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至1918年，德国的11月革命，其本质并未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在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革命浪潮相继遭遇挫败。在西欧，工人运动主要表现为反战与经济斗争，统治阶级通过改良与让步，成功缓和了紧张局势，遏制了革命的爆发。
美国在一战后的工人运动，也因当局的怀柔与镇压双管齐下，最终归于瓦解。至于民族解放运动，在多数国家和地区，均由资产阶级领导，未能步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实践证明，试图凭借革命口号与非典型性示范，在一夜之间颠覆世界的想法，充满了主观臆断与空想色彩。
苏俄策动的革命，往往并非基于所在国人民群众的成熟革命觉悟与自觉行动，因此，“列宁的一系列‘支持革命’的举措，均以失败告终”。这不仅在客观上加剧了与西方的矛盾，为西方国家干涉苏俄革命提供了更多口实，而且“世界革命”的思想及为执行此思想而建立的共产国际，尽管在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与侵略、反抗法西斯主义等方面立下赫赫战功，但其理想脱离现实，未能有效保卫苏联，反而对革命所在国的人民群众造成了危害，过早地暴露了革命的力量。
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大会决议强调：“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奋斗，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为此，我们必须从以下观点出发进行经济建设：使苏联从一个依赖进口机器设备的国家，转变为能够自主生产机器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不仅不会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附庸，反而能成为一个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经济实体。”
当时，苏联的重工业基础几乎为零。虽然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已被挫败，但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虎视眈眈的威胁。1925年，即苏联国民经济恢复基本结束的那一年，德、法、英、意、比等国签订了洛加诺协定，这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的唆使下，准备结成反苏联盟的重要一步。20年代末至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国际矛盾激化，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正在酝酿之中。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试图通过牺牲苏联来解决本国国内的矛盾。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战争阴云日益逼近。西方各国的统治集团竭力将希特勒的战争矛头引向苏联，企图让“祸水东流”。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壮大本国国防实力，成为苏共和苏维埃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跑完这段距离。要么我们做到这一点，要么我们被人打倒。”
斯大林的振奋人心的号召，苏共的英明方针，以及苏维埃政权那坚不可摧的凝聚力，如同一股强大的洪流，激发了千千万万党员与群众内心深处的政治热情与劳动激情，他们满怀信心地投身于国家工业化的伟大征程中。20年代末至30年代，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如阴云般笼罩着从北美到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工厂纷纷陷入停产、倒闭的困境，工人大量失业，社会陷入一片恐慌。然而，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社会主义苏联却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展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景象。
当第二个五年计划于1937年圆满结束时，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比1929年增长了三倍以上，这一惊人的成就使其一举超越了英、法、德等欧洲强国，从原来的欧洲第五位跃升至首位，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工业国。这一壮举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宏伟目标，彰显了苏联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而苏联在经济恢复后，仅用了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这段漫长的路程，创造了连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学者都为之惊叹的“工业化奇迹”。
赫鲁晓夫，这位勇于突破旧体制的领袖，对利用商品经济发展经济有着深刻的认识。然而，受限于历史条件的束缚，他的改革并未能触动传统指令性经济模式的根基。由于缺乏全面成熟的改革理论，他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显得漂浮不定，最终导致改革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他首先对赫鲁晓夫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批判，认为其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随后，他对苏联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三次重大的改革，其中蕴含着他对发展商品经济的新见解。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应排斥商品货币关系，而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并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
然而，他仍坚持市场的作用应通过计划来实现，即国家在制定计划的同时，要考虑供求变化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将市场作为计划的一种辅助工具。因此，在国民经济中，虽然计划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计划过程中已开始融入市场的因素。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市场社会主义”仍然面临着批判。当他开始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使苏联社会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他迫切地希望找到一条新的改革发展道路，于是盲目地向西方靠拢，渴望走上像西方那样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然而，由于传统的经济体制已根深蒂固，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一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才彻底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在苏联解体之际，除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外，已别无他法。张树华教授写道：苏联解体三十余年后，世界格局日益复杂，西式虚伪民主已成为全球混乱之源。
俄罗斯一直将与独联体的关系和对独联体的政策视为国家外交的重点。1993年，俄罗斯通过了《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基本原则》，明确表明独联体国家在俄罗斯的战略地位中占据特殊位置。在独联体国家中，除了俄罗斯外，乌克兰的综合国力最为强大。“在俄罗斯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独联体政策的制定中，乌克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政策一直变化不定，这主要受到乌克兰各届领导人不同政见的影响。独立之初，乌克兰急于摆脱苏联的影响，对俄罗斯的态度较为冷淡。然而，由于俄罗斯与乌克兰经济联系紧密，对抗的政策遭到了乌克兰东部地区居民的强烈反对。库奇马担任乌克兰总统后，乌克兰的对外政策发生了转变，由最初的偏向欧洲开始逐渐将重心转向东方，即“东西平衡”。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是一个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的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然而，从苏联74年的历史发展来看，其改革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失误。
首先，对社会主义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导致盲目冒进。改革是一项循序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在苏联这样一个受封建遗毒影响深远且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必须充分认识到改革本身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然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人上台后，都面临着异常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却未能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对当时苏联的国情和原有发展模式的弊端缺乏客观的分析。
以戈尔巴乔夫为例，他上台后迅速发起改革运动，全面铺开，试图用“加速战略”在三五年内解决几十年遗留下来的所有问题，从根本上改革“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然而，历史证明，在苏联经济体制运转失灵、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条件下，加速发展不过是个幻想。
当经济体制改革出现问题时，戈尔巴乔夫并未能恰如其分地分析和总结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反而将改革受阻的原因归咎于官僚阶层以及其他社会力量。他将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又进一步冲击了经济改革和经济工作。最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非但没有改变苏联社会落后的局面，反而造成了国家的混乱，最终导致了解体。
其次，在改革突破口的选择上出现了失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时，首先应明确改革的对象是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苏联旧经济体制的弊病在于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重重轻轻”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以及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打破宏观直接干预微观决策的体制，实现适度分权，使商品生产者拥有一定的微观决策权，而中央则掌握宏观控制权。然而，在苏联的改革过程中，管理体制的改革并未能给商品生产者带来多少自主权。中央下放的权力被地方特别是加盟共和国所“截流”。因此，苏联的改革仍未跳出条块分割的老套子。结果，不仅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反而破坏了原有的经济联系，造成产供销系统的一片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