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编辑：流云
1949年5月，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司令的陈诚颁布了《台湾省戒严令》。禁止、集会、请愿、游行以及一切与大陆之间的联系。凡有违反者，轻则管教、监禁，重则入狱甚至判处死刑。
直到1987年，与大陆家人隔绝了近40年的老兵们的内心呐喊彻底爆发，要求台湾当局开放政策，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
如同这首歌唱的一样“我们隔着迢遥的山河，去看望祖国的土地”。老兵们已经垂垂老矣，再不回家就没有机会回家了。
和这些老兵们一样，高秉涵的心酸故事，也是从那一年的逃难开始的。
13岁离家南下求学，随后学校被解散，随国民党军一路南逃
1948年9月底，济南解放。在菏泽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仓皇难逃。
10月的一个清晨，13岁的高秉涵被母亲带到了菏泽城里的一个小广场。他将在这里坐上南下的马车，投奔国民政府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送他的只有母亲一个人，做校长的父亲，在1年前就因为国民党的身份已经被解放军击毙了。
那时正是石榴红的时候，走的时候他的奶奶就顺手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上摘下一个石榴，对他说：春生，这个石榴等你上车以后再吃。高秉涵就这样一手拿着石榴，一手牵着妈妈的手，离开了家。
上了车，高秉涵想起了奶奶的话，就开始啃石榴。车子开始缓缓启动，走了差不多20多公尺的距离，他的同学碰了他一下，说：你的母亲在跟你打招呼。
高秉涵当时没怎么在意，就多啃了一口石榴功夫，等他回头再去看母亲的时候，车子这时候恰好一个拐弯，母亲看不到了。
他突然觉得手里的石榴不甜了，他把石榴甩掉，一直哭。从那个时候开始，高秉涵不再吃石榴。
高秉涵踏上南下求学的路程，然而他只在“流亡学校”待了短短几个月。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溃败，国民政府无暇顾及流亡学生，学校解散。高秉涵也失去了最后的依靠。
高秉涵的母亲在他临行前跟他讲过：此番南下求学，还不知道今后学校的情况如何。如果要继续流浪，你就跟着国民党的部队走。他牢记着妈妈的话，就一直跟着国民党南逃。
一路上，如果运气好，部队吃饭时高秉涵也能分得一些饭食，运气不好，就把部队吃剩的东西捡来吃。逃难让13岁的高秉涵吃尽了苦头，自从1948年9月离家南下，1年的时间里，高秉涵跟着部队走过了6个省份，2000多里路。
错位最后一次留在大陆的机会
到了福建龙岩，高秉涵被国民党收为了学兵，成为了部队的一员，住在了一个寡妇的家里。在这里他有过一次留在大陆的机会。
那个寡妇对14岁的高秉涵说：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儿子？
高秉涵说：我要回家，我想妈妈
寡妇说：你所在的那个部队，很有可能要到台湾去。如果你去了台湾，一过海，回家就不容易了。你做我的干儿子，长大以后，你随时可以回山东。
高秉涵觉得这个寡妇说的有道理，他决定留下来，就做这个寡妇的干儿子。在离开部队的当天，这个想当母亲的女人把高秉涵藏了起来。高秉涵也庆幸自己能够留在这里，并幻想，再过两年，他就可以回到山东菏泽老家，去找他的妈妈、奶奶、弟弟、姐姐。
然而仅仅过了7天，在那天的凌晨，4个穿便服的兵带着短枪找到了他。原来是部队走了以后，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高秉涵，所以又找回来了。在那个晚上，高秉涵都没来得及跟寡妇打声招呼，就被人押着朝部队部队方向赶去。就这样高秉涵失去了最后一次留在大陆的机会
1949年10月16日凌晨，厦门海滩上乱作一团。大部分都是撤退的国民党官兵和家眷，还有不少是难民和商人。他们惊恐的传说着解放军很快就要打过来的消息，等待着从台湾过来接他们的救命船。14岁的高秉涵也跟着逃难的人潮也来到了这里。
大家都相信会有船来接，然而这一次只来了两条登陆艇。所有人都乌泱泱的往船上挤，没有人维持秩序。跌倒的就被人踩在脚下，再也起不来。船就那么大，有些船下当兵的看到船上没空位了，就直接开枪打死人，然后再往上爬。船上当兵的看到船下有人开枪，于是也开枪反击。一时间，海水染成红色。
高秉涵就这样被裹挟在人群里，踏着尸体，幸运的挤上了船，去了台湾，并在那里度过了他大半个人生。
他乡遇故知，命运发生转折
经历了九死一生，来到台湾，他们却发现，活下去更加的不容易。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工作，无处安身。车站、仓库、甚至寺庙里都挤满了人。
高秉涵是幸运的，他在火车站找到了一份卖盒饭的工作。一天，高秉涵在车站替朋友代班，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是他们小学的校长，与这个人的会面，使的高秉涵的人生发生了转折。
校长问：你跟谁来的？
高秉涵说：我是跟着难民潮来的。
校长说：孩子，你要读书，趁你年龄还年轻。
高秉涵说：我不要读书，我想家，我要回家，我想妈妈。
校长说：我们这一辈子还能不能回家已经不知道了，反正你趁机会要读书，你妈妈送你出来就是为了让你读书，你读书就是孝顺你妈妈。
于是高秉涵在校长的指导下，去到台北的一个中学的夜间部开始继续学习，生活开始安定下来，但是想家的情绪无论如何都无法抑制。高秉涵不知道多少次，在梦中回到了菏泽老家，家中妈妈正在做饭，弟弟在院子里玩耍，奶奶站在石榴树下，微笑的看着他。一切是那么的真实，可是醒来就又是空欢喜一场。
平常他可以跑到同学家去玩，可到了除夕、大年初一，这些个团圆的日子，他看到别人穿新衣、戴新帽，一团欢笑，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个外人。所以一到这些天，他就不出门。每年的大年初一，他都要跑到山上，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大声的哭，大声的叫。妈妈！妈妈我想你！
在特殊的岁月里，是容不下相思的
从1949年到1987年，将近40年的时间，身在台湾的老兵们度日如年，大陆音讯全无，家中亲人不知生死。他们迫切的想回家看看，然而，这个简单的要求，在严酷的戒严令面前，竟显得那么脆弱。
想家、想父母，那是人之常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台湾，这种思念是会要人命的 。
年轻的高秉涵就曾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士兵因为想回家而被枪决。而这个判决还是高秉涵亲手做出 的。
高秉涵在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以后，分发的时候，他的第一志愿选的就是金门。因为他当初就是从厦门来到金门，然后再去到台湾。他想着如果能到金门，客观上讲这是离家最近的地方。虽然不能回家，但是可以看到对面的山河，多少有一点安慰。
在金门战区，有十多万官兵，思乡是他们的一种集体病。看着与大陆越来越紧张的局势，就感觉回家的希望就越来越渺茫。绝望之极，有人选择了自杀，比如坠海、上吊，有的干脆在训练的时候故意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还有的人选择了逃跑。
有一天，金门岛上逃跑的一个士兵被抓了回来，案子由高秉涵审判。
这个士兵是在早上起来给母亲抓药回去的路上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的。他母亲半身不遂，父亲是一个老渔民，很早就淹死了。所以他被抓了以后，他家就剩下半瘫的母亲一个人。
他被抓到台湾后当了兵，部队轮换的时候，来到了金门，驻扎在小金门位置。天气晴朗的时候，就可以从驻地看到他大陆家的屋顶。后来，思乡心切的士兵，抱着一个轮胎，在海里游了一夜。但是，他没想到，后面在游的时候弄错了方向，天快亮的时候，他又游回了金门海岸。
高秉涵问这个兵：你知不知道金门属于战地，战地逃亡是要判死刑的？
士兵说：我知道。
高秉涵：你知道，你为什么还要逃？
士兵说：因为对面是我的家，我只有一个母亲，我想我的妈妈。没有逃出去虽然会被枪毙，但至少逃跑有一半的希望。如果我不逃，我就没有希望见到我妈妈。
在执行枪决的时候，高秉涵问士兵：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士兵说：我希望快一点枪毙，我的肉体已经没有办法再见到妈妈了，但是我的灵魂可以。如果我的妈妈已经死了，那我就能够早一点跟妈妈相会，如果我的妈妈还没有死，那我就可以守候在她的身边，看着她，直到她来与我相会。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高秉涵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杀死想母亲的人的刽子手，可是在那种特殊的岁月里，也是容不下相思的。
随着时间的流转，台湾进入了蒋经国时代，所谓的“反攻大陆”成为泡影。老兵们对家乡的回忆也越来越浓
高秉涵也在这个时候离开了军界，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当他知道这一辈子再也不可能回去的时候，他在想：以后，如果自己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了，他该如何向他们介绍他在山东菏泽的那个家？如何让他们知道老家是个什么样子。
没有照片，所以他开始写回忆。他什么都写，全是一些很琐碎的小事。
写自己家的草有多少种，有节节草、有茅草、有白马尿，
写家里有几条狗，大狗叫什么名字，是什么颜色，脸上还有个花，
写家里还有哪些树，有榆树、柳树，
写家里还有什么人，奶奶是哪个村庄的人，姓什么。
写隔壁家二狗奶奶他们家的狗是什么颜色。。。
就这样一直记，一直记，又记了差不多10年。最后这些回忆日记就像一本相册一样，成为了他的同乡互相借阅的一个好题材，成为大家共同的一个回忆。
几十年的台湾生活，并没有磨灭家乡的一草一木，老兵们依旧是乡音难改。他们坚称自己是“旅居台湾”，只是这个旅居一词，包含了太多的无奈和艰辛。
到了80年代，当初随蒋介石去往台湾的士兵，大多都已经临近暮年，怀乡思亲之情越来越强烈。
其实早在1979年元旦，大陆就已经表明了中共开放台湾民众回乡探亲的政策，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设法与大陆亲人取得联系，高秉涵那时也是其中的一员。
1979年高秉涵写了一封信，拜托美国的同学寄往大陆。他不知道家里的妈妈是否还健在，身体还好不好。于是高秉涵在信里特别的强调，他说：妈妈，我要坚持、我要活下去，我要你看着我活着回来。也希望我到时候能够见到活着的妈妈。
他觉得，如果他的妈妈还活着，在她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她一定会撑着等待他回去。
然而30年的时间，大陆的行政区域早已重新规划。到了第二年的5月份，他才收到弟弟的回信，在他弟弟接到信件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已经去世1年多了。
弟弟在回信中说：大哥，自从你走了以后，我们家里边几乎没有笑声。每年的除夕，吃年夜饭的时候，妈妈都会在她的旁边摆上一副碗筷。然后自言自语说：‘春生，过年了，不管你是活着还是死了，你陪妈妈吃一餐吧’。然后妈妈就用筷子夹点菜放在碗里边，然后接着说：‘春生，你吃吧！’然后妈妈就哭着到房间里去了。
信中还说：自从大哥走后，除夕的晚上妈妈从来不吃年夜饭。母亲去世后，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一件小棉袄，另外一个就是大哥小时候的一张光头的照片。
迟到一年的信，让高秉涵自责半生，痛心不已。但政局变幻、世事变迁，又岂是他能够左右的。从接到弟弟的回信的那时候起，高秉涵就在自己台北的家里为母亲立起了牌位，每天为母亲上香、行叩拜之礼，无一日断绝。
1991年，56岁的高秉涵终于踏上了回乡的路。少小离家，老大回。尽管此时母亲已经不在了，姐弟已经搬离多年。但是在高秉涵的心里，故乡还是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故乡。那里有他的节节草、老槐树，还有隔壁二狗奶奶家的那条大黑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