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莫过于就是有人要起诉莫言这事。这事我也琢磨了好几天了，心中有话不吐不快，所以还是简单说两句好了。

首先说说莫言的作品。

要起诉莫言的人，还有那些支持起诉莫言的人，说莫言在他的作品中“涉嫌抹黑英雄先烈”“涉嫌美化侵华日军”。而那些反对起诉莫言的人，以及替莫言辩护的人，则说另一边是“在给莫言扣帽子，是断章取义”。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源于两派人各自对莫言作品的解读。孰对孰错我们先不用急着下结论，没看过莫言作品的人，不妨先去找几本他的书来看看，有个大概的了解，完了再回过头来审视这两派人的观点也不迟。

但如果大家就是没时间去看书的话，我这里也有个折中的法子——直接看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组对莫言和莫言作品的评价。我在这里节选其中一段，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20 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莫言给我们展示的这个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的侵略，还是赤色的恐怖，抑或是狂热的生产至上主义（大跃进）。莫言的家乡是一个高尚的美德与卑鄙的冷酷捉对厮杀的战场。那些敢于去往那里的人，等待着你们的将是一次踉跄的文学冒险。通过这场冒险，你将会知道：中国，以及世界，原来也曾被如此史诗般的春潮所吞噬。”

我的翻译水平不高，大家凑合看看就行。不过意思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虽然听着有点绕，但是耳清目明的同志和朋友应该已经听出来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这话是在夸莫言的，但不是夸我们中国的。非但不是夸我们的，而且还把我们给描绘成了面目狰狞的洪水猛兽。而其实也是莫言笔下的中国，又或者说，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所认为的莫言笔下的那个中国。

我很好奇，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提到的那个所谓的“史诗般的春潮”，指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按照他们对莫言和莫言作品的评奖标准，其他类似的，比如展现西方大航海时期的、西方全球殖民时期的、英国殖民美洲时期的、美国建国时期的，抑或是美国屠杀印第安人时期的文学作品，它们是否也能像莫言的作品一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垂青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

在涉及非西方作品时，诺贝尔文学奖往往是非常政治化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胡闹和儿戏的。也正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和诺贝尔和平奖一道，常常会被很多网友戏称为“应该去坐小孩那桌的诺贝尔奖”。

请注意，我在这里说的这番话，并不是在和大家介绍反西方一元论的阐述技巧，这是在陈述一个很多人都心知肚明的客观事实。

于是乎，中国文艺圈子里就出现了一种奇特景象：一方面，这个圈子里的人极度渴望获得外界，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占据绝对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西方的认可；而另一方面，为了迎合西方奖项那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扭曲的政治癖好，这个圈子里的人又不惜在自己作品里，对自己的祖国和同胞百般数落、千般中伤。

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看到的这类例子还少吗？

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要说一句，莫言和莫言的作品，其实并不能完全被划分为此类。他的他作品的情况实际上还要更为复杂。

我们今天常常说：“不要用割裂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尤其不能以后三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这句话表达了一种希望前三十年的我们和后三十年的我们能够达成政治和解的朴素愿望。

但当年的局面并不像现在这样。

与其说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发给莫言和他的作品的，倒不如说是颁发给后三十年的我们的。在过去这三十多年时间里，主打伤痕文学的那一拨人和他们的作品，始终是牢牢占据着中国文学界的绝对主流的。要弄清楚这一点大家甚至都不用去专门买别的书来看，只需要看看我们过去这三十多年来出版的语文教材就行。

我一向认为，所谓的伤痕文学作品——如果不是全部的，起码也是绝大多数的，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其实都是没什么实际价值。因为几乎所有这类伤痕文学作品，都充满了绝望和阴冷。这对我们的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几乎没有任何正面意义，更谈不上指导意义。

我知道许多伤痕文学家在那动荡的十年里是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可问题是，谁不是呢？哪个中国人在那十年里没有遭过罪的？就因为你们曾经吃过苦，遭过罪，所以你们就可以将你们的苦难当成沽名钓誉的工具，没完没了地将你们的一己之见强加给偌大的中国文坛，甚至使其成为一种主流的文学审美取向吗？

伤痕文学之所以能在过去几十年来大行其道，这其实和这类作品本身的质量并没有什么强关联，更多还是受“矫枉必须过正”的政治因素影响，以及我们中国人打骨子里的那种“内省”传统思维的惯性延伸而已。伤痕文学是特殊年代之后出现的特殊产物，它在正常的历史进程中是不会成为，也不应该成为主流的。

今天有的人可能会说，那些起诉莫言的人、支持起诉莫言的人，是“在扣帽子，是在断章取义，是充满了戾气的‘极左’，是民粹主义，是在拿今天的政治正确搞事情、是反对改开”。

但是咱们换个角度想想，要是按照这个标准，那那些伤痕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过去不也一样是在拿当年的政治正确在搞事情、夹私货吗？

我有一种感觉，不一定对，但是很强烈。我觉得当初瑞典学院之所以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莫言，没准就是为今天这种局面所埋下的伏笔。我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核心授予标准到底是什么，但是西方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我多说还是有数的。在全球人文社科领域占据着绝对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西方，巴不得看到我们日日沉湎过去，天天陷入内斗。

我们真的要钻入人家给我们下的套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需要的不是“用今天的政治正确去批斗昨天走过的弯路”，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和解，是放开过去，是凝聚共识，是拥抱未来。是为了大家共同利益形成合力，一起奋斗。

无论是伤痛还是荣耀，沉湎于过去毫无意义。任何事物，只要它成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那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将它搬开。就如同100多年前辛亥革命时那样，别管我们头上的鞭子是不是什么所谓的“祖宗之法”，是不是什么所谓的“从来如此”。赶不上时代了，该剪就得剪。辫子剪了，神留着，一变，还是绝活。

今天有关莫言的那些争议，其中一部分是他的作品带来的，而另一部分其实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带来的。我对这个奖项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观感，大家或仰望它，或鄙薄它，我都能理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必要把它当成一个互相攻讦的工具。就算要斗争，我们也应该用它去和西方作斗争，而不是内耗。

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导人物之一，法国人让-保罗·萨特。但是萨特并没有接受这份“荣誉”，非但不接受，而且还嗤之以鼻；不仅嗤之以鼻，而且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向大众解释他为什么会对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被很多作家都视为无上荣耀的文学奖项如此不屑一顾。

萨特这篇文章中有几段话，我觉得说的相当之有前瞻性。在今天这期节目的最后，我想把它们念给大家听听，既是作为本期内容的结尾，同时也是送给我们，尤其是我们之中那些仍然将诺贝尔文学奖当真神龛一样来膜拜的人的寄语：

“我之所以拒绝领取这个奖项，既有主观理由，也有客观理由。客观理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会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于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的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者胜’，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哪怕是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所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

“瑞典科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这是一个能够招致多重解读的词汇。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他的权利绝不仅限于有一双鞋可以穿，有一口饱饭可以吃。在我看来，接受这个奖项，其实要比谢绝它更危险。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顺从了我那所谓的‘客观上的回收’。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科学院的意见，而它却清楚地表明，一旦我接受这个奖项，右派方面会作出何种解释。我一直认为人们口中的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尽管我时刻准备在我的同志中间承认我以前的某些错误。”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但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必然会作出的资产阶级的解释。”

“很显然，我拒绝领取这笔二十五万克朗的奖金，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无论在东方或是在西方。然而，你们也不能为了这二十五万克朗的奖金而要求我放弃原则，须知，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你们的，而且也是你们所有的同伴所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