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和沈醉先后提审女汉奸川岛芳子 结果为何一个捏柿子一个碰钉子
1945年深秋的北平，草岚子监狱里关押着一位特殊的女囚犯。她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从被捕的那一刻起，这位受过专业特工训练的女间谍就表现出惊人的心理素质，面对军统特工的审讯始终不为所动。直到1946年3月，军统局局长戴笠亲自出马，短短一次提审就让这位顽固的女间谍彻底崩溃。然而在戴笠遇难后不久，他的下属、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再次提审川岛芳子时，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境。同样是军统要员，为何两人的审讯结果天差地别？是手段的高低之别，还是背后另有隐情？这其中又牵扯出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一、川岛芳子的特工生涯
1906年，川岛芳子出生于北京，原名爱新觉罗·显玗。她是清末满洲皇族萨克达亲王的嫡女，三岁时被日本人川岛浪速收养。川岛浪速是日本情报机关在中国的重要特务头目，他将川岛芳子培养成一名专业特务。
1927年，川岛芳子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正式进入日本情报机关工作。她利用自己的满洲皇族身份，以＂蒙古公主＂的名义在华北活动。在张学良统治东北期间，她打着＂满蒙独立＂的旗号，暗中为日本军部收集情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川岛芳子在北平、天津等地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络。她以经商为掩护，在北平开设了＂东方艺术社＂，专门收集中国政要的情报。此外，她还以＂满蒙文化协会＂的名义在华北各地设立分支机构，为日本军部传递军事情报。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川岛芳子成为了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重要成员。她以伪满洲国贵族的身份在北平活动，与多位国民党高层建立了私交。这些关系后来成为她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渠道。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川岛芳子的特务活动进入高峰期。她以＂和平运动＂为名，暗中策反了多位国民党军政要员。1938年，她协助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了天津英租界＂田代事件＂，导致英国在华北利益受损。1940年，她又参与策划了北平＂新民会＂的组建，为日本的华北统治招募汉奸。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川岛芳子开始为日本军部搜集美军情报。她以香港和上海的商界名流身份，打入了盟军情报圈。据统计，仅1942年至1944年间，她就为日本军部输送了近百份重要军事情报，其中包括美军在太平洋的部署计划。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川岛芳子并未随日军撤退，而是继续留在北平。她试图利用多年积累的关系网络逃脱法律制裁，但最终仍难逃被捕的命运。据当时的军统档案记载，在她位于北平西城区的住所中，搜出了大量秘密文件和通讯设备，这些都成为后来审判她的重要证据。
二、军统的围捕与审讯
1945年10月12日，北平下起了绵绵细雨。一支由军统特工组成的抓捕小组在北平西城区展开行动。经过两个月的秘密侦查，他们终于确定了川岛芳子的藏身之处。这次行动由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亲自指挥，参与行动的特工多达二十余人。
当天凌晨三点，抓捕小组分成三组包围了川岛芳子位于西城区的一处四合院。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日本特务机关的要员并未设置任何防卫措施。军统特工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正在熟睡的川岛芳子。她被抓获时，床头还放着一把装有子弹的手枪，但她并未来得及使用。
在搜查川岛芳子的住所时，军统特工发现了大量重要文件。这些文件中包括她与日本特务机关的往来电报、华北地区情报网络的人员名单，以及一份详细记载其特务活动的工作日记。特工们还在房间的暗格中搜出了大量金银珠宝和外国货币。
川岛芳子被押送到位于草岚子的军统看守所后，军统立即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审讯小组。这个小组由军统局特务处的老手组成，成员都是经验丰富的审讯专家。然而，让审讯人员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东方mata hari＂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抗审能力。
在最初的审讯中，川岛芳子采取了完全不配合的态度。她不是装疯卖傻，就是声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即便面对确凿的物证，她也能找出各种理由搪塞。审讯人员使用了多种审讯手段，包括疲劳审讯和突击审讯，但都收效甚微。
11月初，军统特务处处长毛惕园亲自主持审讯，试图突破川岛芳子的心理防线。毛惕园采用了以情入手的策略，承诺如果她配合调查就给予宽大处理。但川岛芳子对这种怀柔手段早有准备，她装作感动的样子，却始终不透露任何实质性的情报。
到了12月，军统又换了一种策略。他们将搜获的文件整理成证据，希望用事实说服川岛芳子认罪。然而，川岛芳子对每一份文件都提出质疑，声称这些都是伪造的证据。她甚至反过来指责军统特工在抓捕过程中栽赃陷害。
1946年初，军统已经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审讯，但收获依然有限。川岛芳子始终没有交代她在华北建立的特务网络，也没有透露任何关于日本特务机关的重要情报。军统北平站的审讯人员甚至开始怀疑，是否还能从这个狡猾的女特务口中得到有价值的情报。
就在审讯陷入僵局时，军统局长戴笠决定亲自出马。这个决定改变了整个审讯的局面，也揭开了川岛芳子案件的新篇章。
三、戴笠的审讯手段
1946年3月15日，戴笠抵达北平草岚子监狱。这位军统局长此行不仅带来了专门设计的审讯设备，还带来了一支精干的特务小组。在审讯室内，戴笠安排安装了特制的强光灯，这种灯具可以在瞬间发出刺目的白光，用于打破审讯对象的视觉平衡。同时，他还在审讯室的隔壁设置了一间刑讯室，摆放着各种刑具，目的是制造心理压力。
戴笠的审讯手段与之前的军统特工截然不同。他首先命人将川岛芳子带到审讯室，但并未立即开始审讯。相反，他让川岛芳子面对着强光灯坐了整整四个小时。期间，审讯室外不断传来金属器具碰撞的声音，这些声音是戴笠特意安排的。
到了下午，戴笠才正式开始审讯。他没有询问任何关于特务活动的问题，而是直接告诉川岛芳子，军统已经掌握了马汉三叛变的证据。这个消息对川岛芳子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原来，马汉三作为军统北平站站长，暗中与川岛芳子有勾结，并帮助她隐匿了大量重要文件。
接着，戴笠拿出了一把装饰华丽的日本武士刀。这把刀名为＂九龙宝剑＂，是日本特务机关的重要信物。戴笠告诉川岛芳子，这把刀是从马汉三的秘密仓库中搜出的。根据军统掌握的情报，这把刀原本是日本特务机关赠送给川岛芳子的信物，后来被她转交给马汉三作为投诚的证明。
戴笠的这一招显然击中了要害。他随后又出示了一份详细的文件，记录了川岛芳子与马汉三的多次秘密会面。这些会面的时间、地点都精确到分钟。更重要的是，文件中还包含了他们的谈话内容，显示马汉三不仅帮助川岛芳子转移财产，还计划在适当的时候协助她逃往东北。
在确认马汉三已经被军统控制后，川岛芳子的抵抗开始动摇。戴笠抓住这个机会，向她展示了更多证据，包括马汉三的亲笔供词和多份秘密文件的照片。这些材料都指向一个事实：她在北平的地下网络已经被全面摧毁。
最后，戴笠使出了关键一招。他告诉川岛芳子，如果她继续抗拒，军统就会对她使用一种特殊的审讯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日本特务机关缴获的，据说能够让人在极度痛苦中保持清醒。为了证明这一点，戴笠命人将一名特工带到审讯室，演示了这种刑具的使用方法。
在这种多重压力下，川岛芳子最终选择了坦白。她不仅交代了自己的特务活动，还提供了日本特务机关在华北地区的详细情报网络。这些情报帮助军统破获了多起潜伏案件，抓捕了大量隐藏的日本特务。
这次审讯持续了整整八个小时，当天深夜才结束。戴笠离开审讯室时，已经掌握了足以判处川岛芳子死刑的全部证据。这次成功的审讯，不仅展现了戴笠高超的审讯技巧，也为军统在战后清剿日本特务网络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沈醉面对的困境
1946年3月27日，戴笠在一次空难中不幸遇难。这个突发事件对军统局的工作造成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在处理川岛芳子案件上。作为接替者，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被指派负责继续审讯川岛芳子，以补充和完善之前的供词细节。
4月初，沈醉抵达北平草岚子监狱。与戴笠不同，沈醉选择了更为正式的审讯方式。他首先调阅了之前的所有审讯记录，特别是戴笠审讯时的笔录。根据这些资料，沈醉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审讯计划，准备逐一核实川岛芳子供述中的关键情报。
然而，当沈醉第一次见到川岛芳子时，情况就出现了意外。这位日本女特务不再是戴笠审讯时那个配合的态度，而是表现出强烈的对抗情绪。她否认了之前向戴笠承认的多项罪行，声称那些供词是在威压下被迫做出的。
沈醉随即调整策略，他拿出了戴笠审讯时收集的证据，包括那把＂九龙宝剑＂和马汉三的供词。但川岛芳子对这些证据提出了新的质疑。她声称＂九龙宝剑＂只是一把普通的日本军刀，根本不是什么特务机关的信物。至于马汉三的供词，她则表示那是军统伪造的。
面对这种情况，沈醉试图重现戴笠的审讯手段。他同样使用了强光灯和心理压力，但效果却大不相同。川岛芳子似乎已经适应了这些审讯技巧，而且表现出了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她不但拒绝回答问题，还经常用满语和日语混杂的话语转移审讯重点。
4月中旬，沈醉改变了审讯方向。他开始调查川岛芳子在1937年至1945年间的具体活动。这段时期是她特务生涯的巅峰，涉及多起重大案件。但川岛芳子对这段经历的交代前后矛盾。有时她承认参与了某些情报活动，有时又完全否认。这种反复无常的态度让审讯陷入了困境。
更棘手的是，随着审讯的推进，一些新的问题逐渐浮现。例如，川岛芳子提到了几个军统内部的秘密，这些信息本不应该被她知道。沈醉意识到，军统系统内部可能还存在着其他内奸。但由于证据不足，这条线索最终无法深入调查。
到了5月，沈醉的审讯陷入了僵局。他无法确认川岛芳子的哪些供词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更重要的是，她在戴笠审讯时提供的一些重要情报，现在都无法得到进一步核实。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案件的进展，也给军统的后续行动带来了困扰。
最终，沈醉不得不承认，他在审讯川岛芳子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位经验丰富的军统要员发现，即使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和先进的审讯技巧，要真正突破一个专业特工的心理防线仍然是极其困难的任务。而戴笠当初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显然是有其独特之处。
五、最后的审判
1947年1月15日，北平地方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正式成立。这个专门负责审理川岛芳子案件的法庭由五名资深法官组成，其中包括两名军事法官和三名民事法官。法庭选址在北平前门大街的一座民国建筑内，这里曾是清末时期的刑部衙门。
开庭前，检察官准备了长达两百余页的起诉书。起诉书详细列举了川岛芳子自1931年至1945年间的特务活动，包括23起重大情报案件和12起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其中最为关键的证据是她在1937年协助日军侵占华北地区时提供的情报，这些情报直接导致了多个中国军事单位的覆灭。
1月20日，第一次庭审正式开始。法庭外聚集了大量民众，他们中有不少是川岛芳子特务活动的受害者家属。法警押解川岛芳子进入法庭时，她穿着一件素色旗袍，面无表情地走上被告席。
在为期三天的庭审中，检方出示了大量物证，包括川岛芳子的亲笔供词、往来电报、会议记录等。最具说服力的是一份日本特务机关的机密档案，这份档案详细记录了她在1939年至1943年间领取的特务经费，金额高达白银十万两。
辩方律师则提出了三点主要抗辩。首先，他们质疑川岛芳子的国籍问题，认为她作为满洲皇室成员，不应受中华民国法律审判。其次，他们声称川岛芳子的部分活动是被迫进行的，并非出于本意。最后，他们提出了证据来源的质疑，认为部分物证的获取程序存在瑕疵。
1月23日，检方传唤了关键证人马汉三。这位前军统北平站站长详细交代了川岛芳子如何利用其职务之便，建立了一个横跨华北地区的特务网络。马汉三的证词得到了多份文件的佐证，这些文件显示川岛芳子不仅接受日本特务机关的直接指挥，还在战争后期策划了多起破坏中国军事设施的行动。
在最后陈述环节，检察官提请法庭考虑川岛芳子的累犯情节。资料显示，她早在1934年就因间谍罪被捕，后来被日本特务机关营救。这一前科记录成为了量刑时的重要依据。
2月13日，经过近一个月的审理，特别军事法庭作出最终判决。法庭认定川岛芳子犯有间谍罪、叛国罪等多项重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全部财产。判决书长达八十余页，详细列举了每项罪名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宣判后，川岛芳子提出上诉。但上诉法庭在3月5日驳回了她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3月25日，最高军事法院核准了死刑判决。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曾通过外交渠道要求中方从轻处理，但被断然拒绝。
1948年3月7日清晨，北平电台播出了一则简短的新闻：川岛芳子死刑判决已于当日在北平郊外执行。整个执行过程只用了不到十分钟，随后她的遗体被送往火葬场火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