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读书人对科举考试充满着无限的向往，将其作为毕生的心愿而为之奋斗。原因无他，因为只要在科场上斩获功名，就会带来相应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以清代为例，第一级功名生员（秀才）可以不纳税、不服役，见了官老爷还可以不拜；第二级功名举人在生员的基础上，还能通过吏部铨选入仕，基本上算是拿到了做官的资格证。那么，再高一级的进士又比秀才、举人多了哪些额外的待遇呢？

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总共出了2万多个进士，说少不少说多也真不多。如果把这些进士数量分配到全国各省、府、州、县，数量就相当稀少了，教育不发达的省份，有的县整个清代都没有出过一个进士。

正因为进士具有稀缺性的特点，故而在选官上具有优越性。清初时不管是二甲还是三甲进士，授职的起点都很高，顺治朝头两科进士，起步都是正四品的知府。

康熙中期以后，虽然进士选官的时间较长（平均候补期大致在8年左右），但是只要是进士出身，熬过了候补期便可以实授。如果新科进士想到地方去学官（教授、教谕、训导一类的）的话，那么马上可以实授无需候补。

前面说了考中了举人就相当于拿到了做官资格证，但能否入仕还有变数，因为清代举人入仕的途径有限，清初时举人入仕相对容易。康熙以后，对举人入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必须是三科会试落第者，才能参与拣选。

乾隆朝实行的大挑制度每六年举行一次，也是会试三科不第者才能参与。尽管大挑的数量比较多，录取比例也高，但大挑不拼文章学问，只看长相气质。所以对于那些有才华而无外表的举人而言，恐怕一辈子都难以混上顶戴。

清代在京、在外的文官系统中，对有些职务设定很高的任职要求。比如礼部、吏部的尚书、侍郎，以及个别司的郎中、员外郎，规定必须是进士出身者才能授予；乡会试考官、各省学政最低要求也是进士出身，等等。

显然，有了进士出身这块金字招牌，在仕途上的选择性就要宽很多，这一点要比举人强很多。

然而进士并非是科举的最高功名，上面还有翰林。与翰林比起来，进士又略逊一筹，个别的岗位只为翰林专设。比如翰林院诸官、詹事府诸官，以及内阁大学士等等。

明清素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之说，御史大致查了一下，清代的汉大学士中，纯进士出身的的确不多，大部分都是翰林。至于举人拜相者，大概也就是左宗棠一人。

京官群体的平均学历要高于地方官，所以拿京官做对比意义不大。御史就以各省的知县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各省知县出身复杂，包括进士、举人、贡、监等正途出身，也有捐纳入仕者。按照吏部的程序，被选为知县者到了地方以后不能马上上任，总督、巡抚对其有一个考察期。

说是考察，其实就是看学历。进士出身者很快能实授上岗，而举人、贡、监生等往往要坐上很长一段时间的冷板凳，甚至几年、十几年都无法正式授职。这种情况在清代很常见，官场上学历歧视是普遍存在的。

即便是进士、举人同时放了实缺，他们在晋升速度上也有明显的差距。总的来说进士升迁更快，也更容易得到上司的垂青。有清一代的省级大员中（特指汉臣），进士出身者还是占了大部分。

在籍进士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致仕官僚，二是不愿为官一心只想做学问的年轻进士。退休进士自不必说，他们在地方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州县官上任首先要拜访拍马屁的就是他们，可以这么说，没有他们的支持，地方官是很难做出政绩的，搞不好还会丢了顶戴。

在经济方面，进士的待遇也更高。秀才、举人不纳税、不服役仅限于本人，而在职在籍的进士则是全家免税。所以很多当地的百姓都愿意把自己的土地挂在他们的名下，目的就是为了免除赋税。

十年寒窗考个进士不容易，考进士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做官。不过也有极少数的进士，他们厌倦官场的险恶和人情的冷漠，他们短暂为官后便辞职回乡。

这些主动归隐的进士到了原籍后，主要是从事学术工作，不问地方政务。但也有一些人会被当地官府聘请为高等级的教官，即各省著名书院的山长和教职。

省级书院对山长和教职工的要求很高，必须是进士出身。别看书院是个编外单位，但是山长的薪水要比知县、知州高多了，这对于那些无心仕途而有意学术的进士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秀才、举人也可以进入书院，但仅限于州、县级别的书院，工资待遇也不高，和进士有着天壤之别。

当然，进士的优越性不仅限于以上几点，限于篇幅御史就不多细说了，有兴趣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