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给人不是陈述帝国兴亡，就是分析权力消长、权谋霸术等前人过往事迹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历史可分为三个层次，人类过去发生的事只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记录过去发生的事，第三个层次则是解释或诠释过去发生的事。蒙曼系列历史书，完整包含了上述三个层次，让对历史不熟的读者有如穿越时空回到当时，亲临现场参与了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与结束，并从中了知史事发生之间的脉络经纬与因果关联。

《大隋兴衰四十年》从隋文帝杨坚出世谈起，历经少年时代，仕途坎坷，招致猜忌，矫诏辅政，翦除宗室，直到步步为营建立大隋后，杨坚又进行万物维新改革，妙选贤才，营建新都，进而降服突厥，统一天下，成就“开皇之治”，建立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富裕、人民生活安定的盛世皇朝，随后又因太子杨勇失宠，东宫易主（次子杨广成为新太子，即后来的隋炀帝），骨肉相残（三子杨俊死于非命、四子杨秀被剥夺官职，废为庶民），皇朝开始由盛转衰，独孤皇后与文帝相继辞世、驾崩为止，那个曾经名为普六茹那罗延（隋文帝幼时冠鲜卑姓名）、沾染一身胡气、文化程度不高，但拼命想建立理想帝国的孩子，果真实现他心目中君临天下的梦想，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大的英主之一。

但是，蒙曼并不是一味替隋文帝歌功颂德，她同时也指出隋文帝有许多性格上的瑕疵，如：个性猜疑、为人过于严苛、内心缺乏柔度、缺乏对人的真实同情等，让隋文帝只能成为一位有为的君主，而不是有道、有情的君主。因为这样的统治方式，也使大隋皇朝陷入只有气度而没有温度的迷局，只能迸发出如流星般的瞬间光彩，随即陨落、幻灭，最终还是逃不过隋文帝建国之初的忌讳。（中国古代，国号往往是根据开国者原来的封号而定的。原来杨坚是随国公，后来又成为随国王，所以新的王朝名为随。不过杨坚觉得“随”字不吉利，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王朝不能轻易就走了，于是改了同音字的“隋”，就成了今日的隋朝）！

以功业而言，隋文帝是一个配得上“千古一帝”称号的皇帝，但他的另一面却是冷硬、无趣，只讲铁血统治，丝毫不考虑忠恕之道，终其最后埋下大隋王朝勃兴速亡的因，应证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铁律。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暗示人性存在着黑暗的一面，野心、贪婪、欲望，更使人性趋向自私的一端，政治/斗争乃成为必要之恶，即便隋文帝在西方人眼中是继秦始皇之后的第二个伟大皇帝，在政治道德方面依旧犯下严重错误——隋文帝取得天下并非名正言顺，得天下之后自然惶惶不可终日，就怕历史重演。因此曾自豪一生只爱皇后一人，五个儿子都是亲兄弟，绝不会发生内斗。最后还是因个性猜疑、粗暴，被次子杨广与宰相杨素利用，废黜太子杨勇、逼死三子杨俊、废黜四子杨秀，制造了一个动荡不安、矛盾重重的政治局面，导致隋朝的快闪而过。

最终回第二十九章，蒙曼即以下面这段话为本书作了这样的结论：“一千多年来，人们经常说隋文帝最大的问题是立了杨广当接班人，因此，才导致隋朝的短命。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道理，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杨勇会不会比杨广好。但是，我想，有一点隋文帝确实是有问题的，那就是，他虽然建立了强大统一的大隋帝国，但是，也给这个帝国种下了不甚宽厚、急功近利的因。”

历史最大的价值，是提供后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但是放眼历史长河，却总是一再历史重演，不免让人质疑历史的意义。其实若细究其中，大概可以理出一个究竟，那就是有太多人拿历史当借口（替自己背书），遂个人之目的（以己之私，各取所需），这恐怕才是历史带给人类最大的教训——“人类永远不会从历史学到教训”！

正如蒙曼在自序中所言的，“就是这样深邃而厚重的历史让我们知道，不管理想有多高远，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都得一步步走过，不能跑，更不能飞；也是同样的历史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高远的理想，我们甚至连下一步都无从落脚，而只能在歧路徘徊”。蒙曼的文笔时而苍劲有力，时而浅显易懂，洞见观瞻，读来格外有滋有味，这是阅读蒙曼系列书最大的乐趣与享受！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