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振岗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马振岗 1940年11月生，山东省人；1995年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副部级），1997年至2002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在英期间，获得米德萨克斯大学名誉博士、中兰克郡大学名誉院士、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名誉会员等称号。

我到任后，一直忙着各种例行的礼节性拜会。一天，刚回到使馆，赵军参赞匆匆走进我办公室说：“老兔子来了，他一定要见你。”“老兔子？”我有些莫名其妙，“老兔子是谁呀？”

赵参赞不好意思地一笑说：“噢，我忘了，你刚来还不知道他，是位爵士，算是使馆的老朋友。馆里人都叫他‘老兔子’，叫惯了，名字一下倒想不起来。你先去见见他吧，来了好一会儿了。回头我再给你讲讲他的故事。”

赵参赞来使馆前是外交部西欧司英国处处长，对英国情况很熟悉。他说该见，一定有见的必要。于是，我就跟着他到了楼下会客室。

1999年1月，时任驻英国大使马振岗夫妇在官邸宴请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妇。

一进会客室，就听到粗重的喘气声，只见迎面沙发上坐着一位身材臃肿的老者，满头白发，面色苍灰，衣着很随便。他看见我，抖抖瑟瑟地要站起来同我握手。我看他行动不便，赶紧请他坐定，弯下身子和他握了下手，坐在他身边的小沙发上，对他久等表示歉意。

他说起话来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该道歉的是我。你的到任招待会我没能参加，医生要我做心脏手术。中国新的大使来了，我一定要见一见。手术挺成功，今天医生刚放我出来，我就赶来了，也来不及事先约一下。”

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重的药味，显然是刚出医院，大病初愈，就急着来见我，实在令我感动。

可能他想说的话太多，一直没给我多少插嘴的机会。突然他停了一下，问我能否给他上杯白兰地。我一愣，疑惑地问：“你的身体？”他立即说：“没事，医生告诉我，手术后生活可以一切照常。就是莫斯管着我，好久都没喝了。”

我让招待员给他斟上一杯白兰地，他两三口就喝光了，又要了一杯，才慢慢呷着继续同我谈话。他说自己一年多来身体欠佳，许多事都顾不上，没能为中国多做些事，很内疚。他说：“现在身体好了，大使和使馆有什么事要我做，告诉我一声就行。”

说实话，我对他一无所知，对他讲的话似懂非懂，简直是在云里雾里。除了说几句感谢的话之外，自然无法深谈。

他一小口一小口珍惜地喝完第二杯酒，满意地擦了擦嘴，放下酒杯说：“我该走了，要不莫斯就着急了。你看，能否派个车直接送我到车站，坐出租车恐怕来不及了。”我怕他身子虚弱路上出事，便请赵参赞开车送他去。

这是我和“老兔子”的初次相识。他的真名叫弗雷德里克·贝奈特，是一位世袭贵族。“老兔子”是我们使馆里的人给他起的绰号，这个绰号后面还有一段生动的故事。

1978年4月底，英国国防参谋长丹尼·卡梅伦空军元帅应邀访问中国，这是中英建交以来访华的第一位英国军队领导人。

卡梅伦属于对苏联态度强硬派，认为苏联威胁是英中两国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并表示如果苏联发动战争，就会被美国加上英国也加上中国消灭掉。他在参观我军一个坦克师时，曾发表讲话说：“英中两国共同的敌人都是莫斯科，如需要时，两军应联合起来打掉苏联的坦克。”

卡梅伦在中国发表的这些言论，在英国内外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应，苏联对此更是怒火冲天。当时苏联报纸有篇文章评论说：“这些人（指卡梅伦一行）就像一群喝醉酒的兔子一样狂妄，但是再厉害的兔子也斗不过熊。”

卡梅伦一行人回国后，便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并故意用了苏联报纸那篇文章对他们的蔑称，名字就叫做“醉兔俱乐部”，继续宣传联合中国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主张，当时在英国有不小的影响。

弗雷德里克是英国议会上院（贵族院）议员，是卡梅伦代表团的一员。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苏关系、苏欧关系都有重大调整，加上俱乐部成员年岁渐老，陆续退出了政治舞台，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小，但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中国友好的态度也始终未变。

弗雷德里克勋爵是“醉兔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后来担任了主席，这个俱乐部就全靠他支撑着。

他的妻子叫莫斯，也是位热情豪爽的女士，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实际是俱乐部活动的主要组织者。“醉兔俱乐部”的领带就是她一手设计的，蓝灰色的衬底上有几只傲然站立的白色兔子。俱乐部活动时成员都佩带这种领带。

莫斯（mouse）的英文字是老鼠，大概使馆的同志觉得弗雷德里克这个名字太难记，就叫他俩“老兔子”和“耗子”，久而久之，很少有人能说出他们的真名。

作者和“老兔子”在野外的合影

1997年，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因为使馆大厅太小，而需要邀请的人年年增多，便对邀请名单做了些调整，剔除了部分年老或一般很少出席的人选。考虑到“老兔子”身体不好，家又在威尔士，来趟伦敦不容易，就没给他发请柬。

不料，他很快就“打”上门来，执拗地说，即便他来不了，也要给他发请柬，“这是一份荣誉”。我赶紧给他补发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际局势和中英关系都与当年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势下，无论弗雷德里克本人还是“醉兔俱乐部”，几乎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但我很看重他们对中国的那份情谊，始终把他们视为朋友，同他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初次相见不久，“老兔子”就一再恳切地邀请我到他家里度周末。尽管香港回归祖国前的事情很多，我还是不拂他的一片盛情，挤出一个周末去了一趟他在威尔士的家。

这些全都是“老兔子”的世袭封地

安置完毕，“老兔子”就急不可耐地带领我和同事去看他的庄园。他说，这是他祖辈传下来的世袭封地，土地带山林，总共3000公顷。我们站在山坡上放眼眺望，下面是绵延数里的绿色谷地，点缀着几处零散的房宅，是他雇用的农业工人的家。“他们同我们关系很好，我们不在时，家就由他们看管。”

山坡上面是一片看不到边的树林。他对我说：“树林里有很多山鸡，我每年都打了送朋友。冬天你再来，我和你一起去打。”多年来，他圣诞节前都给使馆送去五六只猎获的山鸡，没有间断过。

我们下了山坡，又到他家附近转了转。沿着那条弯曲回旋的河流，岸边盛开着各种花卉，姹紫嫣红，争奇斗艳。河上架有简便小桥，还有两三座凉亭。山谷里，除了淙淙流水声和啾啾鸟啼声外，没有任何声音，十分幽静。

他见我很欣赏这个地方，笑着说：“我侄女去年来，也喜欢上这里了，我把这块地就送给了她。现在我们是侵入了她的属地。”

院里的孔雀自由自在

转了一大圈，我们又回到他家。楼房前后都是大片绿油油的草地，几只孔雀在上面悠闲地散步，有两只飞到了楼墙上，展示着它们美丽的羽毛。楼的一侧是一个很大的池塘，里面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杂鱼。

“老兔子”没有子女，这么一大片地方只住着他们夫妇两人，而且还经常外出度假。英国贵族日益式微，生活尚且如此豪华，当年何等奢靡可想而知。

晚上，他们又请了一位教授和夫人、一名新当选的自民党议员同我们共进晚餐。按英国人的习惯，饭前一面喝酒一面聊天，直到9点半才用餐，饭后又继续喝酒聊天。自然我是“主谈”，回答他们一个又一个关于中国的问题。

半夜12点多了，都没有结束的意思。一来，我不喝酒，二来，一天下来也太疲乏，我虽然竭力支撑着，眼皮却越来越不听指挥。还是女士心细，“耗子”见我困倦的样子，提出“让大使休息吧”，客人们这才告别。

我本来准备在这里住两天，星期一回使馆，可一盘算，那样回到伦敦就是星期一下午了，使馆里事情挺多，泡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活动，决定找个借口提前回去。

早饭时和“老兔子”一说，他有些发急，说他已请了当地市长夫妇来吃晚饭，我要是走了，他不好向客人交代。我已经说了使馆有要事，也不好再改口。正在为难之际，他提出留下陪我来的使馆三秘作我的代表，我只好同意。

“耗子”一再诚恳地表示，希望明年夏天休假的季节，我带夫人一块儿来，多住些日子（当时我夫人还在国内）。后来，要么“老兔子”身体不好，要么我回国休假，一直没有机会再来他家。

那位三秘回到使馆，笑嘻嘻地对我说：“大使，你一走，我倒升了官。”原来，“老兔子”为了脸面，把他作为使馆参赞介绍给了客人。

1998年12月2日，“老兔子”80岁生日，俱乐部年会的活动就是给他祝寿。我们夫妇应邀出席，我写了首诗，用毛笔誊好，装在相框里送他作为寿礼：

豪兔气壮志不踌，

醉与熊罴竞风流。

年方八十胡谓老，

情系中华永春秋。

他非常高兴，捧着给这个看了又给那个看。

“醉兔俱乐部”实际上活动很少。开始，“老兔子”还时不时给我写信，问我如何答复英国报刊上一些攻击中国的问题，接到我的回答后，他再改写成自己的话，以个人名义给议会和老朋友发信。后来，他身体越来越差，这样的事也越来越少。最后，就只剩下一年一度的年会，这还要看“老兔子”的身体状况。

俱乐部只有十多名成员，连配偶加亲戚朋友，参加年会的也不过30来人。年会的主项就是我的讲话，一般安排三刻钟，由我全面介绍中国国内的发展和中英关系。卡梅伦元帅是每次必到，听得也最认真，总要提出几个问题。因为都是熟人，气氛友好，交谈起来很轻松，我很喜欢这个年会。

我是年会的主讲人，“老兔子”每次事前都与我商定日期，所以每次我都能参加。2000年，“醉兔俱乐部”整年没有举行活动，“老兔子”也没有同我联系。年底，他破例没有给使馆送山鸡。我猜想他身体一定出了问题。

2001年初冬，“耗子”一个人来使馆，商量年会的日期。她告诉我，弗雷德里克近年身体越来越差，2000年发现视力急剧下降，最后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后来动了手术，视力有了些好转，仍坚持要举办年会。那年年底事情特别多，但我不想违了老人的心愿，爽快地答应参加。

2001年11月13日晚，是我最后一次参加“醉兔俱乐部”的年会。我一到宴会厅，“老兔子”就由“耗子”搀扶着站起来和我握手，说他非常高兴又能看到我。我发现他依然穿戴整齐，打着“醉兔俱乐部”的领带，但苍老了许多，也憔悴了许多。

人到齐后，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主持会议，说话声音很低，几乎是上气不接下气。一如往常，他邀请我给大家讲话，也一如往常，他听得十分认真。

告别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我恳切地希望他保重身体，并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他感激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诀。2002年7月，我举行离任招待会，他没有来。他的一位亲戚告诉我，他病得很厉害。我请他转达我的衷心问候。年底，我在国内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他是英国的一个贵族，在1978年对中国的一次访问后形成了浓厚的中国情结，而且余生始终不渝。他不算什么伟人，也没做出了不起的成就，但他那份对中国的深切情谊却令人深深感动。

安息吧，我的“老兔子”朋友！

【来源：《难忘英伦》（出版于2008年10月）

作者：马振岗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凤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