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历史上看，丹麦王国并不属于英格兰，其起源和国运与英格兰封建诸王朝并没有直接的瓜葛，虽然追溯起来，它们都属于北方诺曼人（又称维京人），在古代英格兰的七国时代一度入侵英国，控制过英国北部大片地区，但很快就被原住英国人逐出。英国诺曼征服之后，丹麦维京人就离英格兰越来越远，属于北方偏僻寒冷之地，以海盗著称，到了莎士比亚生活的都铎王朝时代，丹麦王国对英国的影响并不大。当然，丹麦王国其来有自，从古代到近现代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并且与周边的瑞典、挪威等分分合合，辉煌过也衰落过。关于丹麦王国发生的哈姆雷特王子复仇的故事，并没有多少历史的真实成分，它最早出现于12世纪的丹麦史。这个故事作为一个遥远而刺激的传说，在16—17世纪被欧洲的一些文人墨客演绎为津津有味的故事和戏剧，莎士比亚作为戏剧圈子里的人，博览群书，对此肯定是非常熟知的。莎士比亚以此为模本于1599—1602年集中精力创作了《哈姆雷特》，这幕戏剧可谓一不小心就成为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盛演不衰，哈姆雷特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人物，被视为文艺复兴时代最卓越的文学代言者。《哈姆雷特》被批评家们视为莎士比亚最杰出的代表作，这或许是他始料未及的。不过深究起来，《哈姆雷特》从两个维度或层面深化和补充了英国历史剧的内容和内涵，英格兰国王的国家特性尤其是英格兰国王的王权本质，还有贯穿了早期近代人文主义的内涵以及困扰，都在此得以深入展开。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戏剧中的丹麦王国，既是丹麦，又不是丹麦。从故事的梗概、人物以及出场的环境来说，这个故事当然不是发生在英格兰王国的，而是发生在英格兰之外、与其相互毗邻的北方丹麦王国。《哈姆雷特》的故事如下：丹麦的老国王爱子心切，把王子哈姆雷特送到德国的威登堡大学读书，接受古典文学和政治学的教育，以便回来继承王位，更好地统治丹麦王国。但是在此期间，丹麦王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国王的弟弟克劳狄斯谋杀了国王，篡位并且娶了王后即哈姆雷特的亲生母亲乔特鲁德为妻。哈姆雷特得知巨变之后，从留学地德国返回丹麦，作为王子的他面临着是否复仇以及如何复仇的问题。哈姆雷特在犹豫许久并经历心灵剧痛之后，最终亲手杀死新国王、他的叔父克劳狄斯，他的母亲乔特鲁德王后因误饮毒酒而亡，心爱的恋人奥菲利娅伤心忧恨而自杀，他自己也在复仇过程中身中毒剑而死，丹麦王国则由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继承王位。这个悲剧故事世人耳熟能详，从历史剧的角度来看，还有两层特别的含义需要在此详加讨论。
第一层，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是丹麦王国发生的谋杀、篡位和复仇的故事，但不排除莎士比亚暗指的是英格兰王国，或者说，丹麦就是英格兰的隐喻——王族血亲兄弟之间弑君篡位以及复仇的故事在英格兰王国屡屡发生，他的四联剧描述的不就是这些王族之间的仇杀、篡权和复仇的王朝故事吗？所以，彼丹麦亦可谓此英格兰也。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推测，丹麦王国作为英格兰的邻国，与英格兰同宗同源（同为北方诺曼人且都皈依基督教），也不排除可以纳入未来英格兰王国之谱系，就像英格兰王国一度归属大陆诺曼底公国的治理。这种设想或许有着某种英格兰中心主义的帝国雄心之谜思——英格兰若成长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像丹麦这样毗邻的小王国、公国，也可以纳入其中。无论如何，英格兰与丹麦在政治体制乃至王权嬗变方面的同类性却是不可不提的，莎士比亚创作丹麦的哈姆雷特之时，心中想着的或许就是英格兰的哈尔王子或理查二世、亨利六世。从剧情来看，丹麦王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且在与挪威的战争中获得主动权。老国王在治理国家方面才能平庸，其弟克劳狄斯则属于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人物，类似理查三世，为了谋取君主王权，达到个人的政治野心，不惜谋杀其兄国王，还强娶王后为妻，可谓费尽心机，机关算尽，坏事做绝。克劳狄斯施展阴谋诡计加害于哈姆雷特，最终致使自己的亲侄子哈姆雷特王子在万般犹豫中奋起复仇，一个王国两代王权由此沦落。类似的王朝故事并不陌生，莎士比亚在十部英国历史剧中，描绘和推演了多个谋杀、篡位以及复仇的故事，理查二世、亨利六世、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等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无不经历过类似的惊心动魄的剧情。问题在于，为什么莎士比亚在创作了上述历史剧及类似剧情之后，还要如此重复地创作《哈姆雷特》 《麦克白》之类的政治悲剧呢？主题重复显然不适用于莎士比亚这样的伟大戏剧家，其中必有更深入的原因，这就涉及我所要说的第二个维度或第二层含义。
第二层，就是在哈姆雷特这位王子身上有着前述的几部历史剧君主人物所没有穷尽或没有深入挖掘的东西，为此莎士比亚不惜新创一部戏剧尤其是悲剧予以展示。也就是说，哈姆雷特与哈尔王子、理查二世、亨利六世等君主有很多相似的方面，但更有迥异之处——在哈姆雷特身上体现着更为浓烈的时代特征。上述几位人物局限于各自生活的时代，例如，理查二世生活于14世纪，哈尔王子、亨利六世则生活于14、15世纪，此时的英格兰虽然开始步入早期现代的潮流，但相比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乃至意大利周边直到北海周边的西南和西北欧来说，早期现代的时代风潮，人文主义、市民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复兴诉求，甚至对于罗马教会的人文主义批判，凝聚民族国家的某种殷切期望，等等，这些发端于地中海沿岸意大利诸邦国的新潮流，在红白玫瑰战争时期的英格兰王国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成长，只是呈现出些许的端倪，莎士比亚似乎也很难进一步发挥，这致使他的四联剧笼罩在传统的都铎王朝历史叙事的神话解释之中。显然，莎士比亚不甘受制于都铎史观的约束，他要展示其独特的英国历史观，尤其是要深入展示那些决定英格兰王国特性且深受早期人文主义浸润的王国君主的生命内蕴和精神实质以及悲剧性命运，因此他选择了一些隐喻，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以及王子复仇的故事就成为他的载体，莎士比亚试图把在两个四联剧中意犹未尽的东西淋漓尽致地表述出来。
一般的文艺批评家把《哈姆雷特》视为一种新的悲剧形式，有别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他们认为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创造出一种新的戏剧类型，即性格悲剧，并从文艺学的历史流变中将莎士比亚视为一代宗师，由此开启了现代浪漫主义。从人物性格方面解读哈姆雷特以及莎士比亚的王朝历史剧，当然有一定的意义，也符合某种真实的情况，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身上确实展示了人物的生命本质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死抉择的灵魂拷问，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觉醒的意义。对此，19世纪以降的一系列浪漫主义大诗人，诸如英国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法国文豪雨果、德国浪漫派诗人施勒格尔兄弟等，都对莎士比亚的戏剧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莎翁悲剧突破了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之藩篱，展现了人性的内在本质力量及鲜活的生命力，从而把莎士比亚的戏剧提升到一种浪漫主义的典范地位。相比之下，对于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的分析，还是德国思想家黑格尔论述得最为精深，他在《美学》中对莎士比亚以及莎剧人物哈姆雷特、麦克白、奥赛罗、理查三世，等等，都是从浪漫主义的视角予以分析的，认为他们展现了精神的深厚本质。当然，黑格尔对于“浪漫剧”的理解具有其精神哲学的独特含义，但无论怎么说，莎士比亚戏剧开辟了一种新的戏剧范式，对近代市民主义文化艺术之兴起，无疑具有指导性意义。
通观莎士比亚三十多部戏剧，应该指出，他确实深受近代人文主义的影响，创造的诸多人物，包括君主人物，都超越了各自的身份和地位之束缚，具有人本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思想内蕴，体现着某种人的觉醒，即从封建王权和基督教神权统辖之下挣脱出来的人的觉醒。由此观之，哈姆雷特复仇之际的某种犹豫、迟疑乃至忧郁、迷惑和痛苦，并非仅仅作为王子的心灵挣扎和人生拷问，还超越了这种封建身份上升到一般人的角度，对生与死及生命价值和意义做出生存论式的追问，著名的哈姆雷特自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这个人生抉择就不再是仅仅属于王子的，而是属于任何人的，每个人处在一些人生关口，都会油然产生这样的生死之问。这样的哈姆雷特问题，显然是要经历一番人文主义的洗礼，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影响之后，才能产生出来，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不可能激发哈姆雷特生发出这样的问题。
从这个早期近代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与解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乃至《麦克白》《奥赛罗》等悲剧和诸如《罗密欧与朱丽叶》 《威尼斯商人》等被视为浪漫主义戏剧的其他市民剧，莎士比亚在创作中破除古典主义戏剧的繁文缛节、程序格律，以彰显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并渲染性格即命运的悲剧冲突，这些都具有相当合理的文学戏剧逻辑，并与莎士比亚时代的精神气息相吻合。在《哈姆雷特》戏剧中，莎士比亚用大量的笔墨，设置了很多诡异的场景，编造了各种灵异鬼魂和亲朋好友，集中描绘的便是哈姆雷特的犹豫和迟疑及其面临的是否复仇的心灵拷问。由此导致的内心的灵魂忧郁和神秘主义的恐惧，把人文主义思潮的流变推到了极致，即人性的幽暗和生死之际的虚无——当生命面对虚无的恐惧之时，是否以及如何行动便成为一种动力，一种人性无法遏制的冲动。在此激发之下，哈姆雷特最终选择了复仇并在复仇中走向死亡。
哈姆雷特的复仇及生命终结使得人文主义走到了尽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能成为著名的经典悲剧及感动无数人的地方即在于此，哈姆雷特揭示了人文主义的效能，即个人主义的觉醒，但也同时揭示了人文主义的无效，因为它最终导致的是死亡，而且是双重的死亡——谋杀国王篡位（及占有王后）的应得之死亡和实施复仇的正义之王子哈姆雷特的死亡。从死亡开始到死亡结束，这就是《哈姆雷特》悲剧的情节逻辑。这难道就是早期近代人文主义的结语吗？人文主义难道就是通过死亡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演示一番吗？显然，这个结论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也不是莎士比亚所要寻求和展示的全部内涵。所以，用性格悲剧来分析和解读莎士比亚的王朝政治剧，未免有些偏颇和狭隘，用浪漫主义戏剧之滥觞来定位莎士比亚的诸多悲喜剧，也显然是不得要领，没有把握莎士比亚关注的历史政治之要义。为此，我们要重新审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文主义，审视莎士比亚戏剧是何种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以与现代虚无主义的人文主义或个人主义相区别。这样一来，就又回到王朝政治剧的传统之中，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记，不是要彻底颠覆或消解王朝历史的演变及其王权正当性的考辨，用人文虚无主义化约君权王国等政治内容，而是要提升其人文主义的内涵，因此，该剧并没有取消和消除哈姆雷特作为丹麦王子复仇的政治含义。
所有这一切又都回到王权王位这个关键点上，《哈姆雷特》作为一部王子复仇记，在莎士比亚那里，显然不仅仅是性格悲剧、人的悲剧，更重要的其实还是政治悲剧，是与王权密切相关的政治伦理剧，是关于最高权力的悲剧，这便与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王权主题密切相关。莎士比亚既接受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影响，又迥然有别于马基雅维利主义，这在哈姆雷特这个悲剧人物身上获得了充分的体现，哈姆雷特形象便是对于马基雅维利式君主形象的有力反驳和控诉。虽然他们都赞同人文主义，且哈姆雷特就是一位人文主义气息浓郁的王子，但哈姆雷特的悲剧，无论是性格悲剧还是事业悲剧，又从另外一个方面有力地反驳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人生哲学，击破了马基雅维利式君主的政治可以不讲道德之理论证成。
本文摘自《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