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初，时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应邀到北京恭王府参加军民联谊会，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
时任代总长、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向杨成武传达中央的指示：
“要组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下辖第12、第15、第60、第67、第68等五个军，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 任命你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作为一员战将，一听是要入朝参战，杨成武手心也痒痒了，当即表示服从中央指示。
不过，二十兵团入朝，还要解决一个问题。
原来的二十兵团司令部直接改编天津警备区司令部以后，杨成武要重建二十兵团司令部，可天津警备区的工作也不能落下，杨成武也没办法，只好请示上级，从华北军区抽调一部分干部充实兵团部。
当时，即将编入二十兵团的五个军，指挥机构以及干部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为了能打好入朝作战，二十兵团前后做了几个月的准备工作。
只是有关各军指挥机构的人选问题，也成为摆在面前的一个难题。
一次，时任67军政委的旷伏兆给杨成武打电话：
“67军副军长刘儒林究竟是留守还是赴朝参战呢？”
杨成武没有立即回答，只是说了一句：
“过几天在给你们指示。”
撂下电话后，杨成武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一旷伏兆为何要单独向杨成武请示刘儒林入朝问题？原因无二，因为刘儒林是一个起义将领。
刘儒林是黄埔四期毕业，是国民党军嫡系将领出身，起义前任国民党军92军副军长、代军长、“华北剿总”第二兵团所属87军副军长。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麾下各部队接受我军的改编，刘儒林也成为一名解放军将领，出任67军第二副军长兼唐山秦皇岛警备区副司令员。
在过去年代里，因双方阵营不同，刘儒林曾率部与我军作战，但在起义后，思想观念迅速转变，彻底融入解放军中。
杨成武对刘儒林曾有过一番评价：
“他虽然与我军交战多年，但那是当时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他出身贫寒，爱国爱民，军事上又很有一套，特别是对炮兵指挥很精通。编入我军后，思想、工作作风和人品都表现很好。”
尽管刘儒林已经成为解放军将领，但此次入朝作战事关重大，对他的安排也必须要慎之又慎。也因为如此，杨成武才没有立即回答旷伏兆的话。
也许有人奇怪，为什么要单独安排刘儒林？五十军作为起义部队，不是也被派往朝鲜战场了吗？军长曾泽生原来也是国民党军将领，他怎么没有事儿？
其实细细研究史料，会发现一些不同。
1950年6月，为了应对朝鲜局势，中央下令组建东北边防军，东北边防军抽调的是原来四野十三兵团（十五兵团司令部与十三兵团司令部对调），共三个军，38军、39军、40军，另外还包括42军，炮兵第1师、炮兵第2师、炮兵第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共25.5万人。
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先期入朝的就会是这四个军。
不过到了8月以后，毛主席指示周总理主持召开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又决定增加东北边防军的配置，再增调10万老兵。
1950年9月上旬，毛主席将50军编入到东北边防军中。
对50军来说，中央这一决定有些仓促。
当时，50军按照中央的精简政策，已经从原来的5.8万人锐减至3.3万人，而且是分散在湖北诸地进行执行水利、生产、剿匪等任务。
接到中央命令以后，50军紧急收拢部队，乘火车开赴东北。
可根据中央的命令，50军当年不参战，按照预定计划成建制的改编成炮兵，部队入朝之前，先期到东北的不敌已经收回了原来的武器装备，准备换领炮兵。
一直到1950年10月24日夜，时任50军政委的徐文烈才接到东北军区政委高岗的电话，命令命令第50军马上恢复原装备，即刻乘已经派来的火车向中朝边境紧急开进。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50军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
更为关键的是，50军临出发之前，指挥机构组成上也没来得及完成调整。
二在一般人们的想法中，50军当然应该由军长曾泽生指挥，可实际不然。
50军起义后接受改编，施行的是特殊的领导体制，成立军政委员会，曾泽生作为军长领导军政委员会，但根据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曾泽生领导的军政委员会，需要服从军党委常委会领导。
这就有了一个麻烦。
曾泽生不是党员，按惯例不能列席军党委常委会议，后来经请示中央后，毛主席特批，曾泽生可以列席军党委常委会，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从曾泽生角度来说，他自然心存感激，可作为军人，他并不适应我党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但他心里很放得开：
“既然已经把部队交给了共产党，理应守共产党的规矩。”
1950年9月，50军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时任军政委的徐文烈特意征求曾泽生的意见：
“近半百的年纪，又患多种疾病，是不是留下来，不去了？”
当然，这也并非是不信任，而是出于尊重，毕竟曾泽生不是共产党员。
不仅如此，50军原来起义将领陇耀、白肇学，我党干部也曾征询他们的意见，陇耀因为身体不好，后来确实就留在国内，没有入朝参战，而白肇学则是跟着部队一起入朝参战，回国后出任了云南省工业厅副厅长等职务。
出于民族大义和国家使命感，曾泽生拿出了当年在禹王山打日军的气概，强烈要求随军入朝参战。对于共产党人的尊重，他一直很感激。
可这件事办的不太好，后来闹了点误会。
开赴东北以后，曾泽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政委徐文烈早在两个月前就知道，50军要开赴朝鲜参战，却一直没告诉他。
曾泽生心里憋着一股火，他认为，徐文烈之所以征求他的意见，就是因为不信任他，但他很有涵养，憋着不说话，想到了战场以后再见真章。
可没想到，到了朝鲜战场以后，接连几次作战50军都没打好，加上那会儿他发出的每道命令，事先都要经过政委徐文烈，这让曾泽生产生一种错觉：
“这是不信任我！”
更为关键的是，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38军没打好，被彭老总逮住一顿狠骂，却对同样是没打好的50军不置一词褒贬，这让曾泽生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50军上下整体牢骚不断，以至于连曾泽生也恼怒：
“这个军长我也不想干了，到38军当个伙夫算了。”
一直到后来，50军在汉江阻击战中打了个翻身仗，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上的缓解。
三对于曾泽生这样的情况，党中央显然是有所充分考虑。
回到67军副军长刘儒林身上来，作为一名起义将领，他的思想观念转变就要算是快的，后来在67军干副军长，在部队中也很有人望，不仅仅是下级干部战士，就连军长李湘（代）、政委旷伏兆对他也赞誉有加。
当时，旷伏兆给杨成武打电话，一听他在电话里踌躇，立马也着急了，当即质问：
“怎么？还得再研究？”
旷伏兆还以为杨成武是考虑刘儒林起义将领的身份，认为他不方便一同入朝，搞得杨成武在电话那头哭笑不得。
“对于这件事需要全面考虑。第一，得开诚布公地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尊重他本人的意愿。第二，入朝作战很艰苦，刘儒林同志有风湿病，身体能否吃得消，也得考虑。”
刘儒林那时身体确实不是很好，特别是风湿病的情况很严重，二十兵团入朝之前，就研究过前几次战役的情况，知道作战地域天寒地冻。
杨成武的的确确是在为刘儒林考虑。
不过，与曾泽生一样，刘儒林骨子里也有强烈的爱国之情，一听说67军要入朝参战，私底下就做了完全的准备，他找了个老中医开了几副药治疗风湿，还自己掏钱定做了一件皮袄，准备穿着入朝，防止风湿病复发。
电话里旷伏兆跟杨成武一再争取：
“你说的这两条都不成问题。刘副军长主动向他提出了要求，我俩坦诚地交谈过。他的风湿病经一个蒙古大夫治疗后，已经好了。他自己还特地花钱做了一件皮袄，以便人朝后穿，预防犯病。”
一听这话，杨成武的心里也很感动，他也不再犹豫，当即就在电话里回复：
“刘儒林副军长的求战心意很可贵！我赞成刘副军长入朝指挥作战，重点分管炮兵指挥（刘儒林将军最擅长炮兵）。”
刘儒林随同67军一起于6月8日乘火车入朝，参与后续抗美援朝作战，并出任第一副军长，仍然分管炮兵，后来在金城阻击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回国后，刘儒林曾出任河北省兵役局局长，安徽省交通厅副厅长，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还当过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4月9日在合肥病逝。
原67军政委旷伏兆后来回忆起这位老战友，曾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67军在朝鲜打得很出色，与炮兵打得好有大关系。刘儒林同志是黄埔四期生，指挥炮兵很有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