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有一个外号，叫做“蛐蛐皇帝”。

很多人觉得冤枉。朱瞻基玩蛐蛐，一不劳民，二不伤财，不过是一个不太健康的小爱好，怎么就被人指着骂了呢？

要知道，朱瞻基可是有名的明君呀，一手缔造了明朝的黄金时期，仁宣之治。

那么，朱瞻基喜欢玩蛐蛐，是不是真的呢？为什么明实录和明史，在这方面都没有任何记载？

玩蛐蛐真的是一个无伤大雅的普通娱乐，一点都不劳民伤财吗？如果是这样，朱瞻基去世之后，张太后为什么要把他的玩乐之物都给砸了？

朱瞻基被骂“蛐蛐皇帝”，到底冤不冤？

一提到朱瞻基被骂蛐蛐皇帝，很多人会说：明史是清朝人修的，这多半是清朝人抹黑明朝皇帝的。

但实际上，无论是清朝人修的明史，还是明朝的官方史料明实录，都没有关于朱瞻基喜欢玩蛐蛐的记载。

这两本史书里的朱瞻基，是一个传统的明君形象。他生活俭朴，体察民勤，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是宠妾灭妻，导致原配皇后胡善祥无过被废。

那么，朱瞻基玩蛐蛐的记载出自哪里，可不可信呢？

在明朝万历年间文学家王世贞汇编的《弇州史料》里，收录了朱瞻基的一道诏书：

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令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

一般来说，文人汇编的史料，大多数是道听途说，不能作为正史。

但这份史料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作者说自己从哪里听来的这个消息，而是直接把皇帝的诏书原文收录进来了。

听来的故事可能不是真的，皇帝的诏书，他们应该是没有胆量伪造的。

所以，这份记录，应该是可信的。

而《弇州史料》里的记载，并不是孤证。

在明朝万历年间沈德符编纂的《万历野获编》里，有类似的记载：

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四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此语至今犹存。

《万历野获编》，被公认为明朝笔记中的上乘之作，是研究明朝历史的重要史料，可信度相当高。

而且，这个记载还和前面《弇州史料》收录的诏书对应上了。

除此之外，明朝弘治年间进士皇甫录编撰的《皇明纪略》，崇祯年间吕毖编撰的《明朝小史》，明末清初查继佐的《罪惟录》等多本明清时期编纂的史书里，都记载了朱瞻基玩蛐蛐的事。

多方史料相互印证，朱瞻基玩蛐蛐的事，应该是真的。

明史和明实录出于为尊者讳的心态，以及为了打造朱瞻基明君的形象，特地隐去了这件事。

到了21世纪，考古学家们又为朱瞻基玩蛐蛐的事，找到了新的证据。

1993年春天，景德镇的人在盖房子的时候，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找到了一堆青花瓷片。

专家复原之后，发现这是一批精美的蛐蛐罐，上面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字样，罐上绘有五爪龙。

在明朝，只有皇帝能用绘有五爪龙的器物。

这批蛐蛐罐，本该是做给朱瞻基本人的御用之物。

那么，它们为什么被砸成了碎片呢？

专家推测，这些可能是制造出来之后，被淘汰了的瑕疵品。送往宫里给朱瞻基使用的蛐蛐罐，比这些更精美。

让人惊讶的是，这些蛐蛐罐，哪怕是瑕疵品，都比故宫收藏的更精美。

要知道，台北故宫博物院里，没有一件从宣德年间传下来的蛐蛐罐。而北京故宫里，有宣德年间制作字样的蛐蛐罐，也只有一件。

那么，朱瞻基当年在宫里玩蛐蛐用的蛐蛐罐，都去哪了呢？

我们可以在明朝历经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5朝的重臣李贤所著的《天顺日志》里找到答案：

宣庙崩，太后即命，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吉之物，悉皆罢去。

朱瞻基去世之后，他的母亲张太后下令，朱瞻基平时用来玩乐的东西，全都砸掉扔掉。

朱瞻基的蛐蛐罐，自然也在其中。

有的人会觉得，就算朱瞻基喜欢玩蛐蛐，那又怎么样呢？这应该不是什么劳民伤财的爱好吧。

若是果真如此，张太后也不会把朱瞻基的蛐蛐罐都给砸了。

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事件。这件事，记录在明代皇甫录的《皇明纪略》，以及吕毖编撰的《明朝小史》里：

宣庙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跃去矣。妻惧，自缢而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缢焉。

意思是，朱瞻基喜欢玩蛐蛐，经常给江南摊派抓蛐蛐的任务，以至于江南的蛐蛐价格飞涨，买一只蛐蛐，竟然要十几金。

在枫桥，有一个粮长，为了得到一只上好的蛐蛐，居然自己所骑的骏马去换。要知道明朝的马可是奢侈品，一匹好马可能要花一个县令差不多一年的工资。

粮长把蛐蛐带回家之后，他的妻子觉得，这可是用马换来的蛐蛐呀，一定很奇特，悄悄地打开来看。

结果，蛐蛐跑了。

妻子害怕受到惩罚，自尽身亡。

粮长没了蛐蛐，完成不了皇帝摊牌的任务，又没了妻子，没了马，绝望之际，也自尽身亡。

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很眼熟呢？

蒲松龄的名篇《促织》，上了课本，就是以这件事为原型的。

《促织》的第一句话就是：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

直接指明了，皇帝的一个小小兴趣，会给民间的普通百姓带来多少苦难。

皇帝摊派的任务如此严厉，蛐蛐的价格又飞涨到这个程度，我们可以想象，这位粮长的悲剧并不是个例。

而除了这些比较特殊的家破人亡惨剧之外，朱瞻基玩蛐蛐，也给民间百姓带来了不少麻烦。

朱瞻基所在的北京，也是有蛐蛐的。但是，朱瞻基对北京的蛐蛐不满意，或者光凭北京的蛐蛐，不能满足朱瞻基的玩乐需求。所以他把抓蛐蛐的任务，摊派到了江南。

上文提到的朱瞻基的诏书：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令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这已经不是朱瞻基第一次向苏州要蛐蛐了。1000只蛐蛐，只是苏州一地单次的量。

这件事发生在宣德九年，朱瞻基去世前几个月。可以想象，在之前的九年里，朱瞻基光是摊派给苏州一地的任务，远远超过1000只。

再加上其他地方的任务，朱瞻基对蛐蛐的需求，估计能达到几万甚至十几万只。

第二，朱瞻基对蛐蛐是有要求的，个头小的不要。普通的蛐蛐，并不能够满足朱瞻基的玩乐要求。

苏州离朱瞻基所在的北京，有1000多公里。以明朝的交通条件，即便是皇帝的车驾，也要走上近一个月。

这么长的时间，这么远的距离，蛐蛐在路上，一定有损耗。

所以，当朱瞻基要1000只蛐蛐的时候，地方上准备的蛐蛐，一定远远不止1000只，很可能是好几千只。

苏州知府当然不可能亲自去抓这几千只蛐蛐。就算苏州衙门里的人成天什么事都不干，光去抓蛐蛐，也满足不了朱瞻基的需求。

这个任务，只能摊派给百姓。

而抓蛐蛐，并不容易。

蛐蛐喜欢在夜间叫，等叫到黎明，就休息了。所以，要抓蛐蛐，基本上要趁夜出动，根据蛐蛐的叫声，判断它们所在的方位。

在明朝是没有手电筒之类的照明用具的，他们只能提着灯笼，或者借助月光的光亮照明，这又增加了捕捉的难度。

蛐蛐也不会乖乖待在一个地方，等人来抓。有的时候，千辛万苦找到蛐蛐洞，又是挖地洞，又是挖墙脚，又是往洞里灌水，好不容易把蛐蛐逼出洞来。

蛐蛐一跳，就跑没了。黑灯瞎火的，想找也找不到。

更别提，朱瞻基对蛐蛐的个头是有要求的，普通的蛐蛐，他不要。

很有可能忙活好几个晚上，一只合格的蛐蛐都抓不到。

抓蛐蛐这么困难，朱瞻基摊派的任务又这么多，前文说到的蛐蛐价格水涨船高，竟达到十几金一只，也就不奇怪了。

而被摊派了抓蛐蛐任务的百姓，负担有多重，也可想而知。

好不容易把蛐蛐抓齐了，这些蛐蛐从苏州运到北京，也不容易。

蛐蛐是独立生活的，把多只蛐蛐放在一起，会打架。也就是说，在运输的过程中，每只蛐蛐都要准备至少一个笼子。

蛐蛐对光照的要求很高，没有足够的光照蛐蛐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即便是今天，养蛐蛐也得讲究不能放在室内养。也就是说，在运输的过程中，要保证蛐蛐的光照条件，不能放得太拥挤。

蛐蛐对吃的要求也很高，每天要喂养多次，喂多了，或者喂少了，都会出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以明朝的条件，为了保证这批蛐蛐从苏州到北京的过程中不出问题，需要付出多少的人力与物力，消耗有多大。

而这些消耗，最终也是要由百姓来负担的。

玩蛐蛐，一个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小爱好，居然能给百姓带来如此沉重的负担，甚至造成家破人亡的惨剧。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呢？

这又让我想起了杨贵妃吃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一句诗的背后，隐藏了多少荔枝运输的血泪。

古代的交通运输条件和存储条件都是有限的，很多在现代人看起来轻轻松松的事，比如玩个蛐蛐，吃个荔枝，吃个海鲜，在古代，要耗费无数的人力物力，才能办得到。

所以，古人要求皇帝压制自己的欲望，不要有太多的爱好，就是担心皇帝的爱好会给百姓造成负担。

只不过，能真正压制欲望的皇帝又有多少呢？

再受赞颂的明君，在其治下，都有不少血泪史。

你觉得是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