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为达成民族统一抗日战线，国共两党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师六旅。

在这六个旅中，115师344旅的情况最复杂，其前身是红15军团。红15军团由苏区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而成，形成了“山头”。中央到达后，红15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改编为115师344旅。

344旅的一些年轻干部对总部派来的干部有抵触情绪。徐海东在时，尚能压制。但他因病休养后，344旅的“不服管”问题暴露，连黄克诚都镇不住，朱德也发了火。最终，彭德怀和毛泽东决定另调一人整顿344旅，才解决问题。

344旅的情况与八路军曾取消政委制度有关。为与国军达成一致，八路军改用政训处制度，导致部队思想工作松动。

平型关大捷后，黄克诚走访一线部队，发现官兵对立和军阀主义的迹象，立马向中央报告，建议恢复原先的政治工作制度。中央重视此问题，讨论后迅速同意，重新设置政委，第一件事就是解决344旅的思想问题。

《黄克诚传》记载，344旅各级干部普遍年轻，大多在25、6岁左右，像687团副团长田守尧只有22岁。年轻干部容易情绪化，没有政委时，344旅旅长徐海东既要管军事又要管政工，还要给年轻干部上思想课，工作繁重。他早年受伤，高强度工作让身体吃不消，多次晕倒，思想工作无人抓，344旅的纪律松散。

中央恢复政委制度后，首要任务就是整顿344旅，黄克诚被委以重任。然而，他上任时除了徐海东外，其余干部态度冷淡，鼓掌稀稀拉拉。黄克诚不在意，耐心进行教育，旨在消除部队中的山头主义，但效果不大。

1938年2月，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欲率部叛逃，被副团长田守尧阻拦后，张带少数人投奔国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主力团长叛逃影响恶劣，张绍东还是跟随徐海东从红25军一路走来，这让徐海东既生气又内疚，闻讯吐血。

1938年7月，344旅在山西阳城町店袭击日军，本为伏击战却因组织不善变成遭遇战，歼灭日伪军500余人，己方伤亡相当。早在半年前的温塘战斗中，344旅就暴露出同样问题。朱德总司令遂对344旅进行整训，批评各级干部未贯彻毛主席的游击战略。

徐海东身体本就不好，亲信叛逃和上级批评让他压力更大，提出辞职。朱德考虑到他身体难以继续指挥，便同意了。

徐海东离开后，344旅的旅长职位出现了空缺。时任344旅687团团长的田守尧自荐接任旅长，并认为自己非常适合这个职务。朱老总对田守尧在部队中的威望给予了口头批准，使得田守尧非常高兴，很多人也提前向他祝贺。然而，当请示电报发回总部后，主持八路军工作的彭老总对此有不同意见。

彭老总认为344旅作为党的主力部队，不能由一人说了算，因此决定不再从原红15军团中选拔，以此遏制山头主义的苗头。这一决定让田守尧感到尴尬，他难以接受这一安排，多次在战友面前抱怨组织，造成了不良影响。更有甚者，在徐海东的送别宴会上，他因为心情不佳而缺席。

这些行为激怒了朱老总，他要求344旅内部召开会议，对田守尧进行批评教育。然而，会议中大多数人保持沉默，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朱老总对这种情况忍无可忍，大声斥责道：“你们这开的是什么党委会？连批评和自我批评都不敢吗？你们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他还严厉批评了田守尧，指出发脾气并不合适，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这是天职。

田守尧在朱老总的震怒下做出了检讨。中央也因此对“山头主义”更加警惕。毛主席和彭老总商量后，决定让时任343旅685团团长的杨得志接任344旅的旅长。

杨得志当时只有27岁，但他年轻有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中都表现突出，特别是指挥强渡大渡河时名声大噪。他在资历、年纪、战绩上都足以压住344旅的干部。杨得志到达344旅后，朱老总特别交代他要把344旅管理好，因为徐海东身体不好，徐向前和陈再道又去了冀南。

杨得志与黄克诚一起着手改造部队，召开了多次党委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刀阔斧地整顿山头主义。他们遵循中央指示，从实际出发，推动全旅的作战理念，从运动战转为游击战。随后，杨得志和黄克诚分别带队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通过一系列胜利，逐渐改善了344旅的风气。

这次分兵，两位指挥官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杨得志率领344旅的一部分部队，越过平汉线，在滑县与689团会合，成功开辟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此后，冀鲁豫地区划归刘邓指挥，形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后来成为二野的王牌部队——16军。

与此同时，黄克诚所带领的部队南下组成了新四军第三师。日本投降后，这支部队出关发展，最终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后转变为四野的王牌部队——39军。

344旅在不断扩展和发展的过程中，真正体现了中央主力的实力和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