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国学大师黄侃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无论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还是在私生活中的八卦，无不让人津津乐道。大概是因为他的这两幅面孔都太有吸引力，反而遮蔽了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和轶事。比如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造诣掩盖了他的诗词成就，私生活的花边八卦又掩盖了他的文坛雅事。
《黄侃日记》
近日翻阅《黄侃日记》（中华书局，2007，以下引文出自此者，不再标注）又读到了传闻之外的黄侃，一个熟悉却未听闻过的黄侃。其实，除了大家都熟悉的学者和狂士面孔外，黄侃也是一位藏书家。
他晚年辛苦经营的量守庐虽然无法媲美董康的诵芬室、傅增湘的双鉴楼等著名藏书楼，但是在痴癖上，他毫不逊色，甚至狂士的疯癫有时候还会和书痴合并，从而爆发出夺人眼球的趣事。
在购置量守庐之前，黄侃一直赁屋居住。大概是居住条件有限，所以藏书或堆在客厅的书架之上，或者散落于书桌上，师友凡登门拜访者对其藏书也是一目了然。或者是因为藏书缺乏藏书室之庇护，黄侃的藏书曾遭友人和晚辈“偷窃”。
虽然古人早有“书非借不能读也”之呼吁，但是真正的藏书家往往吝于借书，而于窃书一事，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研读《黄侃日记》可以发现，两次窃书事件让黄侃刻骨铭心。
第一次失窃发生于1922年。
是年1月30日，天气阴寒，一如黄侃当日之心情。东方微晓，黄侃尚在熟睡，其友人陈元璜“迳将慧琳《一切经音义》首册持去”。黄侃“醒后见便坐陈书纵横乃觉之。”
显然，陈元璜清晨便来取书是有预谋的。而黄侃虽然早有戒心，但是却疏于防备。因为陈元璜“去年曾欲借是书，余以将纳之行箧辞。”未经主人同意，即便是借阅，亦是失礼，所以黄侃大骂“真一不足齿之伧也。”骂完了，细思量，还得把书讨回来。
清同治刻本《一切经音义》
于是黄侃“令华儿及庖人陆续往索，复倩杨兴诗代索”，不料陈元璜已抱定决心，闭门不出。黄侃一怒之下，便亲自登门索要。狂士之疯疾一旦发作，自然不会顾及文明人的那套规矩。
陈元璜既然杜户不出，黄侃便“决其窗撦其帽，坏门而入”。一代名士化作拼命三郎，捅破窗户扯着陈元璜的帽子便踢门而入。陈元璜也不甘示弱，“乃以身蔽抽替，且发恶言。”显然陈元璜此举乃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过黄侃考虑“面发赃物，使彼难以对人”，于是改换主意，让陈元璜“以其先人为誓”。陈元璜为了书也是拼了，不惜以先祖为赌咒，这才让黄侃悻悻而去。回到家的黄侃回味此事，依然心有不甘，感叹“此书从此残阙矣，可惋恨也！”
黄侃日记中提到的陈元璜，字特斋，乃陈宝树之子，而陈宝树乃“新选兰山县陈子宣之世兄也”（《郭嵩焘全集·郭嵩焘日记》1888年11月4日，第344页），所以陈亦算是世家子弟。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也曾记载陈元璜拜访一事，并有诗赠之（王闿运《湘绮楼日记》1914年6月23日，第3324页）。
《郭嵩焘全集》
而被陈元璜窃走的《一切经音义》为何让黄侃惋惜不已？原来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于元时便亡佚，幸高丽有藏本，并传入日本。1909年，丁福保等人于日本发现。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四云：“唐沙门慧琳《一切经音义》百卷，余初至日本，有岛田蕃根者持以来赠，展阅之，知非元应书，惊喜无似。”“余既见此本，凡书肆中所有皆购之以馆中土学者。顾后又知其板尚存西京，又属书估印数十部，故上海亦有此书出售，皆自余披剔而出也。”（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辽宁教育出版社，第53页）
料想黄侃所得当是杨守敬带回来的版本，因印数稀少，故属罕见之书。陈元璜大概也是看中此书物以稀为贵，于是据为己有。
4月28日，陈元璜再次不请自来。面对意外之访客，黄侃“以礼待之，徐婉言求其还所窃日本本慧琳《一切经音义》首册”。但是陈元璜“硬赖不承为偷”。不久，“若夔、蔚农至手谈”，被冷落的陈元璜依然赖着不走。黄侃为了防止与友人手谈之际，陈元璜“窃疾又发”，于是让儿子们“将便坐架上书悉移至堂中。”但是吃饭的时候，陈元璜又“至案前，思染指焉”。
为了礼送陈元璜，黄侃“以七姊同饭为辞”，此时的陈元璜方才逡巡而退。大概是被陈元璜的耍赖行径惹恼了，黄侃在日记中痛斥“不意世胄书生，乃如此无赖也。知不可与为巽词，遂庄言绝之，未知后此能免其纠缠否？不能移居，亦一不便事也。”
其实黄侃与陈元璜也算是友人，黄侃的诗文集中尚保留《怀陈元璜》诗一首。在诗中黄侃一方面赞陈元璜藏书“旧业青箱富”，另一方面也怜其“孤怀白眼多”，所以黄侃真诚地表示“怜君日憔悴，有暇愿经过”。但是友情一旦触犯到癖好的时候，黄侃也不再理性起来。为了躲避陈元璜，黄侃居然动起来搬家的心思。名士之行事怪异，可见一斑。
《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
与第一次丢书相比，第二次失书则让黄侃更为心痛。
一是窃书之人乃是黄侃之学生，黄侃将其视为家人，却遭背叛；二是被窃书之数量甚多，且追索无踪。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战火波及南京，一时风云突变，民心不稳。黄侃也追随难民潮，携家人匆匆避祸北平。播迁期间，黄侃的弟子施章修书致黄侃的二子黄念田，信中提及学生董文鸾借书一事。此时黄侃尚不清楚董文鸾是借书还是窃书，只是在日记中抱怨“董文鸾私行还书又还之不尽，使人愠甚”（1932年4月13日）。
4月14日，黄侃一纸书信嘱咐留守南京的侄子黄焯追要董文鸾拿走的书。11日，黄焯回信，坐实了董文鸾窃书之事。得知藏书被窃，黄侃大怒，于是给黄焯寄快函一封，命其将重要之文献寄往北京。担心剩余藏书的安全，于是黄侃命二子黄念田先行回宁。5月2日黄侃“与焯、田书（令寄书目）。”
黄侃
董文鸾究竟是如何将黄侃的藏书席卷而走？最终如何处理？黄侃在日记中并未言明。不过吴梅却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年10月14日，吴梅在日记中记云：“旭初（汪东）谈黄季刚事，令人失笑。先是中大毕业生有董文鸾者，文理不通，不知何缘与季刚要好，留置家中，令课诸子，近一年矣。今岁倭乱，季刚入都，令董守家，董即将其手批各书及曾经校勘者，席卷回盐城。及季刚自北京归，检点旧籍，散失几半，懊丧之至，急足至盐城，则文鸾方鸠工将各书过批也。因即追归，而失去者已不少矣。此事可入《书林清话》中，惜董生不通文理，无足纪录而已。”
由此可知，黄侃视董文鸾为家人，将课子、护家等重任托付。不料董文鸾却将黄侃手批各书席卷一空，令其损失过半。虽然后来追回部分藏书，但是损失惨重。
历史的吊诡在于，黄侃痛恨书贼，但是他自己也曾效仿萧翼赚兰亭。在陈元璜窃书一事发生之后，黄侃的婚姻也红灯高挂，同年7月，他与第三任妻子彭欣缃离婚。大概是离婚之事纠缠不清，所以黄侃便赴友人刘禺生家中求计。
时刘禺生外出未归，其母恐黄侃闲坐无聊，又虑其婚变内心难过，于是便将鞋柜中闲翻之小说取出，供黄侃消遣。此小说便是赫赫有名的晚明说书人柳敬亭的说书底本《柳下说书》。黄侃虽不研治俗文学，但是对于戏曲、小说亦多有关注，且精通版本目录之学，当他意识到此书之价值后，便向刘禺生之母请求“借我此书，缓日奉还。”（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其后，黄侃多以善本馈赠刘禺生，然而只字不提归还之事。此时，刘禺生方醒悟，黄侃乃有意藏匿不还了。黄侃得《柳下说书》后视若珍宝，藏于铁匣中，即便是挚友也“非破箱不得见”。而友人听闻此书，也多想一饱眼福，但是苦于黄侃之吝啬，难以实现。
《世载堂杂忆》
1934年2月25日，在汪辟疆的精心运作下，黄侃终于开匣，捧出了《柳下说书》。当日为了迎合黄侃之兴致，汪辟疆先与黄侃晚餐，席间推杯换盏，相谈甚欢。饭后，又与黄侃打牌，并“负番币三十枚”。兴致高涨的黄侃终于将藏于床下的铁匣取出。匣中藏有其师刘师培之手稿以及《柳下说书》。据汪辟疆粗粗翻阅，这部海内孤本“词极雅驯，其惊心动魄语，亦庄亦谐。”对于书之由来，黄侃亦不避讳，反而大笑曰“此书已入黄阁，裹以黄麻矣。”（汪辟疆《汪辟疆文集·方湖日记幸存录》）
黄侃去世后，其书由家人保管。南京沦陷前，其子黄念田将藏书运到友人鲁亚鹤的采石矶寓中寄存。抗战胜利后，再去寻觅，已散佚无余，仅存《古韵谱》及手批《文始》二册（潘重规《黄季刚先生遗书影印记》）。
《黄侃文集》
刘禺生曾向黄念田问及藏书之情况，不但《柳下说书》不知去向，即便是刘师培之手稿也荡然无存。汪辟疆与刘禺生谈及此书时曾感慨，昔日为见此书，“穷一日之力，费数十金币，捐肴菜果饼多种”，方才阅数种，而南京诸友也只有他一人见过此书。
有趣之处在于，1922年的年初，黄侃还在日记中痛骂陈元璜为“伧夫”，嘲笑世家子弟居然干出窃书之事，不料半年后，他自己也化身孔乙己，窃取挚友珍爱，真乃莫大之讽刺也。
其实，无论是黄侃藏书被窃，抑或是窃取他人藏书，都与射利之徒的行径有着天壤之别。如果要追溯其“犯罪动机”，都绕不开一个“痴”字。自从有私家藏书以来，“黄金散尽为收书”之人如恒河沙数。
黄侃虽无万金之财，但是在藏书方面却是慷慨异常。他自称“辛苦所得奉金，自日用外，悉以用之此中，亦可谓书痴矣”（1930年5月）。而同事胡小石更是直接称他“书淫”。时书价甚昂，一部书动辄几十个大洋。一部《三朝北盟会编》售价40大洋，而同时期的中学教员月薪不过六十七块钱（童岭《读<黄侃日记>随札》）。
黄侃虽然领着教授的薪金，但是在买书方面的任性也让他家无余财。他曾感慨：“戊辰买书从此起，约用三千三百元；己巳用二千元有奇，庚午用二千元有奇。三年来，买书几斥去八千元矣。旧有书亦当费千元有奇。寒士为此，宁非甚痴？”寒士聚书不易，更担忧子孙不能守，所以黄侃教育子女“但愿于学略有成就”，“亦稍能诵读爱惜之”。
《文心雕龙札记》
经过多年积攒，黄侃终于购置了自己的宅子，并且亲自布置了书房。新宅位于太平门附近，共三层，量守庐便位于第三层。书房内共有二十七个书架，另有四架十二箱另放。尽管插架盈楼，但是黄侃仍感觉“架上宜有之书，所缺尚不少，后此尚思时时买之。”
黄侃虽然痴迷于买书，但是与只佞宋元的藏书家相比，他所藏之书并非都是孤本秘籍，有些书也是比较常见的版本，比如《四部丛刊》之类。
汪辟疆对黄侃的藏书有过描述，“经史要籍大略咸备。唐以前类书及丛书较多，至集部则选择颇严。然乾嘉老辈有关于考订及明清掌故者，则在兼收并蓄之列。”因为黄侃藏书只为阅读和研究之用，而非炫博夸耀，所以对于版本并无奢求。黄侃也曾自述其藏书之理念。他认为“讲求版本，乃藏书家之事，我辈但求读书而已，宁有精神敝之此中乎？”对于偏爱版本的藏书家，黄侃揶揄道“黄丕烈临死眷恋宋本《鱼玄机集》，不知何取？叶德辉诮陈东塾不知泽存堂《广韵》，然叶亦不知京师白云观有全部《道藏》也。”
《汪辟疆文集》
所以“能见人间常见书，能搜专门书籍己所致力者，斯亦可矣。”显然，黄侃的藏书观与其治学方法和治学理念密切相关。黄侃治学取法文字、音韵、训诂，尽管他对版本目录之学亦有研究，但是并不沉湎于稀见文献之追逐。
在评价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时，黄侃讥讽王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炫耀后生”，而其所恃不过“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因为得他人未见之文献，所以“可陵傲前人”，实则“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
此番评价固然略显刻薄，但是他对民国初期学风之针砭也算是中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买书、藏书都不以稀见为目标，而是以常见书为主，其治学之特点也在于读常见书中寻求不寻常之发现。
杨树达曾对比黄侃和胡适的治学异同，认为“温故不能知新者谓黄侃；不温故而求新者谓胡适也。”（《积微翁回忆录》）这番评价恰好说明，同时代的学者皆认可黄侃治学不以读未见之书而炫耀。
黄侃致章太炎信札
1935年，黄侃虚龄五十，他曾自誓“五十岁前断不著书”，而即将知天命时，乃师章太炎书联“黄绢初裁好著书”勉励其著书立说。正当黄侃意欲捋起袖子大干一场之际，却因纵情饮酒，胃出血，溘然长逝。
所幸之处在于，黄侃学术覃思和生平轶事却在日记、批注以及友朋的文集中保存了下来。而今将这些散落的信息缀合起来，就是一幅民国时期文人学士的风雅画卷，从中可以觇见那个大师云集的时代，也可以嗅到绵绵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