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在任期间的对华政策紧紧围绕着美国国家利益和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心转移。这些政策既带有冷战式的遏制策略，又试图通过多边合作强化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特别是在与中国的竞争上展现出明显的强硬姿态和多方面的应对措施。

拜登成为四十多年内首位没有访华的美国总统，这一举动标志性地表明了其对华关系的冷淡和抗拒。拜登选择通过区域性同盟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来彰显抗衡中国的姿态，而非通过直接对话来缓和紧张局势。此举被视为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区域和全球影响力的遏制措施。

在经济领域，拜登政府延续了前任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同时加强了对中国企业的限制，以“保护美国技术和数据安全”为由，对华为等企业施加制裁，并扩大对中国科技产业的出口管制。然而，这种策略也带来了负面效果，导致部分美国企业失去中国市场，产品价格上涨，给美国民众生活带来更高的成本压力。

拜登政府通过出口禁令等手段限制中国获取高端芯片和先进技术，试图遏制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崛起。然而，这一政策的短期效果似乎也在冲击美国自身科技行业的发展。美国公司如苹果和高通等对华出口依赖度高，限制科技合作可能导致这些公司市场份额下降，创新步伐放缓，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失去优势。

拜登政府积极联合盟友，推动对中国在南海问题、台海问题上的谴责，试图塑造国际反华联盟。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国家并未全然附和美国的强硬路线，尤其是欧洲盟友在经济和安全上都保持谨慎。美国对中国的频繁指责，反而让一些国家质疑美国的双重标准和可信度，导致美国国际信誉受损。

拜登政府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威慑中国”为由在日韩等地增加军力部署，并在南海展开军事演习。这一政策虽然增强了对中国的防范，但也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使东南亚各国面临更为复杂的外交和安全形势。地区国家在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甚至有声音认为美国的军事扩张只会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通过媒体和政府言论，美国频繁指责中国的新疆、香港政策，将这些问题塑造成中国的“人权危机”。尽管这种策略引发了部分西方国家的共鸣，但中国政府对内的稳定和对外的经济合作并未因此受到实质性影响。相反，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因为不平衡的对华舆论政策反遭质疑，被认为是双重标准的“典型”。

拜登政府还在涉疆、涉藏等问题上施加压力，企图从人权的角度打击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对此进行了严厉反击，认为美国干涉内政是典型的霸权主义行径。这种针锋相对的关系无助于化解对立情绪，反而激化了国际社会对美国“长臂管辖”行为的批评，使其在人权议题上的道德立场变得更加脆弱。

拜登政府的这些政策从表面上看是在强硬打压中国，实际上却反映了美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焦虑和不安。拜登的对华策略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但这种策略也让美国自身面临一系列困境，包括盟友关系的复杂化、国际信誉的下降、经济压力的上升等。美国霸权思维的弊端在全球化趋势下显得日益不适应，国际社会对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呼声也愈发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