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社会报》刊发了一篇由民政部区划地名司有关负责人文章，提出“研究特大镇设市的新路径、新模式，打造县域经济增长点”。

而在不久前，两份顶层文件不约而同提出，“深化赋予特大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改革”。

这意味着，在中国行政区划变动冻结3年后，新的一轮行政区划变动可能要以镇为突破口开始。

2023年，西藏米林县撤县设市，这是时隔两年全国首例撤县设市

2021年3月，贵州省撤销黔西县设县级黔西市。此后3年间，区划调整趋于停滞，尤其是2022年全年，全国竟然没有一例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2023年，全国也仅有边疆地区进行了设立县级市的区划变动。

当前，对特大镇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文件，镇区人口10万以上可以被称为特大镇。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近2万个镇中，有超过200个特大镇。

在人口与经济浪潮的澎湃增长中，部分超级镇遭遇了成长的烦恼，其核心症结在于“不匹配”的尴尬——经济巨轮的庞大与行政管理舵手的局限形成了鲜明对比，犹如“骏马拖重车，巨足踏小履”，尽显力不从心。这些镇，论及人口稠密与经济繁荣，早已比肩乃至超越许多小城市，却因行政级别的桎梏，难以享受到与其实力相匹配的公共服务与资源分配。故而，对行政区划进行智慧性调整，已迫在眉睫，成为破解这一发展瓶颈、释放潜能的必由之路。

目前，特大镇行政区划改革已形成三个改革方向：一是强镇扩权，二是撤镇设市，三是设立镇级市。

强镇扩权，即试图在不改变现有行政区划的前提下解决特大镇的治理问题。其核心在于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契合的财政新体系，让特大镇拥有与其发展规模相称的财政自主权。同时，推动县级政府管理资源向这些重要镇倾斜，尤其是人员编制的优化配置，确保关键乡镇与重点工作的实施得到坚实的人力支撑。目前广东和江苏等经济较发达地区普遍已经开始了这项改革。

而涉及到行政区划变动的主要是撤镇设市和设立镇级市。

撤镇设市，即把镇从原来的县域中分割出来，独立升格为新的县级市。目前已经有了一个成功的事例，即2019年浙江温州苍南县下辖的龙港镇，被改为“县级龙港市”，由浙江省辖，温州代管。

撤镇设市，涉及到县域的调整。县是我国两千年来最稳固的行政区划，县域内早已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关系。撤镇设县涉及到人权、事权、地权、财权等各项权限的全面升级，需要破解复杂的利益分配结构调整问题，这样做调整的成本很高，因此面临着艰巨的复杂性与挑战性。

最后一种办法就是设立镇级市即县辖市，目前我国大陆地区还没有这种行政区划，这么做符合所谓的“特大镇设市的新路径、新模式”。镇变成镇级市，也将会在日常行政中按照城市进行对待，不仅有望获得大量的县级管理权限，而且还有可能按照城市规模来调整人口及土地规划，进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北京和燕郊本质上都是一个城市，只是一个是直辖市，一个还只能叫镇

“市”“镇”本来都是一种对人类聚落的称呼，是一个点的概念，任何一个以非农业人口聚居的地方都可以叫做“市”，而镇则是“市”和农业人口为主的“村”之间的一种过渡聚落形态。因此，镇的规模展大了、非农业人口达到一定比例了就升格为市其实很自然的一种区划变动。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区划设置

而“省”和“县”则是一种地域性区划，是一个“片”的概念，因此市理论上完全也可以由县管辖 。我国台湾地区就把市根据大小分为“直辖”“省辖”“县辖”三种。台湾各县的县城和一些规模较大的经济较发达的城镇，发展水平和非农业人口比例明显不同于其他小城镇，因此普遍被设立为了县辖市。

但如果在中国大陆设立推广“县辖市”这一区划，还要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地级市的存在。在大陆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变动中，“市”这一概念已经脱离了其聚落的本意，而是变成了明清府一样的省以下县以上的农村城市都管的地域型行政区划。

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设立县辖市，那就要出现“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市”“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花桥市”这样套娃一样奇葩的地名。而且我国宪法也没有给予县管辖市的权力。因此特大镇的行政区划问题具体将以何种方式解决，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有关部门在日后会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