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是张学良夫妇晚年捐资建立起来的，因张学良年迈，整个过程都是由夫人赵一荻主持的、
本质上，张学良建立这个书斋，就是为了处理自己的后事，从一开始就决定要把自己的收藏和一部分手稿、电文、回忆录都放在里面，其中还包括对西安事变的回忆资料。
不过，时至今日，在绝大多数文章中，人们只关心张学良在“毅荻书斋”收藏的文物，对他的回忆录等历史珍贵资料，却并不怎么关注。
后来这部分资料公开后，人们注意到，张学良其实晚年谈话，语言间似乎是有些天马行空，想到什么说什么，不成系统，更有夸张者认为，张学良是在“东拉西扯”、“胡说八道”，但也有少部分人谈到这一点认为：
“张学良口述方式虽然有失科学，但不失艺术；表述虽然有失语言规范，但不失具体生动；观点虽然有失系统，甚至像火花一样，一闪即逝，但不失深刻精辟。只要认真研读，就能发现有条逻辑链条贯穿在零碎的口述背后。”
通过整理，张学良口述中，最值得分析的是他对“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的回答。
一张学良晚年时，曾提到一件往事，就是张治中探望他时，曾偶然提到过，抗战胜利后，原定是派他去接受东北的，不料后来蒋系内部派系纷争，改成了陈诚（1947年）。
为此张治中还感慨了一句：
“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
就从张学良一个简单的回忆，就能反映出许多问题。
无论是用人问题，亦或是派系斗争问题，其实归根结底都在战略问题上。
就从东北本身而言，事实上蒋介石的动作并不慢，当时国共双方都意识到，东北在战略价值上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东北上，选人更是慎之又慎，基本上把能调过去的精锐的力量全都调了过去，而且这其中有很大一个比重都是干部，光是延安就抽调了两万多名的干部队伍北上。
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就完全不同了。
事实上，就连李宗仁后来谈到这件事，也曾指出一个问题，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最该用三个人，但他不敢用。
张学良、马占山、莫德惠
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看出，蒋介石对东北其实不大“重视”，或者说在当时情形下，他只迷信他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忽略了政治上的考量。
蒋介石对东北，过去一直不大重视，因为东北过去一直不算是他的地盘，哪怕是后来张学良改旗易帜，东北在他眼里看来，都只是算一个可有可无的地方。
1933年3月，热河沦陷后，同年4月7日，蒋介石在江西抚州召开的公开会上演讲表示：
“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主义在东北不能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
即便是后来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发表公开讲话，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但这其中也不包括收复东北，而是希图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态势。
1939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报告：
“抗战到底这句话，有很多人发生疑问，究竟战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到底？这问题很严重，要研究这问题，如果没有明白界限，或者以为战到中国亡了的时候才是到底……我们这次抗战是起于卢沟桥事变，凡是一种战争，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如果随便瞎撞，会使国家民族自趋灭亡。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
甚至包括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同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份条约除了遵循雅尔塔协定，承认外蒙独立外，还要承认一点，即东北是苏联人的势力范围。
也因为这份条约，旅顺港口的海军基地一直是苏联租用，而且是基地的海军工事设备在当时是无偿租借给苏联，中长铁路是中苏两国共有，双方共管，期限为30年。
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苏重新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才把中长铁路（建国后改称长春铁路，1952年年底移交给中国），旅顺港、大连等的主权收回来。
二蒋介石对于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别人的，分的很清楚。
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自己的嫡系和杂牌，是完全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张学良的东北军。
要知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东北军不仅不弱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甚至还略强于，东北军甚至还有系统完备的空军、海军。
哪怕是后来入关，东北沦陷，东北军仍然有相当的实力（当时东北军主力已经入关，占据着华北）。
蒋介石当然很忌惮，挖空心思想瓦解东北军。
从1933年开始，蒋介石就调东北军去打内战，先是围剿鄂豫皖苏区的红军，然后又到西北去，结果红军没有被消灭，东北军却被越打越弱。
红军很聪明，知道东北军身负国仇家恨，因此从这方面做统战工作。
有个趣事，据说红军曾在东北军到过的地方，城门口用白漆刷上“山海关”三个大字，让东北军每次出入，一抬头就能看见这几个字，从心理上打击东北军，让他们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久而久之，东北军就不愿意再打内战。
张学良自己也很纳闷，怎么东北军越来越弱了呢？毕竟之前北伐期间，在河南双方还打的有来有回（1926年），张学良后来弄清楚原因后，心里也逐渐发生变化。
当然，最大的原因还是，东北军打光了，蒋介石不给补充。
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谈到1935年末，东北军两个师被红军打没了，除了他自己出钱抚恤外，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竟然是一分钱也不掏。
有个营长曾对张学良抱怨说：
“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
东北军的家乡是东北，可东北那时已经沦陷，家都没了，上哪儿去领抚恤。
这件事对张学良的刺激特别大。
更关键的是，东北军部队打光了，不允许他们随意招兵，打完了就打完了，蒋介石甚至还下令取消了东北军三个师的番号，抗战时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其中115师、120师、129师都是原来东北军被打掉的番号。
“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
“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包括张学良在内，几乎所有“非中央军”都明白，蒋介石玩儿了一招“借刀杀人”的计策，所以大家打仗自然不愿意在卖力。
“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三有件事让张学良印象很深刻。
1935年11月1日，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会后所有代表们集合起来在门口照相，本来蒋介石是要和代表们一起照相的，可他有事没有来，于是众人就没再等他。
结果一个刺客冒出来，对着合照的人群打了几枪，站在人群中间的汪精卫当场身中数枪，倒在血泊中。
让张学良不能理解的是，枪声一响，几乎所有人都四散奔逃，就连负责警卫的人也都是惊慌失措的样子，还是张学良同人联手，才制服了刺客。
姑且不论这件事后果如何，至少张学良对在场所有人都很不满意，他后来回忆称：
“枪一响，大家都吓跑了，连警察、警卫，都跑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
更让人差异的是，警卫们后来封锁现场，在厕所找到一个吓得瘫倒在地上的人，这个人自称是与会代表，但却说自己的代表证被扔到厕所冲走了，他担心自己代表的身份被刺客发现。
张学良摇头表示：
“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年代，岂有不败之理？！”
张学良据此此事，认定国民党缺一个“中心思想”：
“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
尽管大家都在高唱信仰，但只是停留在口头，并不去深入贯彻。
“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一样。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国民党军队 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
张学良改旗易帜后，曾亲身赴南京出席各种大小会议，对国民党当局官员精神面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
“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在那儿做打油诗。”什么“大委员委小委员，中委，执委，监委，委实无聊”，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
“口号喊的震天响，但实际的事一个也做不出”，这是张学良对蒋介石一个最直观的认识。
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养成了一个只信任自我的习惯，对他所有的亲信部下，他控制的都很严格，张学良后来评价是“宁用奴才，不用人才”，也就是这个道理。
蒋介石尽管也有些好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很难贯彻下去，因为国民党当局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没有信仰，只会谋私利，因此他们面对百姓，就只能如封建统治者一样盘剥。
张学良称：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
“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
张学良后来评价蒋介石的失败时这样说：
“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