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最复杂离奇的悬案，足足困扰中共高层18年，惊动毛泽东为此专门安排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负责该案的侦破！

到底是个什么案子？其中到底有何隐情？那真是在抽丝剥茧中发现节外生枝，枝外又生枝！

01

事情发生在1931年，事情核心是当时建立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一笔120两黄金的办公经费不翼而飞，导致在上海被捕的9名重要中共人员被敌人残忍杀害，3名机关干部因无钱治疗，不治身亡，4名烈士家属只能流落街头乞讨，最后失踪，同时原本计划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被迫取消。后果十分严重。

事情是这样的：

1931年，我党历史上第二次建立临时中央，办公所在地设在上海。当时临时中央时刻面临着停转、事业受阻的困境，急需办公经费。

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不现实，因为无法通过银行、邮局汇款，最后只能向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请求拨款。

当时苏区政府相当困难，但还是千方百计筹措了黄金120两，这120两黄金按照购买力折算，相当于现在的500万人民币。

为确保黄金安全及时送达上海，主持苏区财政工作的林伯渠亲自安排此事。

这120两黄金被铸造成十两一根的金条，装入专门制定的盒子，用金属锡封口。

运送路线则是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这条路线意味着需要七个地下交通员，必须有非常严苛的交接验核的过程，为此林伯渠设计了一套非常严谨巧妙的对接方法。

七名交通员通过邮寄方式分别收到三样对接用具：一把钥匙、一把锁，还有一块验收凭证。

验收凭证是刻了一个“快”字的棋子，棋子被劈成七块，每个交通员按照路线顺序和书写顺序拿到了对应的一块。

上一级交通员到达指定地点后和下一级交通员接头，凭借暗语确认身份，用自己收到的钥匙打开锁，移交黄金箱子，然后，上级交通员把自己收到的锁交给下级交通员，在两人见证下把箱子锁上。

下级交通员则需把上级交通员的棋子收回并交回组织。这样，只要最后七个棋子全部收回，黄金自然安全送达。

当然所有交通员都不知道箱子里到底装着什么，只知道：人在货在。

1931年11月6日，黄金运送开始。按时间来算的话，等到七号交通员最终交付，最多也就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可是，一直到12月22日，一个半月的时间，等米下锅的上海中央，先后催了5次，这批黄金始终都没有收到。

而苏区政治保卫局也只收到了快字的六个笔画，少了一个。而缺少的那个，正是最后一个环节，从松江到上海。

但基于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交通员身份机密，我党无法侦查到底怎么出了问题，问题在哪。自此，120两黄金如石沉大海。

历史洪流滚滚向前，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起发生在1931年冬天的大案，不得不淹没在这波涛汹涌的大潮中。

18年后，1949年11月，新中国刚成立一个月，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再次关注起这笔120两黄金的悬案，他要求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负责调查这起“120两黄金遗失案”。

02

很快，这件悬案就下达到了上海公安局侦查办公室的临时办案机构第三组，组长蒋文增，组员徐立鼎、胥德深、邬泓。

接收案子后，专案组束手无策，因为整个卷宗只有两页纸材料，关于七名交通员的任何信息都没有，线索也基本无价值。这也可理解，为了保护地下工作人员，当初的信息肯定要保密，何况十八年的战争时期，足可以湮灭很多东西。

此时，已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向专案组提供了一个信息：瑞金派往南平的一号地下交通员姓秦，给曾担任红三军政委兼军委书记，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兼军长等职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

在高自立的帮助下，专案组在广西南宁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某部找到秦姓交通员，当年的小秦此时已是师长级别。

秦师长告诉专案组，他的下一级交通员是南宁关帝庙庙祝，秦师长仅记得这个庙祝30来岁，其他就记不起来什么了，姓名更是一概不知。想顺着一级一级交通员寻找七号交通员的侦破路径断了。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他们收到了消息，从中央保存的绝密档案中找到了前六名交通员的资料。专案组迅速锁定六号地下交通员。

第六号交通员，名字叫刘志纯，现在是一个普通的篾匠。

刘志纯回忆，自己和七号交通员见面，是在指定的“汉源栈房”。他们按照指定的流程完成了交接。此后的情况刘志纯就不晓得了。

但是，“汉源栈房”的老板，账房先生，小二，都表示对这样的一个住客完全没有印象。

当地部门也发动全城群众，看能不能通过人民战争，找出七号交通员。

只可惜，排查了数万人，依旧没有找到关于七号交通员的任何消息，甚至连一个疑似都没有。

案件再一次陷入僵局。

专案组准备打道回府。

在准备启程之际，大家陪着组员胥德深去看了一位老乡，松江军分区参谋杜复明。

结果没承想，这一见，反而获得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对家乡来人，杜参谋非常高兴，准备了一桌酒菜迎客，并把厨师请出来和专案组的一起吃饭。

席间闲谈内容当然离不开蒋文增四人来到松江出差的事由和案件的难点。这时，一旁的厨子突然插了一句嘴。

原来，松江当年还有个叫富春楼的地方，富春楼里的招待所除了接待军官以外，还要接待军官亲朋好友。

专案组敏感地觉得，说不定七号交通员可能在那里住过。

结果专案组还真就发现，1931年12月1日到5日，有一个叫梁壁纯的人住进招待所，是上海“详德源”药铺的药工师傅。

他能住进这里，介绍人是一位营长，而这个营长的叔叔，就是“祥德源”药铺老板郭北昌。

12月1日入住，12月4日清晨离开，和六号交通员对接的时间吻合！

但郭北昌早在1941年就去世了。

专案组继续在药铺附近打听，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得到了关于梁壁纯的信息。

梁壁纯，江苏嘉定人，十八年前的12月份突然离开了药铺，往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蒋文增等人找到了当年在祥德源工作过的药工，其中有一个药工直接拿出了与梁壁纯合影的照片。

拿着照片，蒋文增等人急忙又回到杭州，找到刘志纯。

刘志纯非常确定，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和他对接的七号地下交通员。

案情终于有了进展。

专案组判断，梁壁纯的失踪，很可能就和这件黄金失踪悬案有关。

不排除一种可能，梁壁纯在发现自己运送的货物是120两黄金以后，他侵吞了这笔黄金，然后制造失踪，远走高飞。

03

蒋文增等人来到了梁壁纯的老家，上海嘉定。

通过查当地药店老板，查到了梁壁纯的师父——“积福堂”老板陆积福，再查到梁壁纯的妻子，查到在梁壁纯妻子的娘家在黄渡千秋桥堍，最后查到梁壁纯把妻子儿女四人接到了上海浦东洋泾镇。

蒋文增一行人返回上海，三下五除二地便将梁壁纯的家找到了。

当时的梁壁纯已经改名，叫申继谷，成了一名钟表匠。

终于找到了七号交通员。

梁壁纯让警方在他住处的灶膛挖出了一个陶瓷罐子，在这个罐子里藏着一份文件：上海曹家渡旅社为梁壁纯出具的一份证明。

在审讯室，梁壁纯说出了当年的实情。

梁壁纯的回忆称：

接到任务后，他借采购药物为名前往松江，一路上小心翼翼，和六号地下交通员交接以后，梁壁纯立刻走水路返回上海。一路上是慎之又慎，当天凌晨到达上海曹家渡码头。

为稳妥起见，梁壁纯招停了一辆黄包车，准备坐车前往接头地点。没想到，这辆黄包车却让他万劫不复。

黄包车载着他经过苏州河上的曹家渡桥时，年轻的车夫拉得吃力，旁边有几个小混混就上前帮忙推车。

这在当时，很正常。

因为黄包车上坡上桥很费劲，就时常有一些讨生活的流浪汉，小混混，专门守在桥下，坡下，给人推车赚钱。

梁壁纯并没有对此起疑心，紧张一宿的他也有些倦怠，一个没注意到，推车的小混混突然用浸透药物的毛巾捂住了梁壁纯的口鼻。

等再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晚上。被店小二叫醒的梁壁纯发现自己在曹家渡的一家旅社里。

惊醒的梁壁纯慌忙着找自己的东西，结果行李什么都在，唯独少了那只箱子。

冷汗一下子浸湿了梁壁纯的后背。

虽然上级并没有告知梁壁纯，这个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但是这一路带过来，掂量着箱子的重量和大小，梁壁纯大概也猜到了这里面装的是黄金。

这么多黄金丢失，无论在哪个年代，无论怎么解释都是无法解释。

“天亡我矣！”苦不堪言的梁壁纯决定自己从此人间消失，虽然不是自己偷拿了黄金，但黄金确实是在自己手里丢失的，罪不可赎。但他也要留下一个证明，证明不是自己昧下了这120两黄金。

于是，他让经理找来所有见证过这件事的所有人，一起出具证明，证明自己是如何昏迷被人送到旅社的前后经过。

梁壁纯回到药铺，只是告知药铺老板任务完成，自己最近疲累想休息几日，自此消失。

梁壁纯后来改名换姓为申继谷，开始干起修钟表的生意。

1942年，梁壁纯悄悄地将自己的妻子儿女接到了上海洋泾镇。

在核实了梁壁纯提供的所有信息后，蒋文增等人判定18年那批黄金确实是被劫了。

04

事情经过清楚了，但黄金去哪儿了？

这时，曹家渡客栈的一个伙计向专案组，提供了一个信息：黄包车车牌好像是300169。这无疑是柳暗花明。可惜的是，这个车牌却错了。

经过调查，找到了300169黄包车的主人，曹胜林。黄包车是曹家的私家车，1931年根本没有把车借给别人，也从来不会拉别人，车夫也证明了曹胜林说的话。

线索再一次断掉了。

七号交通员找到了，梁壁纯也坦白了，但悬案依旧没有破，120两黄金依旧音信渺无。

最后，无奈之下蒋文增等人只好找上海当年的旧巡警们碰碰运气。

一个旧巡警说“说不定几个混混在监狱里”一句话，给了蒋文增他们新的思路。

他们来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对着犯人广播：只要谁知道1931年曹家渡黄金抢劫一案，如果线索属实，算重大立功表现，可提前释放。

有些犯人为了能提前出来，确实也说了一些线索，但是没啥作用。蒋文增等人是焦头烂额。

没承想，一个关键信息竟然从旧巡警那里延伸到了监狱，由犯人向专案组报备。

原来提篮桥监狱里有一位叫曾丰的人，在旧社会也是个巡警，因为旧同僚案被牵连进了监狱。

蒋文增当时找旧巡警了解情况，就找了他，回到监狱后，曾丰就将这些事给大家闲聊说了说。

结果，还真有人知道。

那就是同监的犯人，名字叫冯安宝。

冯安宝有个表哥，名字叫吉家贵，表兄弟二人经常把家里淘汰下来闲置的一辆黄包车拉起玩。

后来，冯安宝被父亲逼着读书，吉家贵就和自己的玩伴阿古和小克拉着黄包车出去玩，偶尔还会拉人。

直到1931年12月的一天，吉家贵突然把那辆黄包车送回来了。

不久后，吉家贵还在租界开了一家店，名字叫“吉家欢南货店”。

这让冯安宝诧异不已，因为自己这个表兄以前都就是街溜子，现在突然转性发达了，冯安宝一直都觉得很奇怪，现在谈到这件事，他觉得有可能与这桩悬案有关。

冯安宝同时提供黄包车车牌是300196。

蒋文增一听，才恍然大悟：车牌不是300169，而是300196。

随后，“吉家欢南货店”迅速被查，吉家贵被捕，同时还对住所和店铺搜查，搜出来了当年装黄金的那个箱子。

吉家贵后来交代，当年自己和阿古、小克确实是随机作案，本来就是想着搞点钱开个店之类的，结果没想到意外得到这么大一笔财富以后。

三人将这120两黄金平分以后，从此断绝来往。

小克后来参加国民党军队在1937年和日本战斗时牺牲。

阿古则拿着这些黄金，在北京开了一家五金店。

1950年5月12日，阿古被捕。

小克父母主动交出了儿子参加抗日战争诀别前，交给他们保存的黄金20两。

经过辨认，确实是1931年丢失的那批黄金。

这场发生于1931年的黄金遗失案，终于告破。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七号交通员梁壁纯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但判决后不久，酌其忠诚，予以释放。

1959年因病去世。

冯安宝因为检举有功，半年后被释放。

旧巡警曾丰的行为也被认定为立功，在1950年7月释放，由区政府将他安排到一家物资公司当保安。

至此，1931年“120两黄金失踪案”最终告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