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4日，《解放军报》刊载了一篇题为“赞丧事新风”的评论员文章，文章中赞颂了原中央军委顾问王建安和他的子女办丧事一切从简的高尚风格。

事实上，也是随着这篇文章逐渐发酵，许多王建安生前的老战友才知道他去世了的消息。

差不多也是在九月的一天，已经退居二线的陈锡联特意给在南京家中休养的许世友打去了电话，两位老友聊了一番离休后的生活后，陈锡联突然提到了王建安去世的消息。

“王建安同志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

许世友听后大吃一惊，他不可置信的在电话里反复问陈锡联，确实消息后，又愣了半晌，眼泪不自觉的从眼角流下：

“这个家伙真是招人恨啊！”

许世友这一句话很耐人寻味，很多不熟悉他们二位的人都以为，他们是因为有矛盾才这样说，殊不知他们当年在济南战役期间，其实就已经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许世友与王建安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一个是湖北麻城（今河南新县许家洼），一个是湖北黄安人，两人在1927年都参加了黄麻起义，并在起义后参加了红军。

两人革命经历都差不多，甚至于比陈锡联还早一年参加红军，性格脾气也都很相似。

不少人都曾经撰文写过，两人矛盾的由来。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至此彻底结束了长征。

当时，不少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在抵达陕北以后，都被安排到了抗日红军大学学习，这其中就包括许世友、王建安等人。

本来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奈何到了第二年，抗大开展了批判张国焘的斗争，后来批判的范围逐渐扩大，伤害了一大批原来红四方面军的将领。

许世友、王建安一开始也想不通，大家就聚在一起商量，当时参加的有詹才芳、洪学智、陈再道等十多名红四方面军军师级将领一致决定，离开抗大，到四川去打游击。

王建安一开始也同意，但回去以后细想了一番，觉得很不妥，就向抗大汇报了这件事，党中央、毛主席后来果断处理了这件事。

在当时，像许世友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很严重的罪行，后来有关部门曾决定判处许世友死刑，后来还是毛主席表示反对，认为他罪不至死。

1937年6月6日，延安最高人民法院高级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案”，法庭在充分参考过去历史以及各方面建议下，从轻判决，不少牵连到此事中的人都当庭被判无罪释放。

许世友被判处一年半有期徒刑，刘世模1年，洪学智、朱崇德、詹道奎各8个月，王建安6个月。

审判结束以后，法院给每人发了一张纸条，算是通知。

也正因为如此，许世友后来对毛主席格外敬重，却唯独对“告密”的王建安很不满，两人关系进入冰点。

有一点特别有意思，抗战爆发后，许世友最初被派到386旅任副旅长，但在1940年被派往山东，任山东纵队第3旅旅长、纵队参谋长，当时王建安也在山东，担任过山东纵队副总指挥兼一旅旅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任华野九纵司令员，王建安是华野八纵司令员兼政委。

也因为多年前的嫌隙，许世友与王建安虽然同处山东作战，彼此却没有多少交流，就连在一个院子里开会都不打招呼，据说王建安几次有意打破彼此隔阂，但许世友始终对他不理睬。

1948年6月，豫东战役后，王建安原定调华北一兵团副司令员，到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毛主席告诉他，华野准备打济南了，要他出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而当时山东兵团司令员就是许世友，虽然因病不在前线，但中央有意要许世友指挥攻济南一仗。

毛主席心里很清楚许世友、王建安当年那桩公案，所以不显山不露水的敲打了一番王建安，王建安心里也很清楚毛主席说的是什么，所以也表态：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打好这一仗！”

后来许世友与王建安在济南城下握手言和，共同指挥了攻打济南的战役。

其实，从王建安个性来看，他和许世友其实都是差不多性格。

当年济南战役中，许世友、王建安共同指挥，仅8天就拿下，知情人谭震林就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两只虎，一个是廉颇，一个是蔺相如，毛主席让他们在济南城下演了出将相和。”

王建安的个性也很强，只是他不像许世友那么出名。

1955年9月，新中国举行第一次授衔仪式，奇怪的是王建安那次授衔意外缺席，第二年才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有不少说法称，是在授衔之前，毛主席看了授上将军衔的名单，批王建安“骄矜自满，宜授中将”，可不少人都明确表示出不赞同，所以王建安一直到第二年才补授上将军衔。

这个说法在过去广为流传，也被看做是王建安性格直接体现。

可有极大可能，这个故事是杜撰的。

因为从正规史料记载中，从来没有毛主席批王建安“骄矜自满”的记录。

根据考证，王建安之所以是在第二年补授上将军衔，很大一个原因是健康问题。

王建安是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时因病回国，授衔时王建安恰好在青岛养病，没有职务在身，所以也就没有参与授衔，一直到第二年，王建安身体好转，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才按照规定补授了军衔。

不过，王建安建国后任职，多数都是在大军区任副职，不少资历比他浅的人，都有担任大军区正职以上的。

就连叶剑英也盛赞王建安：

“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有一次，一位老战友甚至开玩笑：

“老首长啊，凭你的资格，不能老当配角啊！”

不料王建安一听，突然发火道：

“按你说的，我们都把位子占着，那还要什么革命事业接班人！”

王建安作风强硬，最痛恨弄虚作假，所以批评起人来也从不留情面，加上他本人最热衷于亲自到一线调查研究，所以他总能第一时间察觉问题。

1978年4月，王建安听说某连队训练成绩出众，当即下到连队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了不少问题。

比如部队训练成绩虽然突出，但其实是弄虚作假，战士们只训练自己优秀的科目，其他科目都不训练，那些成绩不出色的战士，上级来视察都不让出现。

王建安检查完以后，发现这个连队不仅训练不突出，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问题，上级部门却只重视表面功夫，还把他们列为典型，气得王建安痛责了领导干部，并写报告给中央：

“搞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平时可以马虎过去，打仗时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王建安担任中纪委常务委员后，一段时间里负责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基本上对于所寄来的信访信件，他都会去看，并一一恢复，对于一些老战友、老部下过去曾犯有错误，他也不避讳，坚持如实上报。

一次，纪委引发王建安向军委的报告，有工作人员委婉提出，是不是不要提被批评的某位领导人，王建安强烈表示反对：

“共产党员就是要敢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怕个鬼呀！”

王建安不仅在报告上写了具体的情况，还特意叮嘱秘书见面以后也要对他说这件事。

王建安批评人从来不分场合，而且格外严厉，为此也得罪了不少人。

有一次，叶剑英提醒他：

“有人向我告你状了。”

王建安笑道：

“肯定是我批评过的那些人。”

叶剑英随后主动提出要和王建安合影，明里暗里就是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对王建安是支持的。

王建安晚年身体每况愈下，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等，但始终坚持在一线工作。

也就是在他去世的1980年，身为中央军委顾问的王建安，还有78天的时间赴外地考察，递交给中央的报告就有12份，这些报告中虽然也有一部分是报喜的，但绝大部分都是他走访各地发现的问题。

王建安晚年病重住院时，一次在医院看电视，看到了外国元首在去世以后大操大办丧事，心里很反感，就对身边的夫人牛玉清说：

“现在，我们有的追悼会越开越大，花圈越送越多，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浪费。我死了以后，就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

也许是担心身边的人忘了，王建安还反复说过好几次。

当时，王建安的子女全部在外地工作，牛玉清考虑到丈夫的身体状况，想把所有的子女全都调回来在他身边，但王建安毫不留情的呵斥夫人：“胡闹！国家正是需要他们的时候，怎么可以让他们离开岗位，回来看我一个将死之人，我知晓自己命不久矣。”

“在我离开后，你要谨记我的嘱托，并将我的遗体捐给301医院，现在国家没有多余的钱买国外的医药材料，那就先拿我的身体做材料吧！”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因病去世后，夫人牛玉清就把他生前的嘱咐转至中央，建议按照他的遗嘱办。

几天以后，王建安的子女才接到通知返回，他们在和母亲商量以后，决定将父亲的嘱咐总结成“五不”：

“第一，不开追悼会；第二，不送花圈；第三，不组织向遗体告别；第四，不通知生前好友；第五，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王建安去世的事儿，几乎所有的老战友都不知情，都是看了《解放军报》上刊载的文章，才知道这一情况，大家都相互询问：

“建安同志什么时候去世的？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尽管大家都互相追问，但彼此的回答都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陈锡联也是听说消息后，给王建安家去打电话，才从牛玉清口中知道了这一情况，他把这个消息告诉许世友，许世友一听，也震惊的不能自己。

“建安啊！你将一辈子都献给了党和人民，在你离开时党和人民却不能陪你最后一程，你只想到你自己，却不考虑一下我们怎么想，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执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