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汪曾祺67岁，年近古稀，是一个“老头”。

可是他的人生，玩得很开心。

那一年，他应作家聂华苓的邀请，参加一个写作活动，他给聂华苓带了一份礼物，那是老头自己画的海棠，再加一只虫子。

题有一句：

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惆怅近黄昏。

人到黄昏，无需惆怅，毕竟，今天的生活也才刚刚开始。

在写作活动上，汪曾祺充当大厨，给大家做了一桌子菜，吃的人赞不绝口，汪曾祺给妻子写信说：

“不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我，真是怪事。

女人喜欢他，是因为他好玩，可爱，有趣。

聂华苓尊敬他，叫他汪老，他觉得不好。

聂华苓直接叫他汪大哥。

好玩的人，活的就是自己的真性情。

1920年，汪曾祺出生在江苏省高邮县。

那时候的汪家，是高邮大户，富有资产，虽然算不得名门望族，但也是家境殷实之门。

汪曾祺出生的那天，恰是元宵节，家家户户都在闹元宵，一片热闹，高邮灯火通明。

就在这一片喜庆声中，汪家喜上加喜，汪曾祺来到了这个世界。

汪家是一个很传统的旧式家庭，房屋、家具、习惯，全都是旧的，所有窗户都糊上白纸。

汪曾祺的祖父，是清朝末科拔贡，又是免费为乡里乡亲看病的眼科医生，平时爱喝一点小酒，下酒菜就是半个咸鸭蛋。

喝了酒，有时就一个人在屋里大声背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很小的时候，汪曾祺就颇得祖父喜爱，他也在祖父的关爱呵护之中，渐渐长大。

3岁的时候，母亲去世。

从那时候起，小汪曾祺就和父亲睡。

汪曾祺的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金石书画样样精通，小小的汪曾祺，对父亲崇拜得不行。

每逢春秋佳日，天气晴和，父亲就走进画室，开始作画。

年幼的汪曾祺，看父亲对着宣纸仔细端详，然后挥毫泼墨，画完之后，题字盖章，一气呵成。

这让汪曾祺羡慕不已。

他说：

如果我还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点关系。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

人，一部分是环境塑造的，一部分是自我完成的。

一个好的环境，就是用灵魂去唤醒灵魂。

在汪曾祺童年的时候，有一次生病，长了“砍头疮”，很严重。

父亲带他去找郎中治疗。

郎中看了看，拿出手术刀，在酒精灯上烧了烧，就算是消毒，说着就准备下刀，麻药没有，父亲见状，怕汪曾祺痛，赶紧往他嘴里塞了一颗蜜枣。

冷不丁的，汪曾祺还没一点准备，只听‘呼’的一声，“砍头疮”就已经割开了。

然后挤脓血，上药，汪曾祺津津有味地吃蜜枣。

吃完了，父亲继续塞给他一颗。

蜜枣吃完了，手术做完了，就跟父亲一起回家。

在他小的时候，县里建了第一个幼儿园，5岁的时候，汪曾祺被送进幼稚园学习，成为幼稚园的第一批学生。

新建的校园，什么都是新的，新的屋顶，新的墙壁，新的窗户，地板门窗发出清新的木料香味。

7岁的时候，进了小学。

每天去学校上课，都要经过一条热闹的街道，所以放学回家的时候，他就在大街上东瞅西看，手工作坊、烧饼店，应有尽有，好不热闹。

他认真的观察银匠做精致的小罗汉，也到竹器厂看怎样将竹子做成耙子，他还喜欢到车店看师傅们将木头做成各种零件。

就这样，汪曾祺观察着世界。

他在观察世界，世界大概也在观察他。

从上小学开始，汪曾祺每年都会发一次疟疾，一直持续到高中，每年桃花一开，疟疾就准时到来。

但每年忍一忍，总会过去。

总之，他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

汪曾祺爱看漫画，从小就爱，家里定了老《申报》，杂文版每天有一幅漫画，汪曾祺一天不落地找来看。

看着看着，他也长大了，他学会了抽烟喝酒。

父亲也很开明，并不责备他，反而是父子两一起对饮，一起抽烟。

汪曾祺谈恋爱的时候，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就是他的军师，在一旁为他出谋划策。

不仅如此，父亲还告诉汪曾祺：

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这样的父亲，这样的儿子，这样的平静又美好。

知识滋养着他的灵魂，亲人的爱滋养着他的人生。

1937年暑假后，江阴失陷。

正在读高二的汪曾祺，不得不随着家人外出避难，在一个庵里住了半年，后来，汪曾祺将这段生活经历，写进了小说《受戒》。

写得很真实，很多人问他当过和尚没有？

汪曾祺没有当过和尚，他在庵里，也带着一堆复习资料，准备考试，后来，他辗转于各个中学，一边避难，一边读书。

说是读书，其实根本没读什么书。

每到星期天，上午上街，买东西，然后吃一点美味的东西，一碗脆鳝面，或是一碗辣油面。

面条细若银丝，汤也美味，在他看来，面条还是江阴的好。

有时候也吃几个猪油韭菜馅饼，一口下去，满口清香。

吃饱喝足，再到书摊上挑几本廉价的打折书，再去买一些粉盐豆，回校。

下午回学校，就躺在床上吃粉盐豆，喝白开水，看书，把三角函数，化学方程式，全都抛在脑后，就连考试、分数，似乎也不重要了。

一转眼，就到了考大学的时候，汪曾祺最想考的是美专，其次是文学。

可是，该考哪个大学呢？

他听说西南联大很好，最起码很自由，里面有很多大师，他决定，考西南联大。

后来他自嘲说：

“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

“我寻找什么？”

“寻找潇洒。”

人活一世，大家都想好好安排自己的人生，潇潇洒洒活一回，可是很多人活着活着，身上就多了许多沉重的东西，再也潇洒不起来了。

所以，活得潇洒，也是一种本事。

1939年，汪曾祺辗转来到昆明，参加西南联大的入学考试。

他刚到昆明，还没开始考试，就迎来一场严重的疟疾，高烧40度，不得不住进医院。

医生给他打针，他很搞笑地问：

要不要写遗书？

打针的护士嫣然一笑说：

“怕你烧得太厉害，人受不住！”

他又问，打的是什么？

美丽的护士姐姐说：

606。

汪曾祺吓了一跳，赶紧解释说：

“我生的不是梅毒，我从来没有·····”

还没解释完，针就打了。

汪曾祺渐渐好了起来，他想赶紧离开，可是医生要求他留院观察。

汪曾祺实在难以忍受，因为医院规定，他不能吃饭，只能吃藕粉，喝蛋花汤。

对吃货汪曾祺来说，这简直比生病还难受，比疟疾还可怕。

他坚决地要求出院，医生不准，他急急地说：

“我到昆明是来考大学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让我出院，那怎么行！”

第二天，汪曾祺喝了一碗蛋花汤，颤颤巍巍地走进考场，参加入学考试。

考英语的时候，有一段汉译英，有一个词叫刮脸，汪曾祺搜肠刮肚，也不知道刮脸该怎么翻译，于是，他灵机一动，就翻译成‘把胡子弄掉’。

把胡子弄掉，就是刮脸？

不管怎样，汪曾祺还是考完了，心里七上八下，一点把握都没有。

幸好，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有好吃的，汪曾祺就忘了考试，他该怎么玩就怎么玩，该怎么吃就怎么吃。

活得有趣的人，总不会沉迷于悲伤的事情。

他总能发现这世界的美好，然后治愈自己的内心。

放榜那天，汪曾祺居然在上面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成了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一名学生。

在这里，开启了他自由散漫，吊儿郎当的生活。

汪曾祺选了沈从文的写作课。

这位写出了《边城》的作家，讲课时声音很小，一口湘西口音，他没有讲义，往往想到哪里讲哪里，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要贴到人物来写。

在沈从文的影响下，汪曾祺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之路。

当然，那时候的西南联大，可不止沈从文，那时候大师云集，教授们虽然穿得破破烂烂，可他们的灵魂体面干净。

闻一多穿一件过时的袍子，领子很高，袖子很窄，看起来很奇怪。

朱自清大衣破烂不堪，只能买一件赶马人的劳动服穿在身上，远看如同侠客。

曾昭抡一双鞋子穿得令人心酸，脚趾头露了出来，鞋后跟还坏得提不起来，一走路就发出各种声音。

他们物质贫穷，可他们灵魂富裕。

西南联大的教育，没有限制汪曾祺的个性发展，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奇奇怪怪地生长。

他最爱三样东西，一是美食，二是美酒，三是好书。

他一边吃着美食，一边享受，一边成长，高兴时就去上课，不高兴就在寝室睡觉。

晚上的时候，泡茶馆，或者上图书馆，颠倒黑白地活着。

汪曾祺喜欢抽烟喝酒，烟抽多了，酒喝多了，牙齿就出了问题，有时候疼的不行。

可是他对付牙疼的方法也很奇葩，牙疼得不行，他还幸灾乐祸地想：

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么花来！

在牙疼得腮帮子肿得老高的时候，他还若无其事地和别人交谈。

当时有一修女，同时也是牙医，汪曾祺好不容易攒够了钱，想去拔牙，可是很不巧，他去的那天，修女刚好有事出门。

于是，这个奇葩，不仅不失落，反而很高兴。

他就拿着那笔巨款，美美的吃了一顿。

人生会遇见各种问题，但一颗向阳之心，总能驱散种种黑暗。

大学时，汪曾祺玩得很开心。

他喜欢美食，有钱了就去吃。

没钱的时候，就帮同学写写文章，赚点外快，然后继续吃。

他卖给别人的文章，闻一多看了，对那个花钱买文章的同学说：

“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

汪曾祺听了，暗暗笑着。

汪曾祺不止喜欢吃，还喜欢书，有一段时间，他被作家纪德吸引了，无论走到哪，腋下都夹着一本纪德的书。

走进茶馆，一边看书，一边喝茶。

反正在学校，汪曾祺就是那种不务正业的学生，跟那些好学生完全相反。

汪曾祺有个室友，学习勤勤恳恳，每天早睡早起，每天早上汪曾祺回来睡觉，室友出去；晚上，汪曾祺出去学习，室友则回家休息。

汪曾祺喜欢晚上工作，拿着笔写写画画，还喜欢抽烟，有时候烟抽完了，就从地上的烟蒂中寻找比较长的，点燃继续抽。

有时候穷得很，没钱吃饭，他就在床上躺着，也不起来。

有一次，朋友见到了饭点，汪曾祺还不见，就夹着一本字典去找他。

于是，两人典当了字典，饱餐一顿。

他生活不规律，又爱喝酒抽烟，有时候看起来萎靡不振，闻一多见了，担心他把自己玩废了，还把汪曾祺批评了一顿。

玩得这么开心，学习上却是半个渣，考试不及格，英语更是一塌糊涂，唯有国文好。

沈从文特别欣赏汪曾祺，欣赏他的才华，他将汪曾祺的文章推荐发表，是汪曾祺在文学路上重要的领路人。

他们是师生，也是朋友，汪曾祺经常陪着沈从文逛寄卖行，旧货摊，逛饿了，就一起去吃鸡蛋米线。

人，是自己成为自己的，但在我们成为自己的过程中，有些人会如同一道光一样，照亮了我们生命的某些黑暗。

有些人玩，只有在一切都好的时候玩，玩是一种消遣。

汪曾祺喜欢玩，是无论什么情况，都会玩，玩，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汪曾祺上西南联大的时候，国家不太平，战火不断，可能随时都会有炸弹投下来。

每当日军来轰炸的时候，所有人都要跑去安全的地方躲着。

有一次，日军轰炸机来了，所有人都往山里跑，因为山里隐蔽、安全。

汪曾祺却特立独行，他拿着一块点心，边吃边往松树林里面跑，人家提醒他，跑反了，他说：

“没反，松林里有松子吃，炸死总比饿死强。”

这样的潇洒，才是真的潇洒。

一转眼，汪曾祺毕业了，但他连毕业证都没拿到。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老师们纷纷离开，汪曾祺也去了上海。

到了上海，他发现，生活真艰难，举目无亲，找不到工作，还饱受牙疼的折磨。

最绝望的时候，汪曾祺想死，他想到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沈从文得知汪曾祺如此悲观，愤怒不已，写了一封长信，专门骂汪曾祺，有些恨铁不成钢，他说：

“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那段时间，汪曾祺不知道怎么活，他漫无目的地逛街，看别人打麻将。

直到有一天，他在阳台上的煤堆上，看到一棵欣欣向荣的芋头，它就靠着阳光，靠着下雨时的一点点水，活出了一种生命的力量，在风里高高兴兴地摇曳着。

从这棵植物身上，汪曾祺看到了活着的希望。

他重新充满活力，和黄永玉等人，一起谈论艺术，一起去茶馆喝茶，一起创作，很快就创出了一点点名气，出版了人生的第一本小说《邂逅集》。

人，只要自己不放弃自己，就总能重新找到自己。

汪曾祺这个人，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

对于他来说，生活就是用来玩的。

反右运动的时候，汪曾祺被打成反派，被发配张家口西山种树，离家很远，归期未知。

临走之前，他给妻子留下一张便条：

“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就回来。”

在张家口西山，他干着沉重的工作，在石多土少山坡上，他用锄头挖坑，其艰苦，可想而知。

最关键的是，他吃不饱，每天只有两个干馒头，一个腌萝卜。

天天吃一样的，时间长了，觉得难以下咽。

于是，汪曾祺就给自己加菜，酸枣熟了的时候，他摘酸枣吃。

草丛里有蝈蝈的时候，汪曾祺开始烤蝈蝈。

“蝈蝈要吃三尾的，腹大，多子，一会儿就能抓半筐，点一把火，把蝈蝈往火里一倒，劈劈剥剥，熟了，咬一口大腌萝卜，嚼半个烧蝈蝈，就着馒头吃，香啊”

人间吃货。

除了挖坑，他还要干其他重活：

“扛170多斤重的麻袋，在木板上折返，木板一颤，身子也跟着颤动。”

日子很苦，但汪曾祺并不抱怨，他坦然接受一切，努力将者一切安排得更好。

没有快乐，他就寻找快乐。

毕竟，生活就是用来玩的。

他被分配去掏厕所，冬天，公厕里的屎尿都冻成了冰块。

汪曾祺就把它们一个个抱出来，聚集在一起。

妻子心疼他，问他：

“脏不脏啊，臭不臭啊？”

他像个孩子一样笑起来，手舞足蹈地甩动一下，身上的脏东西掉了下来，他说：

没事，冰碴子落在我身上，抖抖就掉了！

后来他说：

“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世界是充满痛苦的，但我们可以选择欢乐。

右派的帽子摘掉后，汪曾祺不用种树了。

一时之间，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便申请去农业科学研究所打杂。

汪曾祺会画画，研究院就让他去画一套马铃薯图谱。

于是，汪曾祺带着几本书，开始奔赴工作地点，白天画图，晚上读书。

马铃薯有很多种类，汪曾祺都要画下来，成长的时候，画叶子，开花的时候，画花儿，果实成熟的时候，画果实。

每画完一种，他就将马铃薯放进牛粪火堆里，烤熟了吃。

马铃薯画完了，他也将每一种都吃过了。

所以，他洋洋得意地说，他吃过的马铃薯种类是最多的，全国估计不会有人比他多。

自从各种运动开始，汪曾祺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但他总是能给自己找快乐，他说：

“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生，都会伴随着苦难的阴影，但每个人都可以去改造自己的生活，决定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

汪曾祺过了很多苦日子，一过就是很多年，旁人问他：

“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他回答：“随遇而安。”

心是安的，所以才能随遇而安。

他写作，写了很多年，可是一直不温不火的，但他也不在意，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也随缘而定。

1980年，北京玉潭公园来了几只天鹅，很美，汪曾祺每天散步都会去看看。

可是一天夜里，两个青年为了吃天鹅肉，将天鹅打死了。

汪曾祺得知后，气愤不已。

他写了一篇小说《天鹅之死》，其实死的不是天鹅，而是人类应有的高尚和美好。

汪曾祺说：

“我们青年的生活应该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

这是一个悲哀的社会，很多人都丧失了爱美之心。

这一年，汪曾祺60岁。

他火了。

他玩世不恭，爱吃，又温暖着这个世界。

他儿孙绕膝，可是却不是一个顽固老头，妻子叫他老头儿，儿女们也叫他老头儿，就连孙子孙女，也叫他老头儿。

他总是笑呵呵地答应。

他写文章出名了，但两个孙女还会挑刺，一个孙女说：

“爷爷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好。没词儿。”

另一个孙女补刀说：

“就是嘛。另外中心思想一点也不突出，扯着扯着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按我们老师的评分标准，最多算个二类文。”

他听后，哈哈一笑。

嘴里还重复说：

“没词儿，没词儿，说得好，说得好！”

也许他要的，就是这种返璞归真后的平平淡淡。

他喜欢画画，而且画得很好，可是在孙女眼里，他的画太丑，鸟儿“瞪着眼睛，梗着脖子”。

于是，孩子给他拿来一个鸟类模型，让他照着画。

“爷爷，你画的鸟太丑了，老是瞪着大眼睛，脖子还梗着。以后照着这个鸟好好画啊。”

他哈哈一笑，并不解释。

礼物收起来了，可是画的鸟，还是那样。

有时候，他画了画，孩子们觉得不好看，还给他修改，他也不训斥，只是任由她们探索。

年纪越大，他似乎越来越懂得生活。

生活，就是用来玩的。

汪曾祺写了很多文字，在他的文字里，美食绝对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一部分。

他写咸鸭蛋：

“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他写吃西瓜：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他不仅自己写，也自己做，他还是个大厨。

所以，他最爱逛的地方，是菜市场。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人间烟火，一碗食事。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病逝。

临终前，他还惦记着吃的，他对女儿说：

“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龙井还没喝，他就去世了。

作家贾平凹评价汪曾祺说：

“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梁文道说：“像一碗白粥，熬得更好。”

沈从文说：“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可是汪曾祺自己说：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

确实，他给这世界留下了很多美好，人们在读他的时候，至少可以从庸俗的生活，短暂地跳出来。

生活，是自己的。

这句话很对。

可是人活着活着，就会忘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开始在意别人的看法，开始攀比，这样一来，生活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了。

就像单独吃饭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炒一盘菜，最应该将之调成自己喜欢的味道，而不是考虑别人喜欢什么味道。

当你考虑的人越多，调出来的味道可能就越乱。

生活，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我们走出去了，脚下就有路，就算没有，也可以自己走出一条。

但我们若是连走都不走，原本的路，也会变得荒芜，变得杂草丛生。

文|不有趣灵魂&素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