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是古代封建极权统治的具象化，而凌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从北宋时期被写进法典以来，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到明朝时，凌迟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体系。

按规定，执刑的刽子手已强如兰州拉面馆的操刀师傅，从哪儿下刀，每次割多少，都能掌握得分毫不差。一场行刑要持续几天，犯人求死不能，直到达到规定的刀数后才能解脱。

由此来看，此时凌迟早已超出了肉体惩罚的范畴；无论对受刑者还是围观者，它都上升为一种精神层面的摧残。

清朝末期，慈禧曾下令对一名不到6岁的幼儿执行凌迟，行刑当天，刽子手只割了两下，幼儿就疼晕过去。在场的四川总督骆秉章实在看不下去，连同几位同僚站出来为其求情，哪知慈禧当即驳回，并作出指示：谁要敢再为犯人出头，同罪同罚！

结果，历史上就多了这么一种说法：这个可怜的小孩就被清廷关了足有9年，每隔一点时间便拉出来剐两下，直到十四五岁时才解脱。

这个小孩名叫石定忠，其父是太平天国时期大名鼎鼎的翼王石达开。

石达开一生骁勇善战，1856年3月，20多岁的他与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对阵，把对方打得四面楚歌，差点逼得这位湘军统帅跳河谢罪。若非石达开突然接到圣旨须回援天京，历史恐怕当真要改写。

石达开向四川总督骆秉章投降，后者本许诺以石一人性命换取全军将士平安，哪知翼王前脚刚投降，骆秉章后脚就翻了脸，对其手下赶尽杀绝。

最终，石达开被刮了3000刀，据说这位汉子自始至终都没发出一声惨叫，看得清军官兵肃然起敬：“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亦均默然无声，真奇男子也！”

天国翼王的祸患被荡平后，如何处置其5岁幼子石定忠便成了下一个大问题。

事实上，石定忠本命不该绝。

按大清律令：其子孙讯明实系不知谋逆情事者，无论已未成丁均解交内务府阉割，发往边疆，给官兵为奴。如年在十岁以下者，牢固监禁，俟年届十一岁时再行解交内务府照例办理。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既定程序，石定忠本该先被收押，等到11岁时再进行下一步处理。而他接受的最重的惩罚，不过是被净身，然而发配到边疆服役。而当年骆秉章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也说：“其子石定忠现年五岁，例应监禁，俟及岁时照例办理。”

然而史家的争议之处在于，骆秉章奏折中所谓的“照例办理”，究竟指的是大清律法的既定程序，还是指等把石定忠关成年后，按“谋反罪”处理。

讲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及其他一些文献。

如上述所说，大清律法对逆贼年幼后代“从轻发落”有一个前提，那便是“不知谋逆情事”。而清末民初学者费行简在书稿中讲述了这么一个小插曲：

石定忠被抓后一直在牢中哭闹，官吏们原本打算把他捂死，一位心善的狱卒偷偷把事情告诉了石定忠，后者听罢竟笑了起来，表示自己马上就能见到自己的父亲了。

此外，按照民间说法，石定忠一直被关押在狱中，某天，骆秉章向其询问，倘若能出狱会做什么，石定忠答曰：会给父亲报仇。

当然，据专家考证，无论费行简的书稿还是坊间说法，在一些细节上都与史实有一定出入，带有明显的演绎色彩，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一种主观性：清朝统治者认为，虽然石定忠被捕时年龄尚小，但身为太平天国要员之后，他对谋反之事并非毫不知情；况且斩草要除根，对满清统治者来说，他不死不行。

因此，慈禧在次年便痛下杀心：不必等石定忠年满11岁，现在就开始行刑；他老爹领了凌迟3000刀，同样的待遇给他也安排上。

石定忠或许真有几分他老爹的风骨，可毕竟是小孩，刚挨了第一刀就惨叫连连，第二刀下去直接疼晕了过去，场面之惨，连业务娴熟的刽子手都一时手软下不去刀。慈禧见状，下令将罪犯收押，边养边割，这场凌迟竟持续了长达9年（也有说11年），直到石定忠15岁时才将其处决。

倘若状况属实，四舍五入计算下来，石定忠平均每天都要挨一刀，实在可怜。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倘若慈禧仅仅是想要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如此折腾反倒有些太无必要。笔者认为，此举更多的是清廷在炫耀身为胜利者的优越感，毕竟太平军一度攻陷了清王朝半壁江山，极大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险些将其推翻；此外便是杀鸡儆猴，将威慑性放到最大。

如今学界公认明朝是凌迟这种刑罚使用最为频繁的是明朝，但显而易见的是，扫平太平天国后，满清统治者才将这种刑罚的惩戒性与震慑性发挥到了极致。

1856年9月，清军攻克庐江城后，立马凌迟处死了180名太平军战俘；江西奉新之战结束后，清军又活剐了221名俘虏……战至后期，清军每破一城都要开一次杀戒，攻下天京后更是将投降的天国24王全部凌迟，遭受如此极刑者多到难以计数。

清军的累累杀迹中又带有明显的“活祭”性质——用这些战俘的性命祭奠阵亡的清军将士。要知道，早在康熙年间，人殉制度就已被律法明文禁止，满清统治者为炫耀胜利竟返璞归真，达到了返祖的高超境界。

当然了，正如老生常谈的那样，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如此做法的确有悖人道，但在那个时间点上，统治者杀意已决，旁观群众除了偷偷感叹一句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无情，还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