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纪事本末（518）】1955年，毛泽东62岁。

1955年7月9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接到刘少奇电话。刘少奇说：

邓子恢同志对农业合作社问题有些意见，同他谈了一次。我准备向主席报告一下，请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请邓子恢同志参加。

7月11日中午十二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谭震林、邓子恢、廖鲁言、陈正人、刘建勋、陈伯达、杜润生谈农业合作化问题。邓子恢首先汇报，介绍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批评邓子恢，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

7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林铁、吴芝圃、王任重、周礼、柯庆施、舒同谈农业合作化问题，谭震林、陈伯达参加。毛泽东说：

（一）在这几年以内，搞合作社主要是依靠贫农，还是依靠中农？什么人拥护社会主义？他们的动态如何？（王任重：贫农听说合作化要慢一点，感到“冷半截”，说又要多受几年苦了。富裕中农听到说合作化要放慢一点，感到很兴奋，说“如同朝拜木兰山”。）要以贫农为基础，包括新中农（新中农里的富裕中农除外）和老中农中的下中农，合计在南方约为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北方约为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些人拥护合作社、统购统销，有了这些人做基础就好办事了。

（二）关于合作社的发展，原来我也主张停一年，在南方不要办得太快。看到浙江、安徽都搞了好几万个社，我的主意变了，为什么其他省不可以多搞一些呢？说合作社办得不好，不巩固，刚办起来当然会有许多问题，像新修的坝一样不坚固，要加工修筑。

（三）对中农半妥协的问题。对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中农入社作价很低，一百年还清等于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不要揩中农的油，照顾到中农的利益，就是半妥协，全妥协就是不搞社会主义。合作社增产了，中农收入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中农满意了，这就可以。牲口折价低了要调整，归公多了不好可以改正，有的社牲口没有瘦，没有死，有的社十五头增为十九头，小牛换大牛就很好，不一定一律改为私有私喂。

（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社会经济的规律是不能违反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生产力是最活跃的。生产关系处理得好，生产力就会发展，牲口增加，猪增加，肥料增加。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破坏生产力。合作社是改变生产关系的，农民的私有观念很强，先改为部分公有，即半社会主义，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五）今年农村工作要搞好。还有半年时间，要搞好生产，搞好政策，搞好互助合作和统购统销。定产要定到户，产量定得低一点， “四留”要留得多一点，就不顶牛了，好办了，农民的积极性就大了。农业生产计划你们要搞得比中央大一点，要努力超过，多想办法。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河北合作社社员里贫农（包括新中农）约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老中农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你们各省也摸一摸，到底情形如何，告诉我，我现在很注意农村阶级情况。有困难，要抓紧，抓而不紧不行。如互助组不纯，不要全组转社，要经过个别吸收办法，妥善处理。富裕中农不入社不强制，而且不吸收，让他找上门来，还要他等一等。

7月29日，毛泽东阅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送的《农业合作化最近简报》。简报说：全国现有六十五万个农业合作社，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度的发展计划，据现有材料统计，将由现有约六十五万个社发展到一百零三万余个。毛泽东批示：

“小平同志：此件请即印发各省市委书记及应到会的人（政治局委员加若干在京干部），原件用后退我为盼。我在此件表上的侧面及背面所写的字不要印。”

毛泽东所写文字的主要内容有：

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

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十五年）造成这种优势。

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7月31日下午三时，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一开头提出对农业合作化的形势估计和指导方针，说：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报告批评了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报告说：

“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子恢和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农业合作化进度等问题上的所谓错误。

邓子恢，1896年8月17日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今新罗区)东肖邓厝村。幼年就读于桐冈小学，17岁入龙岩中学堂(今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丙班，受到辛亥革命影响，接受了孙中山的救国思想。1915年秋加入中华革命党，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7年3月，考取公费留日，到东京东亚补习学校学习留学一年多时间，因贫病交加而辍学回国。

1918年5月回到龙岩，到母校桐冈小学任教。五四运动后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春，与进步青年在龙岩白土桐冈书院组织奇山书社，创办《岩声》月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1926年秋，北伐军挺进赣南，解放崇义县，在杰坝圩成立国民党(左派)区党部，邓子恢任常务委员。同年12月，在大革命的风暴中，经陈赞雍介绍，于崇义县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陈赞雍和邓子恢又发展了十几个党员，成立了中共崇义县支部。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邓子恢被国民党通缉 。1927年冬，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长。1928年3月4日，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福建临时省委决议，参与领导龙岩后田暴动，建立闽西第一支农民游击队，开始了创建闽西苏区的斗争。

早年邓子恢：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邓子恢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1935年4月回到闽西，组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先后任宣传、财政兼民运部长，副主席兼财政部长，同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一起，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1941年，皖南事变后，邓子恢任重建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邓子恢与毛泽东很早就建立友好关系。

1929年3月，邓子恢听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从井冈山出发，经赣南杀向闽西、长汀。邓子恢星夜赶往长汀会见毛泽东。还没有赶到，红四军已撤离长汀向瑞金进发。

邓子恢便写信请求红军入闽。红四军决定重返闽西时，毛泽东也回信要求邓子恢务必于5月22日在蛟洋见面。等邓子恢到了蛟洋，红军因战斗需要又向龙岩推进。一心想见毛泽东的邓子恢马不停蹄又奔向龙岩，最后终于在龙门追上了红四军大部队。这是毛泽东与邓子恢初次见面。

1929年6月底，毛泽东不再担任红四军主要领导职务，来到闽西休养，一蹲就是五个多月。在苏家坡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邓子恢与毛泽东朝夕相处。邓子恢为毛泽东杰出的军事才能和独到的见解所折服，视毛泽东为师长和益友。毛泽东也非常看重邓子恢。

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不但处境不顺，还患上恶性虐疾，身体肿得很厉害，十分虚弱。身为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对身处逆境中的毛泽东非常关心，托人买来牛奶、白糖，每天炖牛肉汤、炖老母鸡为其补充营养，并找来当地最好的医生医治。由于邓子恢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毛泽东渐渐恢复了健康，不久重新走上了红四军领导岗位。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毛泽东任主席。毛对邓子恢的理财能力颇为赏识，提名他为首任财政部长(代理土地部长）。

1934年，毛泽东随主力红军开始长征，邓子恢留在了南方坚持斗争。直到1946年，两人在延安重逢，毛泽东高兴地送给老朋友一张照片和一条毛毯。

1949年1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南局工作。他在这一时期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在农村土地改革和群众工作方面的独特创造，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1952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林业、水利、气象、供销和信用合作等部门。

在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坚定不移地实行党中央确定的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

在随后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偏差时，提出了一系列调整经营体制的意见，主张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1955年4月，毛泽东主张在原有65万个农村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邓子恢主张原计划不动，即在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半番，发展到100万个。为此，毛泽东曾几次约见邓子恢就此问题进行商谈。

邓子恢坚持意见，毛泽东建议中央召开会议进行解决。随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像"小脚女人"那样东摇西摆的走路，犯了"右倾"错误。

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不宜过快，要求不能过急"的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 。

晚年邓子恢：

1961年，在下乡调查后，邓子恢坚持主张保留土地责任制、进行包产到户，对过激农业合作化政策有所抵制。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的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被当作"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严厉批判，撤销了邓子恢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

1965年1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计委财经工作。此外，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

1966年8月18日，邓子恢与毛泽东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1966年以后，受到严重迫害。1972年12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天安门广场下半旗致哀，毛主席送来花圈，送走了他这位有过争论、却一起共事了几十年的老战友。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为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指出：

“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央同意。”中央认为邓子恢“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