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十年浩劫中的遭遇

盲目“紧跟”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五·一六通知》在党内干部中传达后，全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大动乱，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我也成了其中的一个惨重的受害者。但在“文革”开始时，我一方面对为什么要开展这场政治运动很不理解，一方面又在盲目地“紧跟”。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率领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回来后，红卫兵运动已经开始了，学校已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组织纷纷成立。这些所谓“造反派”已行动起来，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对大批干部和老师进行“批斗”，甚至体罚。他们把文化古迹当作封建主义的东西进行毁坏，后来又发展到揪斗侨属、归侨、高级知识分子以及老干部，有的还被抄家，拿走各种字画、财物、高级家具等。接着全国掀起“五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各地政府要无偿地给学生提供交通、食宿和写大字报的用品等条件。

每日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广州串连，滞留在广州的外地人员由几万激增到二三十万。市政府成立了一个外地师生联络接待站，专门负责安排这些来市的外地师生的食宿。把大学、中学、小学的课室腾出来做接待站仍不够，后来把一部分的机关、招待所都用上了，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出于对毛主席和党的信赖，初时我是把支持红卫兵和“造反派”作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看待的。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广州市劳动人民代表会议上，我根据中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精神，作了《当前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讲话;九月二十日，又在全市干部大会作了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夺取革命和建设的双胜利》的报告，要求干部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党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精神，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在这之后，在林彪一伙的操纵下，广州出现了“三忠于”(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毛席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热潮，整个广州市很快就成了一片“红海洋”，凡能写标语的建筑物都被红色的标语、口号、语录所覆盖，红色颜料一时供不应求。与此同时，在反对封资修，反对资产阶级权威，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叛徒、特务、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从文化界、教育界到党政机关的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批判和冲击。初时，我还未受到冲击，尚能主持工作，出面讲话。只是接受学生的要求去体育学院看大字报，应街道干部的要求，参加他们的会议，回答一些问题。但到了一九六六年底，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我的老同事、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同志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罗瑞卿同伙的罪名抓去北京审查之后，给我的震动很大，预感到自己不久也可能会遭到厄运。所以，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我在广州军区后勤部礼堂代表市委向全市局处级党员干部作题为《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时，已言不由衷。这是我在广州市工作岗位上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被秘密逮捕

一九六七年春，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之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林彪、康生一伙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而掀起的一股所谓揪“叛徒”之风，很快波及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单位，一批批老党员、老干部被当作藏得很深很深的“叛徒”揪出来审查、批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通过他们的死党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及他们在广东的亲信，制造了广东地方党为“叛徒、特务党”的冤案，迫害大批老干部，株连广大干部和群众，搞得人心惶惶。又有人公开散布“东江纵队是叛徒、特务、土匪部队”。广东的局势已很混乱，很紧张。

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夕，我参加在越秀宾馆举行的市委会议，正在发言的时候，黄永胜派广州军区保卫部一位科长到会场来找我，说周恩来总理要我去北京汇报工作。我想:总理要我去北京，为什么不直接通知市委呢?感到疑惑，所以没有理睬他，继续发言。但他又在催促，并强调说，这是军区首长要他来接市长去的，不去是不行的。我只好结束了发言，跟着他下楼。这时，大门口已有一辆小车在等着。我想去北京见总理，要穿得整齐些，就站在大门口，没有上车，招手叫我的警卫员回家去取衣服。在这一刻间，那位科长说一声:“不用了!”立即把我推上了车，并不准我的警卫员上车。

我一上车，就完全由他们控制了。小车快速地向白云山方向驶去。在半路上他们又要我下车，换乘一辆吉普车，将我送到了白云山庄广州军区司令部一个机关，在那里已有一群人在等着。他们把我带进一间预先准备好的房子，把我看管起来，不准与外面联系，也没有人与我谈话。我问看管我的排长·:“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不知道。”

关押在北京近郊

在白云山庄住了几天，他们又派了一位科长和四名警卫人员把我押上专门为秘密押送我去北京而准备的，从广州至北京火车上的一个软卧车厢。全车厢就只有我们六个人。途中，我问他们去北京有什么事?他们都说不知道。这时我已很明白:是假冒周总理的名义，把我秘密逮捕、秘密押送的。

列车到北京后出了车站，他们要我坐上一辆吉普车，两边坐着警卫把我夹在中间，直接送到通县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团部，把我关押了起来。吕正操、张学诗等同志也已被关押在这里。我们每个人一间房，但见面时互相都不敢讲话。

在这里，团政委、正副团长和团部的干部对我的态度还比较好，让我看报纸，可以出房外散步，到团首长洗澡的浴室去洗澡。团长碰到我时还同我讲话。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不要怕，你是周总理请来的，和吕正操、张学诗他们不一样。”我心想:这位团长心肠是好的，但未免太天真了。

到了通县一段时间，我从报上了解到“揪军内一小撮”之风已大刮起来，鼓德怀、贺龙等老帅都受到了冲击。我意识到局势的严峻，心急如焚。这批久经战火考验的开国元勋，难道他们都会起来推翻自己已为之浴血奋斗了几十年，亲自创建的人民共和国吗?这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事。联想到自己几十年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党组织对自己的历史是清清楚楚的，他们为什么要假冒周总理的名义，把我秘密逮捕呢?无缘无故地把一个人民政府的副省长、市长抓起来，符合宪法吗?无缘无故地把一个共产党员抓起来，符合党章的规定吗?难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的是无法无天，连国家的宪法，党的章程都不要了吗?时局发展下去又会怎么样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这时，我想得很多很多，但百思不解，唯有相信我们的人民会明辨是非，相信我们的党最终会把问题搞清楚，中国革命的航向，最终会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通县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住的房间也换了三次，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中旬，已被关了一年多时间，一直未见到专案人员来找我谈话。一九六八年五月中，据说香港有人造谣，说“曾生已逃跑到香港去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立即命令专案组派人到通县找我谈话，看我是否真的“逃跑”了。其实这只是他们为了整人找借口。我没有任何罪过，根本就不怕党组织审查，为什么会“畏罪逃跑”呢?但他们就借此对我采取了更严厉的看押，在五月十八日将我关进了北京附近的一座监狱。从此，我就过着监狱犯人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