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山西省忻州市南关镇南关村冒出一个可怕的传闻。

有一户张姓村民得了个怪病，全身溃烂，样子别提有多惨了。去了医院，医生也治不好，甚至连症结都找不到；更可怕的是，谁离他近就必被感染。这事儿闹得人心惶惶，全村都对这家人敬而远之，人们怕遭殃甚至不敢出门。

结果就因为这怪病，张家死了三口男丁，几近灭门。后来，有人把事情呈报给了国家高层，专家一查，大呼不妙。

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冬日的午后，南关村村民张有昌正在工地上干活，他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把中午吃的饭全吐了出来。在工地旁坐了一会儿，状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又加重了。工友们觉得张一定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闹了肚子，于是建议他回家休息，于是张有昌找工头请了假。

本以为睡一觉就能好转，谁料病情依旧在不断加重，妻子看不下去，要求他去看医生。南关镇倒是有家医院，不过医生完全看不出他的身体有什么异样，只是对症开了些缓解性的药物，叮嘱他好好休息。就当天晚些时候，张有昌的家人发现他脸上有异样，长了一些紫色的小水泡，掀起衣服一看，水泡竟已覆了满背。与此同时，他还出现了牙龈出血、脱发等症状，家人再也不敢怠慢，赶紧将其送到了忻州市人民医院。

大医院有着更好的医疗条件，张有昌接受了全方位检查。然而结果出来后医生却懵了：显然这位病人全身都不正常，但偏偏又说不出哪里不正常——医生看得出症状，却找不出症结。此时又突生变故：陪同张有昌看病的哥哥张有双也开始出现一些异常，脸色发紫头晕反胃，据此，医生断定这是一种罕见且严重的传染病，将二人进行隔离治疗。

在接下来6天时间里，医生倾尽毕生所学，两人的病情却依旧稳步加重，未曾有过丝毫好转。要知道，即便是癌症病人，用一些特殊疗法也会取得暂时性的缓解，这下连市医院也不敢怠慢，11月24日，在父亲张明亮和老丈人张丑寅的陪伴下，哥俩被送往位于太原的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治疗。

在这里，专家们就两人的病因分成了两派，一部分人认为，哥俩是闹了异常严重的食物中毒，虽然症状看上去要比普通的食物中毒吓人许多，但大部分症状还是对得上号的；另一部分人则坚决否决这种看法，显然，病人的状况已超出了食物中毒的程度。他们提出，另有一种疾病更加契合兄弟俩的症状，那便是放射性病。

要知道，我国对放射性物质的管控相当严格，有着一套完备的措施，出现放射性疾病病例就意味着有放射性污染，这是过失，相关部门所避之不及。因此，当院方按照规定流程将哥俩的状况汇报给山西省卫生厅时，后者毫不犹豫地将报告否决了，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别说忻州，整个山西也不可能有暴露的放射性污染源，怎么可能会有放射性疾病呢？

这一来一去耽误了不少时间，张氏兄弟的状况也不断恶化，全身长出血斑并化脓溃烂，眼看就剩最后一口气了。张家本来就不富裕，无奈之下，一家人只好决定省钱为主，把人接回家听天由命。1992年12月2日、7日和10日，张有昌、张有双以及张明亮相继去世，前后只隔了8天。张家人的悲剧引起了南关村民的恐慌，人们先是避之不及，接着又纷纷把自己锁进家里，工厂停工，学校罢课，偌大个镇子竟沦为鬼城；恐惧还在不断向外扩散，最后终于引起了忻州市相关部门的注意。

此时，忻州市相关部门抱着省卫生厅给的答复，不敢把事情往“放射性疾病”方面考虑，坚称张家三口死于某种传播疾病。为此，相关部门做出行动，打算把所有此前与三人有接触的人全部隔离起来。他们没想到的是，在封城之前，张有昌的妻子张芳就跟随父亲张丑寅直接赶往北京投医了。

首都专家果然见多识广，初步检查就发现张芳体内许多指标异常，其中白血球数量只有正常人水平的10%左右，大部分指标处于人体最低极限值，专家一看大呼不妙：除了放射性病，还有什么疾病能对人体造成如此之大的破坏？深入检查，专家便断定张芳十有八九是患上了放射性疾病，这事儿基本没跑了。

结论一出，医疗圈子里瞬间炸开了锅，北京人民医院立马出具报告呈给相关卫生部门，后者再向上级呈报，最终高层部门亲自出面，勒令山西省政府立马派人严查，给个交代。

那么问题来了：此前山西省卫生厅信誓旦旦地说不存在放射性污染源，那么放射性病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973年，忻州市农业部门开设了一个被称为“农作物辐射育种”的项目，即借助电离辐射使农作物基因发生诱变，选择其中有利部分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这种培育方式在当时称得上前卫，但它却也颇具可行性，为此，忻州市农业部门特地从上海购置了6套钴-60辐射装置。项目结束后，这些设备被工作人员封存在了实验地内的一处水井中——虽说这种处置办法并非万分稳妥，但也算是一种安全措施。直到1991年，南关镇环境监测站打算建造新的工作场所，便从相关部门争取到了这块地。

当监测站得知有放射性物质存在时，确实按照规定请来了山西省城市放射性废物库的专业人员将水井中钴棒转移走，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不知什么原因，原本6根钴棒被登记成了5根，这导致有一根遭到遗漏，被前来施工的张有昌捡到。他只是觉得这闪闪发亮的金属棒有趣，便随手揣进兜里，不料这竟给其全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值得一提的是，专家指出：虽然放射性病对人体破坏极大，但只要就医及时便有很大几率生还。反观这件事，原本已有人碰触到了真相，却因为相关部门害怕担责而半途而废，葬送了张家爷仨生还的最后机会，也实在令人惋惜。让人心寒的不仅仅悲剧本身，更是案中相关人员责任意识的淡漠，让此事从本质上变成了一起“谋杀”。

其一，张有昌把钴棒带到了医院，就放在他外衣的口袋里，而外衣又挂在病房床头衣架处，这导致医生、病人以及病人家属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一次，在挪动衣服时，钴棒从外套口袋中跌落在地，张父随手就丢进垃圾桶，随后被清洁人员带走。

其二，当放射性病坐实，相关部门前来寻找污染源时又发生了一件怪事：工作人员翻遍了整座垃圾回收厂，别说钴棒了，就连一点辐射异常都没发现。后来经过追问才得知，原来负责处理医院垃圾的负责人竟然图省事，常常把一部分垃圾扔在半路上。得到这条线索，相关部门终于找到了失踪的钴棒。

据统计，这次事件共造成141人伤亡，张有昌的妻子张芳怀有身孕，但好在接触时间短且就医及时，除孩子的智力稍有影响外，两人身体并无大碍。事后追责，共有4名管理人员因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不等；相关部门受到处罚，被勒令为所有受害者提供约80万人民币的赔偿。与此同时，联合国也将此案收录在册，作为对世人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