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及其对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支持

从布雷顿森林会议到最近的整个二战后时期，美国一直表现出 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坚定承诺和领导，促进了经济和金融全 球化，并促进了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减贫。这种霸权作用体现在 贸易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快速发展，有力支持促进政府间合作管理 全球经济的国际制度框架，以及在金融压力时期采取特殊的货币和 财政行动来稳定全球经济。然而，近年来，美国在其外交政策中采取了更加反全球化的立 场，这体现在各种行动和声明中。美国在经济领域的第一个行动是 在2017年1月，在新总统就职后不久，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几乎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这一区域贸易协定是由前一届政府在太平 洋地区的12个国家之间谈判达成的，可以促进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 并加强其知识产权保护。该协定也是对中国的一个有效压力点，中国曾想参与其中，

但由于没有达到协议要求的某些最低贸易政策标准而没有被纳入。与美国在2018年年中推出的双边关税相比，该协议的存在将是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政策谈判中的一个更有效工具。 在没有TPP的情况下，其他11个签署国于2018年3 月在没有美国参 与的情况下敲定了该协议，然后与中国缔结了一个单独的、但不那 么雄心勃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没有美国参与。美国 削弱了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而更专注于与中国就其贸易和经济 行为进行双边对抗。 最初，美国政府对中国立场的改变是出于对其与中国双边贸易逆差的关注，以及对中国方面促进这种逆差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抱 怨。这种抱怨随后扩大到中国通过合资企业对寻求进入中国国内市 场的公司实施技术转让规则。虽然这些抱怨有其道理，但需要认识 到，美国政府对与中国贸易不平衡的担忧是被误导了，理由有二。

一是对华逆差被夸大了，因为逆差反映了美国与中国供应链贸易的 特殊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包括很大一部分中间产品，这些产品从 其他国家进口，用于加工组装运往美国的最终产品。因此，中国对 美国出口贸易的附加值明显比出口总值低很多。这种差异夸大了美 国与中国贸易的真正不平衡，不能归因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出口总额和净出口额（即不包括用于加工出口的中间产品的进口价值）之间的差异在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中尤为明显，苹果公司在 亚洲其他国家加工了许多零部件后，在中国进行最终组装。iPhone 在中国的最终组装和测试的价值只占美国与中国双边贸易中总进口 价值的2%左右。美国政府对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的关注被误导 的另一个原因是，政策关注的重点应该是整体贸易平衡，而不是与 某个特定国家的双边平衡。

尽管有这些考虑，美国确实有合理的理由对中国的贸易和商业 行为提出关切，这些关切也是其他发达国家所共有的。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美国政府与这些国家联合起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或在一 个单独的轨道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修改其政策，会更加有效。相 反，美国推出了一些单边贸易行动，主要是在其他争端的情况下对 中国和其他一些贸易伙伴增加关税，这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威 胁到自二战后早期发展起来的多边贸易体系。 2017年12月，美国政府公布了“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阐 为了对外经济政策从区域或多边方法上退缩。这份文件非常引人注 目，几乎完全关注双边贸易关系，将其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关 切。报告提到了“贸易不平衡”和“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做法”，提 到的次数似乎比其他概念都要多。

报告中对贸易不平衡的关注完全 忽视了导致贸易不平衡的国内宏观经济失衡，并反映了一种重商主 义的对外贸易方式，即忽视进口的好处，只促进出口。人们在阅读 该文件时，也找不到对美元的全球货币力量、美国从这种力量中获 得的优势以及美国在捍卫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所发挥的霸权作用 的赞赏。文件中没有提到多边主义，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只在次要部分各被提到一次。一切都被简化为 双边经济关系，没有强调区域联盟。与2017年战略文件的精神相一致，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行动来 削减其对多边协议承诺。除了退出TPP之外，美国政府还取消了其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成员资格，并在新冠疫 情中停止了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资格。美国还在国际移民组织管 理并在2018年12月批准的《全球移民契约》谈判的早期阶段退出。

美国还拒绝同意更换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构的四名法官，从而 使这个国际论坛的重要工作陷入停顿。2020年8月底到2021年3月， 世贸组织在其上一任领导人辞职后没有总干事，因为美国和中国无 法就合适的继任者达成一致（2021年1月美国新总统就职后，2021 年2月中旬选出了新的总干事）。与国家安全战略的精神相一致， 对于美国是否会退出世贸组织存在一些疑问，因为自2017年以来， 美国就这一举措发出了一系列威胁。 除了这些行动之外，美国还表示打算退出2015年定稿的《国际 气候协议》，并取消加入与伊朗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该计划 是前一届政府牵头谈判的。美国还对北约表示不满，再次威胁要退 出这个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美欧关系重要基础的国际组织。美国 削弱了其在七国集团和G20中的领导地位，

限制了这些集团在出进 以多边方式解决国际经济和政治问题方面的有效性，同时比过去更 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双边贸易和金融制裁来处理其国际争端。 上述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传统领导角色变化在新冠疫情中尤为 明显。当疫情在2020年初开始蔓延时，美国淡化了其严重性，在采 取国内应对措施方面进展缓慢。当疫情的全球影响愈发恶化时，疫 情很快成为美国与中国冲突的一个额外来源，然后美国与世卫组织发生了冲突，美国对世卫组织与中国关系的担忧，导致其在2020 年8月，在新冠疫情的高峰期，决定宣布退出该组织。美国用这些行动发出了信号，表明其对解决全球问题的多边方法不屑一顾， 对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发挥领导作用也缺乏兴趣。 美国的这一姿态变化因其在本国境内遏制疫情蔓延的努力失 反而变得更加明显。其他国家没有看到美国在应对疫情方面发挥 领导作用，

而是看到美国由于在国家一级的政府反应不力而无力 应对卫生危机，结果造成了重大的不利经济影响。美国的新冠感 染率和死亡率在所有国家中名列前茅，并只能采取非常规的财政 措施来减轻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无论从绝对值还是从与国 从生产总值的关系来看，都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上述段落所描述的美国行为，表明美国与过去的彻底决裂， 背离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霸权角色。了解 这种转变的原因很重要，因为如果这种转变继续下去，将标志着 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元的全球货币力量开始发生变化。如果没有美 国国内政治的一些基础，这样的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对上 述变化负责的美国总统没有在2020年11月总统选举后继续留任， 但仍有必要评估支持他的政治力量是否会继续成为美国政治生活 中的一个因素。

如果是这样，而美国没有恢复其在国际体系中的 传统领导作用，那么这种发展将削弱其他国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 体系中美国霸权的信心，从而加剧第五章中讨论的该体系的负面 特征。

美国霸权角色变化背后的国内因素

对上述美国霸权角色的变化负有责任的特朗普总统是一位民粹 主义领导人，他的基本支持来自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工业和农业州的 非大学教育工人，这些州自本世纪初以来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表现不 佳。其中许多人受到了不利影响，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 之后，与中国的贸易增加所产生的影响。当特朗普总统抱怨中国的 不公平贸易做法及中国对美国的大量贸易顺差时，他想到的正是这 些工人和他们的经历。与中国谈判以减少这种顺差是他整个任期内 政府的主要优先事项，不过在贸易政策方面采取的行动对减少这种 顺差毫无帮助。 由于大力推动出口并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在2000年后确实大幅 提高了其在全球出口贸易中的份额，从2000年的3.9%提高到2015年 的13.8%。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得 益于前面提到的供应链贸易。

因此，中国在美国制成品进口总额中 的份额从2001年的10.9%上升到2011年的23.1%。美元的全球地位在 这种双边关系中发挥了作用，因为供应链贸易中的商品定价和在中 国特别出口区的组装都是以美元管理的。正是这种贸易引起了全球 化的批评者，他们声称，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制造业的许 多工作被转移到中国，以利用中国较低的工资，以及亚洲地区其他 国家为美国消费市场提供中间产品，在中国最终组装制成品。最初，人们认为美国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贸易的增 加，得益于这种贸易的收益分配，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国 际贸易会不断扩大。在这个标准的分析框架内，出口资本密集型产 品的发达国家中，资本和技术工人的相对收入份额将会增加，而同 样的效果将适用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另一个国家，即该国的劳 动力和非技术工人的相对收入份额增加。

同时，发达国家的非技术 工人的收入会有下降的趋势，而欠发达国家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则 会增加，直到它们大致相同。在这个趋同过程中，预计每个国家生 产份额扩大的工人的收入收益将大于份额下降的工人的收入损失。 最后，人们相信，那些在进口竞争部门受到贸易不利影响的工人， 由于该国其他地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工作，如 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得到政府的再培训和搬迁津贴。刚才描述的对 外贸易的影响反映了经济学家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与中国的贸 易开始大规模增长之前的一个共识。 麻省理工学院的劳动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尔和他的同事的研究 结果表明，这种共识是有缺陷的，特别是在国际贸易的劳动调整效 应方面。许多受影响的社区在贸易增长的最初影响之后的十年内， 与中国进口竞争的部门或地区的劳动力并没有很好地转移，

而是遭 遇了失业率增加或劳动力参与下降。这一结果因工资水平的不同而 不同，工资水平较高的人表现出流动性，但中低水平的人却很少。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对那些最容易受到对华贸易增长影 响的群体的劳动条件变化反应不足，特别是其贸易调整援助计划 。即使算上政府所有的社会援助计划，如TAA、医疗付款、 残疾福利和失业保险，这些计划也只覆盖了那些受对华贸易增长影 响最大的工人收入损失的10%左右。对本章主题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上述研究人员能够表明，上述 贸易效应对2016年总统选举中的共和党选票份额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那些对特朗普选举胜利至关重要的州（即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 州和威斯康星州），大卫·奥特尔和他的同事在统计上证明，如果 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的增长比2000-2016年期间的实际情况少50%，

这些州就会像以前的选举那样，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这些作者认 为这一结果与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一个更广泛结论一致，该文献显 示，近年来美国某些地区的不利经济影响导致了选民情绪出现意识 形态转变，从而促成了本章上一节所述的那种经济政策变化。 在全国性的政治辩论中，近年来的不利经济影响不仅与对华贸 易的增加有关，而且还与更普遍的全球化影响有关。拉里·萨默斯 教授最近在接受《美国利益》杂志采访时很好地传达了这种情绪。 关于全球化，他说：“有人这样对我说。首先，我们说你将失去你 的工作，但这没关系，因为当你得到新工作时，由于国际贸易带来 的价格下降，你的工资会更高。然后我们说你的公司将把你的工作 转移到海外，但这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你 的公司就会失去竞争力。

现在我们说，我们必须对这些公司减税， 并在你孩子的高中削减微积分课，否则我们将无法把公司吸引到美 国，你必须支付更高的税收，并只能享受更少的服务。在某种程度 上，人们会说‘这整件事对我不起作用’，他们说的也有道理”。 在全球化的影响范围内，人们还必须考虑许多工人对美国近几 十年来发生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的担忧。在二战结束后的前几年 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呈下降趋势，但随后从1970年代末开始， 趋势突然逆转，1990年代末之后，不平等加剧了。例如，在大萧条 之后，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一直呈下降趋势，在二战后的几年里 达到了0.36-0.39的比率，并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初，但随后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几年里上升到0.45，最近在2018年达到0.47， 接近20年代末的水平（基尼系数的范围从零，即完全平等，到1， 即完全不平等）。

根据这些措施，除智利和墨西哥外，美国目前是 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 其他衡量标准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反映在劳动收入在国民收 入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以及实际工资（或根据通货膨胀调整的工人 时薪）和劳动生产率（或每小时工作产量的增加）之间的分歧。就 实际工资而言，在1948-1979年期间，其增长路径与生产力的增长 路径非常相似，实际小时工资增长了93%，这是一个在竞争性劳动 力市场上接近充分就业的经济体中应该达到的数字。然而，从那时 起，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差距越来越大，到2018年，生产力上升了 69.6%，而实际工资只上升了11.6%。 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减少（反映在 与中国的贸易中）和收入不平等的增加，一直是一个广泛辩论的主 题。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认识到，自1950年以来，由于生产 力的提高、自动化的影响以及美国经济向服务业的结构性转变，制 造业的就业一直呈下降趋势。这种下降趋势在进入新世纪后加速， 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2000年的1700万下降到2011年的1140万，正是 在与中国贸易加强的时期下降了三分之一。研究表明，在这一跌幅 中，大约三分之一，即200万工人，可归因于与中国贸易的增加， 其中大约有一半与从中国进口制成品的直接影响有关，另一半与制 造业对其国内供应链中的中间产品供应商活动损失间接有关。 然而，当我们把与中国的进口贸易放在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出口 的大背景下考虑时，事实证明，贸易总额增长的净就业效应是很积 极的。在很大程度上，就业的增长抵消了与中国贸易增长相关的制造业工作的损失，反映在高科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技术工人身上，

正如我们在前面总结的贸易理论基础上可以预测的那样。然而，这 一结果并没有减轻许多因对华贸易增加而受到不利影响的工人的调 整问题，这些工人正好集中在2016年投票支持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的美国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 人们还提出了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增加的影响。在上一段末尾 刚刚描述的例子中，人们可以看到贸易的增加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因为其有利于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技能密集型部门的工人收入，而 削弱了经济中具有进口竞争性或非技能密集部门（如基础制造业） 的劳动力收入。然而，研究表明，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工 资差异只有大约10-15%可以归因于国际贸易，而大部分是由于所谓 的“大学溢价”，或那些受过大学或更高教育的工人与受过高中或 更低教育的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扩大。

事实证明，那些没有从“大学溢价”中受益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受美国对华贸易增长负 面影响并在2016年支持特朗普的反全球主义立场的工人重叠。这些 工人也是特朗普先生在2016年大选中利用的“羞辱政治”的一个重 要来源。大学学位一直是获得高报酬职业和社会尊重的途径，而那 些没有大学学位的人觉得自己不受重视，或“一群可悲的人”，正 如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表达的想法。这种羞辱感使 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产生了怨恨，并进一步加强了美国政治中支 持反全球化议程的力量。 金融全球化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在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段时间，美国金融业参与了 大量的寻租行为和投机活动，导致了危机的爆发。这一结论与以下 事实是一致的：在危机发生之前，

金融业的收入在GDP总量中的份 额急剧增加，对生产力和实际收入增长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金 融危机也是加剧收入不平等的一个因素，因为其导致收入和就业急剧收缩，以及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与收入最高的10%和1%的群体相 比在之后的时期恢复缓慢。 除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外，必须承认，民粹主义领导人愈发受 欢迎和他们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反全球化立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 美国在布雷顿森林时代建立的社会安全网被削弱了。在二战后早期 的几十年里，企业、劳工和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契约，即通过 政府政策促进充分就业，劳工承诺为工业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以换 为企业提供合理的工资、健康和养老金福利，从而支持以制造业为 基础的强大经济。高边际所得税率，加上政府对教育、社会保障和 失业保险的转移支付，将收入不平等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在与 企业和政府的交往中，工会是代表工人利益的积极力量。 随着制造业的衰落和向更加以服务为导向的经济转变，许多这 样的制度保障开始被削弱。这种趋势随着供应链贸易的开放和许多 非技术性劳动职能外包给外国而加剧。这种发展抑制了基本工人的 工资增长，而企业主和股东的收入份额却增加了，特别是在最高所 得税等级的税率大幅下降的帮助下。此外，临时工合同也在增加， 工人们拿到的是无福利的兼职、临时工作合同。随着美国经济中制 造业的相对衰退，工会的密度和力量也在下降。在1950年代中期， 约有35%的私营部门工人是工会成员，而到2019年，这一比例下降 到6%。 美国削弱其社会安全网的一个特定领域是关于积极劳动力市场 政策，与涵盖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并对商业周期变化作出 自动反应的消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不同。

前者包括在劳动力岗位或公 司被淘汰的结构性变化条件下促进工人再就业的政策。如前所述，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技术变革、离岸外包和供应链贸易或进口的竞争，已经出现了一些失业区，这种政策尤其重要。这些政策包括就 业服务、再培训计划和搬迁援助。就美国而言，这些项目在联邦政 府中高度分散，多达40个项目分布在14个机构中；前面提到的TAA 是这些机构中的一个，专门为工人提供与贸易相关的调整问题。尽 管如此，政府对这些项目的资助总额仅占GDP的0.1%。按照这一标 准，美国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最低，仅次于墨西哥。德国用 于ALMP的费用约占GDP的0.6%，而法国和瑞典对这些项目的拨款超 过了GDP的1%。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国对ALMP的拨款低于1985年 的水平（即占GDP的0.25%），但与欧洲国家相比仍然很低。

前面的讨论清楚地表明，有许多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因素正在影 响非技术工人或中低收入工人的福利。这些不可能迅速改变，并将 继续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也需要美国政府 持续努力来克服，并产生重要的财政影响。如何以不削弱美国政府 债务可持续性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是本章下一节讨论的话题。 在讨论全球化对美国工人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时，人们还必须注 受到移民的影响。虽然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移民没有对美国 工人的经济福利产生不利影响，然而，移民确实激起了某些国内团 体的“白人至上”情绪。【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下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