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里有两大酱油党，宋江用不起，吴用不敢用，排位都比武松高

世人都知梁山好汉个个英勇善战，但你可曾想过，这108将中有两位＂酱油党＂，看似默默无闻，实则位居武松之上？一个是皇族后裔，富可敌国；一个是乡间豪强，家财万贯。这两位功夫平平的英雄，为何能在梁山泊的座次排位中位居前列？宋江为何对他们格外优待？吴用又为何对他们毕恭毕敬？这其中，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梁山的财政困境

梁山泊地处宋朝山东境内，四面环水，易守难攻。然而这样一个号称＂替天行道＂的山寨，要维持日常运转却并非易事。单说吃饭问题，每日三餐就要消耗大量粮食。据《宋史》记载，北宋时期，一个成年男子每月口粮约需要一石，折合现代单位约合120斤。梁山上下除了108将，还有数千喽啰，若按三千人计算，每月便需要三千石粮食。

除了基本口粮，梁山好汉们的饮食标准远非寻常百姓可比。史载宋代富贵人家一顿饭往往有十几道菜，光是一道＂水晶肘子＂就需要整整一只猪腿。梁山好汉们饮酒更是豪放，动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据考证，宋代大碗约能容纳一斤酒，以梁山好汉的酒量，一顿酒席少说也要耗去数十斤美酒。

军需物资的开支更是惊人。北宋时期，一副上等铠甲价值约二十贯，一把精制长刀要五贯，一匹战马少则百贯，名驹更可达千贯。梁山水军又需要大量战船，一艘中型战船的造价就要数百贯。这些装备不仅购置费用高昂，日常维护和更新的费用也不菲。

此外，梁山好汉们还要维持体面的生活。像行者武松这样的好汉，即便不讲究，每年也要添置几件新衣。更别说像玉麒麟卢俊义这样的阔少，穿戴必是精致华贵。单是108将的衣着费用，一年下来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梁山的收入来源看似很多：打家劫舍、沿途抢掠、开设酒馆、打渔务农等。但这些收入都不够稳定。打劫过于频繁会引来官军围剿，打渔务农的收成又受天气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些收入大多是零散银两，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一次重大军事行动的花销动辄数万贯。以攻打大名府为例，光是准备攻城器械、征调民夫、准备粮草，就耗费了大量财力。若没有稳定的财源支持，这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根本无法持续。

正是在这样的财政困境下，梁山最需要的不是能征善战的猛将，而是能够筹措军饷、理财有道的能人。他们需要那些有着稳定商业网络、能带来持续收入的人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柴进和李应这两位＂酱油党＂，虽然武艺平平，却能在梁山排位中位居前列。

柴进的优势与宋江的顾虑

柴进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后裔，在江湖上以＂小旋风＂闻名。作为皇族后裔，柴进在沧州一带拥有大量田产和商铺。据《水浒传》记载，仅其名下的酒楼就有十余家，每年收入上万贯。此外，柴进还掌控着一条从沧州到东京的商道，这条商路不仅运送丝绸、茶叶等贵重商品，更重要的是运送军需物资。

北宋时期，铁器制造受到严格管控。一般商人想要经营铁器生意，需要层层报备。但柴进凭借皇族身份，获得了特许经营权。他的商队不仅可以运送普通铁器，还能合法贩运刀剑等武器。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优势。

柴进在梁山的作用远不止于提供资金支持。他的商业网络遍布京东、河北一带，商队往来频繁，这就为梁山提供了绝佳的情报渠道。通过柴进的商队，梁山可以及时掌握官军调动、地方官员更迭等重要信息。在几次重大战役中，柴进的情报网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例如在攻打大名府时，柴进的商队提前打探到官军的部署情况。他的商队以运送酒水为名，实则暗中观察城防部署，为梁山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些情报价值远超过金钱支持。

然而，柴进的皇族身份也给宋江带来了顾虑。《宋史》记载，北宋政府对皇族后裔管控极严。一旦发现皇族成员参与叛乱，不仅本人要受株连，整个家族都会遭到清算。柴进若公开支持梁山，势必会引起朝廷的特别关注。

更棘手的是，柴进在江湖上广结人脉。他与不少朝廷重臣都有往来，这些关系网络既是优势也是隐患。一旦柴进被朝廷抓获，这些人脉关系很可能会成为对付梁山的利器。

因此，宋江对待柴进采取了十分谨慎的策略。在梁山的重大行动中，宋江从不让柴进出面。即便是攻打大名府这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柴进也只是在幕后提供支持。这种做法既保护了柴进，也维护了他在外界的＂清白＂形象。

在梁山排位时，宋江给了柴进一个颇具深意的绰号——＂锦毛虎＂。虎虽威猛，但这＂锦毛＂二字却暗示着柴进的尊贵身份。这个封号既彰显了柴进的地位，又不会引人注目。正是这种巧妙的平衡，使得柴进能够长期为梁山提供支持而不被朝廷发现。这种处理方式，既反映出宋江的政治智慧，也体现了柴进在梁山中的特殊地位。

李应的背景与吴用的忌惮

李应出身宣州太平府望族，家族在当地经营了数代。据《水浒传》记载，李家不仅拥有大片良田，还掌控着太平府最大的当铺。在北宋时期，当铺不仅是典当生意的场所，更是重要的金融中心。李家的当铺经常为地方官府提供资金周转，这使得李应与地方官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网。

太平府位于长江下游，是南北商路的重要枢纽。李家借助地理优势，逐步将生意扩展到盐铁贸易。北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普通商人难以涉足这一领域。但李家凭借与官府的关系，获得了盐铁经营权。每年光是盐铁生意的利润就达数万贯。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应在江南水师中的关系网。太平府濒临长江，是江南水师的重要驻扎地。李家长期为水师提供粮草补给，与不少水师将领都有交情。这些关系在后来梁山水军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应加入梁山后，其家族的商业网络成为梁山的重要补给线。通过李家在江南的商路，梁山不仅能获得大量物资，还能将抢掠来的财物转换成现银。这解决了梁山长期面临的变现难题。

然而，正是这些复杂的商业和官场关系，让吴用对李应始终保持警惕。吴用深知，李应在江南的关系网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旦李应被官府策反，这些关系很可能会成为梁山的致命威胁。

以一次军需采购为例。梁山准备攻打大名府时，需要大量铠甲和兵器。李应提出可以通过江南的关系采购，价格比市面便宜三成。这个提议看似有利，但吴用却极力反对。因为一旦让李应经手如此大宗的军需物资，他在江南的关系网就会留下痕迹，这对梁山的安全极为不利。

吴用对李应的忌惮还体现在人事安排上。每当涉及江南方面的军事行动，吴用总是建议让其他好汉负责，而不用李应出面。即便是一些需要借助李应关系网的事务，吴用也坚持由其他人陪同处理。

这种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北宋时期，朝廷经常通过经商关系来瓦解反叛势力。著名的方腊起义就是在当地商人的配合下被镇压的。商人的背叛不仅导致了起义军的物资断绝，更造成了大量情报泄露。

然而，梁山又确实需要李应这样的人物。他不仅能提供稳定的物资来源，其在江南的关系网也是梁山无法替代的战略资源。这就造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既要利用李应的资源，又要防范他的关系网带来的风险。为此，吴用在所有涉及李应的事务中都亲自把关，确保其行动不会危及梁山安全。这种复杂的制衡关系，成为梁山内部权力结构的一个缩影。

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

梁山的权力结构远比表面上复杂。宋江虽为梁山之主，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由宋江、吴用、柴进、李应四人组成的微妙权力网络。这种结构在北宋农民起义中极为罕见，更接近于商业组织的运作模式。

宋江作为梁山之主，掌握最高决策权。但在财政方面，他必须依赖柴进和李应的支持。据《水浒传》记载，梁山每次大型军事行动前都要召开筹饷会议。会议上，柴进和李应往往能提供关键的资金支持。例如攻打大名府前，柴进一次性提供了五万贯军资，这笔款项占了整个军费预算的三分之一。

吴用虽为军师，但在资金调度上却无法绕过柴进和李应。一次准备攻打江州时，吴用提出的军需预算高达十万贯。然而，梁山库房仅存三万贯。最终还是通过李应在江南的商业网络，以低息借贷的方式筹集到了剩余资金。

柴进和李应虽然财力雄厚，但他们的影响力也受到制约。柴进的皇族身份使其不能过于高调，而李应的江南关系网又被吴用严密监控。每当他们提出重大建议，都需要经过宋江和吴用的双重审核。

这种制衡还体现在情报系统的运作上。柴进和李应各自都有自己的情报网络，但所有信息必须先通过吴用验证才能上报给宋江。有一次，李应通过江南商路得知官军要派出水师进攻梁山。这个情报非常重要，但吴用仍坚持派人实地核实后才向宋江汇报。

在军事行动中，这种制衡更为明显。以走私军需物资为例，虽然柴进和李应都有运输渠道，但具体路线必须由吴用规划，护送人员则由宋江指派。一次运送火药的行动中，虽然是通过李应的商路，但全程都有吴用指派的人员跟随监督。

财政支出也采取多重审核制度。梁山设有专门的账房，所有大额支出都需要四人会签。即便是例行的军饷发放，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流程。据记载，梁山的军饷发放每月一次，但在发放前要召开财务会议，由四人共同确认支出明细。

这种制衡机制在重大决策中尤为重要。当梁山决定是否接受朝廷招安时，四人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宋江考虑大局，吴用关注军事安全，柴进顾及皇族身份，李应则要维护商业利益。最终的决策必须平衡各方诉求。

这种复杂的权力结构虽然决策效率不高，但确保了梁山的稳定运行。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独断专行，各方势力互相制约又互相配合。这也解释了为何梁山能在各种危机中维持稳定，并最终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掌控财权的关键决策

梁山的财政体系建立在一套精密的决策机制之上。据《水浒传》记载，梁山设有专门的钱库，由宋江、吴用、柴进、李应四人共同管理。每次开启钱库，必须四人同时在场，缺一不可。这种制度在北宋其他起义军中极为罕见。

钱库的日常运作遵循严格的程序。每月初一，四人要召开例行财务会议，核对上月收支。会议由吴用主持，柴进和李应负责提供各自商路的收支明细，宋江则总揽全局。这些财务记录都由专人用双份记载，分别存放在不同位置，以防止任何一方篡改账目。

在军需物资采购上，梁山形成了独特的决策机制。以军械采购为例，首先由吴用提出需求清单，然后由柴进和李应分别提供采购方案。两个方案会详细列出价格、运输路线和可能的风险。最后由宋江在两个方案中择优选择。这种竞争机制确保了采购的性价比，也避免了任何一方垄断供应渠道。

梁山的收入来源也实行分散管理。柴进主要负责北方的商路收入，包括沧州、大名府等地的商铺利润和过路费。李应则掌管江南路线，主要是太平府及周边地区的盐铁贸易收入。两条商路的收入都要定期上缴钱库，但在具体经营上保持相对独立。

一次重大的财政决策发生在准备攻打大名府之前。当时梁山需要筹集大量军费，柴进提议动用他在沧州的商业资产，可以立即筹到五万贯。而李应则建议通过江南的当铺网络筹集资金，虽然过程较慢，但利息更低。最终，在吴用的建议下，宋江决定两种方式同时进行，既保证了资金到位的时效性，又分散了财务风险。

梁山的军饷发放也采取了严格的制度。每月发饷前，必须由四人共同审核花名册。军饷分为银两和实物两部分，银两由钱库直接发放，实物则通过柴进和李应的商路采购供应。这种双轨制既保证了军饷发放的准时性，又避免了单一货币可能带来的通胀风险。

重大军事行动的财政预算更是要经过反复论证。攻打江州时，光是前期准备就召开了三次财务会议。第一次会议确定总预算，第二次会议讨论资金来源，第三次会议制定具体的支出计划。每次会议都要由四人到场，集体决策。

梁山的财政收支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设立了秘密储备金。这笔资金金额不详，由四人分别保管四个部分，必须四人同时在场才能动用。这种制度确保了在紧急情况下梁山依然有足够的财力应对。

即便是在接受朝廷招安后，这套财政决策机制仍在发挥作用。负责清点梁山财产的官员就记载，梁山的账目清晰，收支明细详尽，这在当时的起义军中是极为罕见的。这种规范的财政管理，成为梁山有别于其他起义军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