥仪的经过情形在此从略，只记述他那次和我相见的情况：
在他到溥仪处的次目，特通过伪外交部到我的寓所来访。我因为他是我多年未见的老友，便很高兴地接待他。他依然是长辫后垂，和我晤谈甚欢。既倾诉日本军阀的蛮横，还问我在伪满有无接见外人的自由，也打听溥仪是不是也和他一样处在关东军的严密控制之下。我很安慰他，还对他作了一些不关痛痒的“鼓励”。他当时曾愤慨地对我说：“不到蒙古真正独立那一天，决不剪掉辫子，尽管不少人希望我能剪掉它。”我赠送他刀一口及照片一张，他也送我一幅他的近影。在他临行的前一天，还约我在一家饭馆吃了饭，有阻仓扎布夫妻等在座作陪。这天他倒对我没有说什么，只感慨无量地对我说：“没见面时觉得有好多话要对你说，见了面反倒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确是如此、我在当时对他也同有此感。
到他临走的那天，我到车站去送他，他介绍了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这时日寇关东军的参谋长东条英机的妻子也穿着伪“国防妇女会”的白色制服来送他。她一眼看到我，还特地意味深长地给我道了一声“辛苦”。到了那个时候，送一趟自己的幼年朋友，也还要外国人给道辛苦，不管她说此话的意味如何，我当时听了很觉得不够滋味。
后来德王又给我来过一封装模作样的自我吹嘘的长信，我也复过一次，从此便和他断了联系。我揣度大约是因为他既见了溥仪，也亲眼看到伪满的情况，对于我们已再不抱有什么幻想了。后来据操纵溥仪达11年之久的关东军大特务吉冈对我讲：“德王刚愎自用野心很大，根本没有把日本天皇放在眼里。只是对于‘满洲国皇帝’还表示相，当的尊重，今后真得对他多加小心!”吉冈所以对我说这番话，不外乎一方面“鼓瑟而歌”，警告我不要和德王继续老朋友的交谊，一方面也可看出日寇军部和德王之间有相当的矛盾磨擦。据我所知，有不少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对于德王在访问日本天皇裕仁时穿着蓝袍青坎肩，而在访溥仪时却穿着蓝袍青马褂一事，就极表不满，说他看不起裕仁而看得起溥仪。记得当绥远傅作义的军队捣破德上的老巢百灵庙时，德王曾对日本军部表示：如果日本军不能积极援助他，便要到“满洲国”来亡命。看来，日本军部已对德王发生了疑忌。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德王的始终一贯的大蒙族主义的野心，不论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抑或在日寇侵略时期甚至到了解放的前夕，都是支配着他的一切行动的。因此，在当时的一班蒙族上层反动分子中，不论是“东蒙”和“西蒙”，都对子德王抱有相当的期待，甚至在伪满统治的区域内如伪兴安省各处，都广泛挂有德王和其家属的宣传画，特别是他还能不时地对日寇耍一些“无伤大雅”的小脾气，例如他和日本军部的闹磨擦，称病不到车站去迎接汪精卫终于迫使汪不得不“屈尊降贵”到德王的卧榻去问安……等等，都有意无意地抬高了他在汉奸——蒙奸中的声价。
在这里附带着记述一下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蒙族的阴谋政策之一端：
日本对于蒙古地区，一贯未忘“分而治之”的政策。在伪满政权成立以前，曾极力挖深蒙古、汉族之间的鸿沟，唆使蒙古族加深民族地域的观念，甚至伪兴安军曾悬过所谓成吉思汗时代的旗帜，但由于伪蒙古军等不能给它的主子争脸——伪内蒙古自治军既以一塌糊涂而告终，伪兴安军又在“哈桑湖”事件中弃甲曳兵而走，致日本不得不缩小蒙古族特殊化的范围。固然在敌伪末期，日本曾大力利用伪蒙古军作攻击热河、长城线八路军的主要工具，还公然叫嚣过“蒙古族最可靠，满族次之，汉族最危险”之类的话，但始终不愿使伪“满洲国”统治下的“东蒙”和“西蒙”联结在一起，在离间汉蒙的一贯政策之外，对于所谓“东、西蒙”也不敢不采取使之“分家”的手段。
事隔多年，难免有记忆错误之处，希望对于这一补充，更加以补充和订正。(1963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