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选第一卷系列文章里，有一段三年空白期，那是教员的一段苦日子从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一下就过渡到了1933年8月写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毛选每篇文章间隔期差不多是一年，像三年多的时间没有一篇文章，在整部毛选里都是比较少见的。

理由很简单，这三年对于教员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期间发生的很多事都不便明说。

这三年发生了很多影响重大的事情，比如富田事变，比如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斗争，以及苏区中央局的成立和三人团的到来。

待了快一个月，还在这里写了《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两篇文章。

太深刻了，很多事都是好中有坏，坏中带着一点好。

休养了4个月的教员，接到了让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理论基础，就是这阶段打下的。

其中一些事我们在长征系列文章中，有过详细描述，有些事碍于平台审核规则不能多说，只是一笔带过，甚至是一言未发，只能放在社群里，进行小范围讲解。

毛选里的文章，还是要结合相关背景来看，才便于理解吸收。

01

古田会议后，教员率领红四军会师赣南。

决定采取分兵策略，让部队大胆的四散开来，搞土地革命，发展群众扩红工作，壮大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

为啥一向小心谨慎的教员，会在这个时候搞分兵呢？

因为1930年国民党内斗进入白热化阶段，全国各地的大军阀们，拉帮结派摆出阵势，准备来一场大范围的内战，也就是中原大战。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里，教员曾给出了一个论断：

“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

翻译过来就是，敌人要是在中路团战，咱们就在边路偷发育，敌人要是携重兵而来，咱们就进野区玩躲猫猫游戏。

弱者要想战胜强者，只能这么办，其他路都是找死。

想尽办法避免硬碰硬，制造局部优势，这个套路在全世界都是通用的。道理不需要华丽，管用就行。

当时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这些大军阀们，此前在谈判桌上桌下都闹翻好几次了，最后挑在1930年初搞事，其实也是欺软怕硬。

彼时，他们的欧美主子们被经济大萧条搞得焦头烂额，顾不上在中国搞平衡那一套了。

没了管束，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这些人，就想用武力决出一个雌雄，把生米煮成熟饭，省得天天开会吵些没有用的，归根到底还得看谁拳头大。

摆在明面上的理由都是给人看的，真军阀谁搞辩论哪一套，能出拳头的时候，绝对不含糊。

双方这次搞得挺大，在中原战场上陆续投入了上百万部队，红军周边的很多部队，都被拉到中原战场干架去了。

所以教员才会放心大胆的采取分兵策略，去发动群众。

1930年5月，教员带部队在寻乌只能说唯物辩证法，原本军阀们内战，减轻了红军的外部压力，结果外部的压力一小，内部矛盾就得到养料发展起来了。

彼时，在立三路线统治时期，教员对上面的很多指示都有不同意见，这种分歧在红军大踏步发展时期，越发尖锐，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分歧。

后面又一系列因为红军发展方向和对敌策略的矛盾对抗，导致教员开始对地方党团生出了不信任感，其中又牵扯到了一些遗留问题，以及当时的党内风气比较紧张。

矛盾来了一个总爆发，弄出了很多事。

02

地方上有矛盾，上面也有矛盾。

王明就是在这个时期向李立三发难夺权的，四中全会后高级领导层相当于来了一次大换血。

随后就进入了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斗争。

在这个斗争期间，三中全会后派到苏区，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央局，跟后面四中全会派到苏区的三人团，都带着各自的路线而来，也都碰到了教员这根铁钉子。

尤其是四中全会后，博古等人弄出了很多风波，还炮制出了罗明路线的大帽子，很多人都受到了牵连。

按理说，博古等人把声势弄的这么高，牵涉的人群这么大，在这么大的排斥力量下，一直不愿意低头服软的教员，是很难做到自保的。

但偏偏共产国际很早就发话了，直接进行了干预，点名要保教员。

“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这就相当于一道护身符，只要教员自己不在关键时刻采取过激行为 ，搞出不可收拾的后果，那博古等人是没有办法真拿教员怎么样的。

对于在上面挂上了号的人，不管是死是活，都得有合理的交代，不然下一个要交代的就是自己。

为啥远在天边的共产国际会注意到教员呢？

有印象的朋友，应该记得我在读毛选系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篇文章里，着重提到过。

当时教员这篇报告，虽然被陈独秀故意置之不理了，但分管宣传的瞿秋白却很重视，不仅出版了，还把这篇文章发到了莫斯科。时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布哈林，看到了这篇文章后，认为写的很好，在全体会议上做了表扬：“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随后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俄文和英文，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出版了。

共产国际的领导们，从此就记住了教员的名字，认可了他的才华，是个值得培养的好苗子。

知道这些，很多事事情就串联上了。

要是孤立的读毛选，很多事情就搞不清原委。

我记得《人世间》里姚立松有句台词：“不要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就算是一块破抹布给盖上了，这金子也不能发光。”

很多人抱怨自己埋头苦干，什么脏活苦活累活都干了，最后算功劳却没有自己的份，很委屈。

这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能看见他人的长处是一种能力，但能被他人看见，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想要被重视，得到更多支持，那就要有技巧的展现自己，自己不展示，他人总不能打开你的头脑，翻找你的才华在哪吧。

就如同有些人不愿意谈钱，怕丢人，但又想要很多钱，那钱只能远离你。

不要怕被骂，只要干事就一定会被骂。

03

1933年2月，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被排挤出中央，已经在长钉福音疗养院 。

但这是有代价的。

回来工作的前提是公开教员的“错误”观点，也就是要让众人都骂一骂他，削弱教员在党政军内的威信。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相当于变相的妥协，刚吵完架没有多长时间，就重新出来负责领导工作了，总得有点说法，起码得给博古这些领导们一个台阶下。

这个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是一块扎手的硬骨头。

1933年1月底，老蒋到南昌亲自兼任江西“剿共”总司令，要亲自指挥4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

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刻，在苏区面临经济封锁的时期，把教员调回来负责政府和经济工作，让他当这个后勤大总管，搞钱搞粮食搞物资，其中意味不言自明。

在博古等人的认知里，教员是搞军事的好手，对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不怎么擅长，并且战时状态，政府工作的地位相对于军事来说，是比较低的，处于服从地位。

换句话，教员主持的工作，一个干不好，就容易授人以柄。

换一般人自然是抱怨连天了。

比如后来让张国焘去当边区政府主席，那个主席可比这个主席好干多了，结果张国焘干了几天后，就觉得困难，直接撂挑子不干了，在回忆录提起这件事时也是抱怨连天，认为是教员那边有意为难自己。

但教员就不一样了，既然上面给命令了，自己也接了，那就要把这事干好。

当时中央苏区大约有300多万人口，主力红军加上地方武装大概有10万人，供养压力极大。

1932年后，老蒋还在中央苏区周围布置了纵深上百里的封锁网，基本掐断了苏区的食盐、布匹、西药供应。

国民党那帮人还是挺狠的，先把苏区周围的食盐和粮食都收缴了起来，然后弄了一个食盐公卖局，每人每个月最多能购买1斤盐，一次最多购买三四钱的食盐，也就是15-20g盐。

搞得苏区内部食盐奇缺，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西药、布匹等靠外进口的物资，价格也十分昂贵。

苏区内的粮食到是不缺，但分布不均匀，有些地方不缺粮，有些地方发生饥荒。

在严厉的经济封锁下，苏区内的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运不出去，急缺的物资运不进来。

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满意度很低，搞得扩红工作也不好展开，部队的供给也有困难。

情况再恶化下去，老蒋的部队不用打进来，苏区自己就垮了。

04

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后，教员并没有着急从经济生产上着手，而是先拿政府机构开了刀。

教员发现，因为苏区面临很大的军事威胁，导致大部分干部都只重视军事工作，而没有人关心经济工作。

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人，都认为现在是战争时期，去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的生产工作，不划算，去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也显得没有意义。

而且很多干部都说，围绕军事目标搞后勤工作都忙不过来了，根本没有时间去搞经济建设工作，如果有人搞经济工作，反而会被骂右倾。

在战争第一的环境下，究竟如何认识经济工作呢？

教员的回答是：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越是着急达成某种目的，就越要先去壮大达成这种目的的条件，想满足战争需求，就得先解决群众的需求。

教员先费了一番功夫，让政府里的主要干部们，都理解了这番道理。

随后从制度入手，先把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制度健全了，规章制度都弄出来，把规矩立起来，随后要求各部门制定工作计划，自己给自己设一个KPI，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

并针对苏区的经济问题，设立了各级国民经济部，把组织体系先打通了。

人被组织起来后，接下来就是布置任务。

当时苏区下辖二十八个县，要想传达布置新任务，就得把各地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叫过来，开经济建设大会，这样的大会一共开了两次。

第一次是1933年8月12日召开的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第二次是内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

像这样专门谈经济建设的大会，还是苏区成立后的头一次。

而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的《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

后面的那篇《我们的经济政策》，是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重要内容，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则是报告的结论部分，是一篇大报告里，拆分出来的两篇文章。

这个大会开完半年多，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红军在苏区就待不住了，到了10月份开启了长征。

结果，有人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教员的工作没有干好，没能为红军提供有利的后勤保障。

这就属于乱打一耙了。

就连博古在传给王明的消息中，也承认，教员是“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意思是说教员有路线错误，但在具体工作上没有错误，干的很好，没有任何把柄。

总结起来，教员在主持政府工作期间，全部在围绕提高群众生活满意度、解决群众问题在进行，正如教员所说：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

“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老百姓的确没有太多知识，也不懂什么新词新概念，但老百姓的要求也很简单。

把生活上遇到的问题解决掉就行，也不要求一下全部解决。

只要问题在减少，日子在变好，老百姓心里自然就有数了。

05

在教员主持政府工作期间，一边主持政府工作，还一边要处理其他干扰，当时反罗明路线弄的很厉害，波及了很多人，明眼人都知道矛头直指教员。

可博古碍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办法来强的，就想了一个点子，要送“毛、周到苏联养病”。

这一想法也被共产国际拒绝，据吴亮平回忆，有次中央开会讨论财经问题，在会议快完毕时，博古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是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所以不同意毛去苏联养病。

后来中央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也就是长征，却没有跟教员说。

博古、李德起初是不想带教员走的，结果提议一提出，就被众人否决了，据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结合这段历史，再回看《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几篇文章，想必会有更多感慨。

后面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则是长征结束后，已经到了陕北瓦窑堡时写的文章了。

（《怎么分析农村阶级》是教员在领导查田运动时，看到了很多查田的乱象，把富农地主中农混起来批的情况屡见不鲜，为了区分弄个统一的标准出来，就写了这篇文章，算是基层查田工作人员的指导手册。）

那这几篇文章究竟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内容呢？

值得学习的有不少，但核心重点其实已经被教员总结好了，就放在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里，讲起来就一句话：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

知道了这段历史后，从这几篇文章之外，也可以读出很多东西，可以说，这几篇文章见证了教员身处逆境时的不屈姿态。

那段时期，教员名义上是主席，可身处逆境，处处受到打压，处境十分艰难。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员还把自己经手的每一件工作，都竭力干好了，干出了重要成绩。

还利用这段时间，看了很多马哲书，后来的《实践论》、《矛盾论》很多人在逆境中，不要说工作看书了，就算是保持一个健康的情绪状态都颇为艰难。

不得不服，能走上高位的人，智慧、勤奋程度、情绪控制是样样不缺，常人哪怕是占据一样，都足以改变命运了。

或许也只有了这些能力，才有资格去尝试肩负起更沉重的责任。

但教员也不是天生就有了这些，正如我们上一篇文章的聊的，教员年轻时，也是有一些短板的，只是后来逐渐改正了。

低谷期也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教员回忆这段经历，也是印象深刻，感慨万千。

他说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