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政府主席的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

卢汉宣布起义时，蒋介石尚在成都逡巡，考虑到自己起义以后私放张群的缘故，卢汉立即致电还在成都的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川军将领，希望他们能在起义时能够活捉蒋介石。

可没想到的是，这封电文才发出去不久，就被蒋介石截获了，一听这个消息，蒋介石在成都也不敢停留。

图|蒋介石与胡宗南

12月10日深夜，蒋介石仓皇坐上飞机逃离了成都，就在“中美号”专机的舱门口，蒋介石紧紧地握住胡宗南的手，就说了三个字：

“台湾见。”

在场的众多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多数都是黄埔出身，见此情形也不免垂泪，蒋介石是自己逃走了，却把他们留在这个水深火热的坑里，比较有意思的是，在送别蒋介石的这些高级将领中，后来大部分都选择了起义。

就在蒋介石逃离成都的第二天，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郭汝瑰率部在泸州起义，破坏了蒋介石在西南囤积重兵，意图固守的打算。

当然，更令蒋介石想不到的是，郭汝瑰早在192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潜伏国民党军22年，位列中枢，送出了大量的机密情报，在解放战争关键时刻率领一个军起义。

一直到1980年4月，郭汝瑰才向中央组织部写信，申述自己过去的革命经历，反映了自己多年入党的心愿，经中央批准“准许郭汝瑰入党”，第二年，成都军区党委又评郭汝瑰为全军区的优秀共产党员。

图|郭汝瑰

就在郭汝瑰宣布起义的当天，第二野战军所属的第三、第五兵团挺进川东、川南，切断了国民党军的退路，那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还被贺老总率领的十八兵团牵制在秦岭一线，等于说汇集成都一线的胡宗南集团数十万大军，已经被我二野大军团团包围，只等一声令下，就可以分割包围全歼。

面对这样一种情形，就算是胡宗南本人有通天彻地的本领，却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1949年12月22日，胡宗南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军以上高级将领均出席了会议。

整个会议的气氛显得十分压抑，胡宗南本人也是长吁短叹，尽管他手中还握有数个兵团几十万大军，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样一种局面下，就算是想战，也无力再战。

不过在整个会议现场，所有人都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另类”的主张，胡宗南也一直在相反设法的给众人打气：

“我们还有五六个兵团，打个突破口出来没问题。”

就在这时，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司令的李振嚯的一下站起来，坦率地向所有人陈述：

“突围出去的把握并不大，值此关键时刻，倒不如将团以上或者师以上将领全部集中起来，用飞机送走，剩下的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突围出去，然后再到制定地点去集合。”

所有人都把目光齐刷刷集中在李振身上，他们的目光很是刺眼，让李振一时之间有些失神。

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一条可行的办法，如今几十万大军被包围缩成一团，只能够被动挨打，根本展不开，如果能将部队分成小股，尚有突围的可能，毕竟在军事上，一个包围圈就算是再密，也会有缝隙。

图|胡宗南

可李振话说完，胡宗南只是坐在原地长吁短叹，他又何尝没想过这个办法呢，只是刚提出来的时候，就被蒋介石毫不留情地否决了。毕竟以国民党军内部松散的程度，分成小股连队，突围出去或许有可能，但是不是还能聚拢在一起，就很难说了。蒋介石还指望这数十万大军，能为他拖一拖呢。

胡宗南作为蒋介石的心腹，自然对他的想法心知肚明，索性也不点破，他早就笃定注意，只要战事不利，马上乘飞机溜走，这几十万大军恰好能为他掩护掩护。在座的都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他们心里也都很清楚，只是闷着不说而已。

到此情形之下，李振也唯有在心头暗骂。

胡宗南没有理睬李振的建议，而是自顾自地制定了突围计划，并吩咐各兵团、军长分头下去执行。

李振回到兵团部以后，同属下商量来，商量去，却发现无论选择什么路，到最后都是死路一条，尽管局势已经恶化至此，但大家依旧没有提出起义的想法，国民党第十八兵团参谋长何沧浪更是直接对李振说：

“不能起义，共产党难以打交道。”

李振心头唯有暗骂，他叫过90军军长周士瀛，想商量出个对策，没想到这个周士瀛也是一个滑头，当着李振的面，既不说起义，也不说遵照突围计划，而是想逃：

“干脆等胡先生飞走以后，我们在广汉机场也扣留一下飞机，逃去香港算了。”

周士瀛的90军正奉令把守着广汉机场，那时机场还有9架飞机，就算胡宗南带走一架，也还有8架，逃走完全可行，李振这时已经开始幻想，自己逃到香港以后，安安稳稳的过自己寓公的生活。

可让李振没想到的是，周士瀛这话完全就是拿来搪塞自己的。

周士瀛是浙江吴兴人，又是中央军校毕业，按照蒋介石的用人习惯，周士瀛就是他的嫡系中的嫡系，怎肯随意逃亡。

第二天，周士瀛就变了脸，不仅拒绝扣留飞机，还顽固地表示：

“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事实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谓的突围计划，就是一个幌子，胡宗南拿几十万大军，替他当挡箭牌，自己一个人悄悄溜走。

12月23日，胡宗南没和任何人打招呼，私自一个人飞往海南三亚。

虽然事后在顾祝同的劝说下，胡宗南勉强飞到西昌，但这时他手里的几个兵团已经全部选择了起义，胡宗南这时已经没什么戏唱了。

罗广文、陈克非在胡宗南离开以后，并未顺从地执行胡宗南命令，而是选择联系解放军，12月24日、25日，罗广文、陈克非率领第十五兵团、二十兵团在四川郫县宣布起义。

图|进军西南

至于裴昌会，早在1949年7月率部撤往川陕公路时，便有起义的念头，因不具备起义条件，只能暂时作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派出联络人员明确告诉裴昌会：

“在有把握的时候举事，不要在仓猝中受到损失。”

尽管裴昌会本人很受胡宗南信任，但随着连续丢失广元、剑阁后，裴昌会一直担心自己被胡宗南拿去当替罪羊。

一直到胡宗南12月23日离开后，裴昌会这才找到机会，把拟定好的起义电报交给前来的第一野战军联络员陈明韶，并在当天晚上就下令所属部队停止一切行动，就地起义。

这时盘踞西南的国民党军，就只剩下李文、李振的两个兵团。

李文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对蒋介石可谓是忠心耿耿，早在1949年初，傅作义领导北平起义时，身为华北剿总副司令的李文就坚决反对，即便是后来眼见大势已去，李文依然不肯随从起义，被傅作义派飞机送到了南京，后来又担任了国民党军第五兵团司令。

在历史的关头，李文几次三番均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与李文不同的是，李振是粤系出身的将领，自然很难受蒋介石重用，对蒋介石的一些行为，李振也有不同的看法。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振没有选择跟从，而是暗中给予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帮助。

蒋介石经重庆到成都时，还专门召见了李振，并对他勉励有加，希望他能在关键时刻支持自己。

图|叶剑英

可蒋介石不知道的是，李振与叶剑英早年私交甚笃，两人同为粤系出身，关系上很是亲近，对于这位亦师亦友的兄长，李振很是尊重。

1949年冬，李振率国民党军十八兵团被二野团团包围之际，叶剑英专门派弟弟到香港带话给李振的妻子，并要她传话给李振：

“如果要起义就及时起义，过后就没机会了。”

李振确实考虑在关键时刻起义，但李文、周士瀛等人的态度，却让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一些。

按照胡宗南制定的突围计划，李振的十八兵团与李文的第五兵团相互配合，从简阳出发后，合力向西攻击突围。胡宗南在临走时，将指挥两个兵团的任务交给李文。

12月23日当天下午，李文就召集了包括李振在内的两个兵团军以上的高级将领，在成都南门外的空军司令部开会。

一开始，李振就试探地提出自己的想法：

“不如将两兵团主力集中到成都，构筑防御工事，派人与刘伯承谈判，谈不成再打。”

李振话刚露个苗头，马上就被李文打断，包括周士瀛在内的大部分将领“呼啦”一下全站在李文那儿，声讨李振，会场上气氛一时有些尴尬，李振也不敢再开口说法，只好答应按照战前制定的突围计划，回去布置。

尽管大多数的将领都站在李文一边，但也不是绝对，至少还有一少部分人同李振一样持相同看法。

李振记得，就在开会的时候，时任30军参谋长的肖健就提出：

“如果和的话，我有条路。”

李振密唤肖健，问他有什么想法，肖健知道李振正积极谋求同解放军接触，所以也不隐瞒，直接对他说：

“郭勋祺是我在陆大时的同学，他与二野方面有联系。”

图|郭勋祺

郭勋祺是川军名将，襄阳一战中被我军俘虏，在刘伯承感化下，愿意回到西南争取原川军将领起义，并先后争取了潘文华、邓锡侯等将领起义。

李振托肖健联系，同郭勋祺秘密见了一面，郭勋祺传达了解放军的原则：

“共产党提出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是说话算数的，我就是现实的例子嘛！”

到这时李振完全消除了顾虑，并积极联络麾下将领，准备在恰当时机起义。

不过，尽管李振是名义上的十八兵团司令，但麾下各军之中，只有65军才是他嫡系心腹。

二野进军西南中，李振兵团损兵折将，麾下65军原本下辖两个师，结果该军军部连同160师一起被全歼，65军虽然勉强保持一个军的架子，但实际上只剩下了一个187师，战斗力不全。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65军起义绝无问题。

而李振兵团麾下还有第1军、第57军、第90军，就很不好争取了。

李文制定好突围计划后，第1军以及第57军就直接被他划入第五兵团带走了。

第1军军长陈鞠旅，黄埔五期毕业，胡宗南的亲信，不容易争取。事实上在12月24日突围中，陈鞠旅的第一军是作为整个兵团的先锋，一直到被我军包围，打不动了，陈鞠旅才被迫派人与解放军联系投诚。

据说陈鞠旅在军部召集营以上干部讲话，宣布投诚决定时，在场几乎所有官兵均忍不住落泪。

第57军军长冯龙，宪兵出身，后来宪兵部队被整编后，他才考入中央军校，曾留校任教过一段时间，但他志不在此，一定要上战场，后来成了胡宗南麾下一员将领。

与李文一样，冯龙对蒋介石、胡宗南也是格外忠诚，1949年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冯龙与李文、石觉一道回到南京，就任57军军长，渡江战役后，57军也是一路溃败，战力十不存一，与第一军一样，被迫选择了投诚。

原隶属于李振兵团下辖的第90军，军长周士瀛也是明确反对起义，之前便已经谈过，这里不再谈。该军下辖两个师，第61师后来随同李振一起起义，53师随李文兵团突围，大部分被全歼。

原属李文第五兵团的第36军，军长朱光墀是黄埔四期毕业，此人态度曾有过几次反复。

在李文兵团部开会时，朱光墀也是明确反对求和的国民党军将领之一。可李振后来私下里召集兵团将领商量起义时，朱光墀为搪塞李振，又假意赞同起义，还派副参谋长以及123师副师长接受起义命令。

结果就是，朱光墀率部坚持突围，所部大半被我军全歼。

尽管起义困难重重，但在12月27日，李振还是率领十八兵团65军全部、90军一个师以及30军一部分总计2.4万余兵力，在在成都宣布起义。

1949年12月25日凌晨，中共地下党派人专程到李振兵团部接洽，双方约定在成都以东的简阳贾家场商谈起义事宜。

李振不敢怠慢，立即带人前往成都市区驻扎的三十师师部，并与河对岸的人民解放军第11军32师94团取得了联系。考虑到起义事关重大，李振特别在电话里强调：

“希望能见到贵军司令员刘伯承……”

图|刘伯承与邓小平

不过，李振那时并没有想到，刘伯承司令员日理万机，此刻正在重庆，忙着部署兵力追歼李文兵团，哪有功夫来见他。

李振怀着惴惴不安的情绪来到河对岸32师94师团部，扫了一眼在座的解放军军官，立刻勃然大怒：

“你们不守信用，我要见刘伯承。”

也难怪李振生气，事实上负责此次接洽的是解放军11军32师副师长涂学忠以及94团团长田士繁等五人，因为都很年轻，让李振有种错觉，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

“就这些人，能答应兑现自己开出的条件么。”

涂学忠了解了李振的心结后，认为一直这样僵持也不是个事，还是要请上级出面来解决这件事。

就这样层层上报，最后直通二野司令部，刘伯承在接到报告后，经再三考虑，指示李达亲自出面。通过专线电话，李达直接与前线的李振通了电话，在电话中，李达再一次向李振阐述了我军对于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

图|李达

李振在电话那头听得是一头雾水，李达是陕西眉县人，一口的陕西话李振也只是能听个大概，他知道电话对面的人不是刘伯承，但从语气来判断，级别应该不低。

在李达的安抚下，李振情绪得到了环节，挂断电话后，李振好奇地问涂学忠：

“李达是什么人？”

涂学忠告诉他：

“是我们二野的参谋长。”

“原来是李达将军。”李振顿时有些欣喜。

李振当然听说过李达的大名，毕竟两军对垒，如果连对方高级将领的名字都不知道，那这情报工作做得也就太不到家了。

作为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几乎应该算是仅次于刘伯承、邓小平的解放军高级将领。

一想到这里，李振也就不再犹豫。

颇有意思的是，李振虽然是主动与我军联络起义，但到底是比李文还慢了一步。

12月26日，二野大军逼近成都，李文率兵团五万余人突围，结果混战一场，国民党军第五兵团除了一少部分突围以外，几乎是全军覆没，最后无奈只能宣布投诚。

就在李文宣布投诚的第二天，解放军派代表到李振十八兵团宣布改编命令，沿途受到热烈欢迎，可见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胡宗南在撤离前，曾下令给李振，要他破坏成都的军用物资，可李振予以拒绝，并将所剩余的物资登记造册，等到起义后，李振直接将这批物资移交给解放军。

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赢得了刘伯承赞誉。

图|李振

起义成功后，李振仍留在部队中任职，先后担任过川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西南军区高参室副主任。晚年写了很多自传以及回忆录，成为那个年代最珍贵的史料。

1980年冬，年逾八旬的李振办理了为期五年的签证，赴美探亲，可李振在美国只呆了半年就回到了祖国，面对周围人的询问，李振坦言：

“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地。我丢不下我的工作，离不开我的祖国，更想念领我走上光明大道的中国共产党。”

李振于1988年去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