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家层面开展的的防腐反腐方兴未艾，在连续重拳的打击下，大批贪官腐官庸官懒官坏官纷纷落马，百姓无不拍手雀跃欢呼。 历朝历代，官场都是腐败的滋生地。贪赃枉法和腐败昏庸充斥官场，它有如一颗颗能从内部摧垮一个政权的重磅炸弹，随时危机着国家的兴亡。 所以，防腐反腐，也是历朝历代统治阶层都看重的大事。 应当怎样防止腐败？有人说，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实行的相互监督的三权分立制。但实际国情的不同，他们的经验可以借鉴却不能照搬，照搬必出大问题。其实，我国历史上就有不错的经验值得借鉴。 自古，历代统治阶级也曾推出多种防腐反腐的手段，如加强“吏治”，建立一套完整的官场“准入”制，力图遴选出一批德馨贤能的好官。什么样的官算好官？古人的标准是“有德且清，以德为本”。为此，在先秦时就推出了“察举”制，向社会公开招聘贤良官员，当时也叫“举贤”。两汉时，察举已成为官员的主要来源。同时，朝廷对“察举”有着严格的法规，如果被推荐的官员行为“不善”，那叫“失察”，推荐人也要被治罪。制度虽严，也有纰漏。事实证明，“察举”制虽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失察的大体制内，即便就是曾经德贤双馨之人，身入其境后往往也会因墨染而失德，能独善其身者微乎其微。 为了防止官员失德腐败，除了“察举”选仕，朝廷还建立了“言事变”制度，鼓励民间参与“举报”，可越级上书。但发展到后来，这种“言事变”制多流于形式。 期间，历朝历代也从未放弃过“重典治贪”，严惩贪官。在汉代，但凡贪“赃二百五十钱以上”者，免职；主政官员若“盗直十金”，“弃市”（死刑）。论价值，二百五十钱在当时还难得买到一件像样的衣服，这刑法也够严厉的。隋唐时期规定，官吏受贿，“坐赃论加二等”，“罪流二千五百里”；宋代初年，太祖赵匡胤下诏：官吏“赃满五贯者处死”。这五贯钱只相当于一个县官半个月的薪俸，惩罚如此之重，着实令人生畏。明朝惩治腐败的手段最为严厉：贪污银子60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60两银子，在当时可买60石米，相当于最低级的从九品官的年薪。所谓“剥皮实草”，就是将腐败官员处死剥皮后再用草填实，制成“贪官标本”悬挂起来示众，以此戒示官员要廉洁自律。为反腐反贪，明朝初年仅采用凌迟、枭首之手段，就杀了8万多贪官。如此这般酷刑严典，贪腐之风一时有所收敛。但由于封建体制固有的内因，各朝各代的腐败现象依旧难以得到有效遏制。而且，由于所采用的刑典过于暴虐，反而适得其反。离开法制轨道的反贪手段再严酷，虽或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从长远看，并不可取。 中国许多朝代多能持续数百年之久，这与其推行的“制官”和“治官”制度有很大的关联。中国历代防腐反腐，对官员的权力牵制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当时限制官员权力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台谏制度。所谓“台”，就是御史台，“谏”就是谏官。御史的主要职责是监督纠察百官的行为，谏官主要是对皇帝进言规劝。 “御史”原本为从事纪录、司掌图籍的史官，后来逐渐演变成专职纠察百官言行举止的官员。秦代官制，皇帝之下设三个最高长官，即太尉（最高军事长官）、丞相（最高行政长官）和御史大夫（最高监察机构长官）。御史府与行政、军事部门平级，独立并自成体系。御史大夫下辖两丞，一为御史丞，为行政副职；一为御史中丞，统领侍御史和各郡监御史，负责纠察弹劾百官，权力极大。东汉时，御史府改为御史台，其政治地位和权限不变。 御史由皇帝任免，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上级行政长官的干预。御史出巡回京，直接向皇帝汇报，无须经台主转呈。同时，皇帝还赋予御史“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特权，在特殊情况下，御史可以“便宜从事”，先斩后奏。 中央还派出御史到地方设立机构，直接受中央管辖，不受地方节制。在汉代，为进一步加强御史的监督纠察作用，又设置了刺史制度。“刺史”跟一般的御史有所不同，他们只是单纯的监察官。按制度，中央派出的刺史虽只有六百石俸禄（相当于七品县令)，却有权“周行郡国，省察治状”，可以对二千石俸禄的郡守（地方主官）予以纠察乃至弹劾。在明代，官阶仅只七品的“给事中”（御史），可以监督当朝尚书——也就是现在部级官员，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加强对各级官员权力的制约。以小制大，以下制上，这是皇权制度下对百官实施行为监察的重要原则。从秦汉到明清，御史的官阶少有超过七品（县级），他们虽然官职低、俸禄少，权力却不小，他们敢说敢为，毫不惧怕高官权势。有很多御史更是不怕死，不仅监督郡官，而且还监督六部，有些御史甚至敢于越权对皇帝进谏直言。 御史监察制度在明代发展的更为成熟，明朝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下令“遣御史分巡天下”，以所巡事项分别命名“清军御史”、“提学御史”、“巡盐御史”、“巡关御史”等，类似今日的“专项巡视”。专门巡视地方官员者，称之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相当于今日的“常规巡视”。 台谏制中的谏官也称言官，其职责是“讽议左右，以匡君失”，主要是对皇帝进行谏议。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历史上的谏官制很值得一提。谏官是自秦始皇以后形成的，汉朝以后称为“谏议大夫”。 唐代的谏官制就已基本完备，也出现了多位能向皇帝进谏而且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谏官。魏征就是其一，连唐太宗都让他三分。有一天，唐太宗正在玩鸟，魏征来了，唐太宗生怕魏征会对此而滔滔不绝地进谏，就把鸟藏在袖笼里。等到魏征说完告退，那只鸟也被闷死了。虽然唐太宗对魏征的大胆直言也颇为不满，但却认为魏征是个好官，他提出的许多建议唐太宗也都接受，比如减轻民间负担，不随便征战等，对国家的稳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北宋时期，“上奏言事”更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等都曾写过很多弹劾贪佞的奏折。纪录包拯奏折的《包孝肃公奏议》中，多是举报弹劾贪官的上疏。 北宋初年，宰相陈执中的宠妾仗势接连虐杀三个使女，其暴行引发满朝议论。但因陈执中是仁宗皇帝的老师，深得仁宗皇帝的信任，再加上他出任宰相多年，想参劾他无异虎口拔牙。但御史赵抃却挺身而出，一连上奏十二本参劾陈执中。见仁宗皇帝还是不为所动，赵抃更干脆领着全御史台的官员去堵仁宗皇帝的门。最后终于在欧阳修等官员的支持下，宋仁宗被迫罢免了陈执中的相位，将其下放亳州。 北宋诗人苏舜钦是范仲淹改革派中的重要人物。一次，苏舜钦指使下属卖掉由他执掌的进奏院里的一批陈年废旧公文，用来置办一场酒宴，还请来歌伎助兴。在宋代，文人喝花酒很普遍。但此事第二天就被御史中丞王拱辰和御史刘元瑜弹劾，指责苏舜钦“挪用公款、招伎玩乐、监守自盗”。由此，苏舜钦被削职为民，参与酒宴的十余名京城才子也全被逐出京城，从此，苏舜钦一生潦倒。 无独有偶，1079年夏，苏东坡被御史何正臣弹劾，说他在《湖州谢上表》一詩中所写的“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暗讽朝政，苏轼由此被关押进御史大牢，后又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此案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余名朝廷重要官员都受到牵连。 明代权臣严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但不怕死的御史对他的弹劾也是前仆后继，屡屡不绝。自嘉靖十九年（1540年）御史谢瑜起，先后有叶经、沈炼、杨继盛等十位御史因弹劾严嵩而遭到贬谪、除名、下狱和廷杖致死。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御史邹应龙，再次弹劾严嵩。严嵩由此倒台后，从他家中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珍宝不可数计”。 清代的钱沣也是个十分较真的御史，他办的第一大案就是弹劾状元出身的陕甘总督毕沅。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因带头侵吞赈灾粮款，涉案的56名官员均被处以死刑。随后，监察御史钱沣又弹劾现任陕甘总督毕沅，指控他任陕西巡抚时多次代理勒尔谨的总督之职，却对此事多年隐瞒不报。由此，毕沅被处以降级停俸处罚。 乾隆四十七年，钱沣又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勒索贿赂”，结果国泰、于易简被处以死刑。 历代御史虽敢于直言犯上，而且，历朝历代对于御史的人选也是有严格要求的。宋代要求：“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明治体之人，以革浇薄之弊。”明代则要求，“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不过，御史也是人，而且是享有特权的人，御史不受监督同样会腐败，历史上的御史腐败案也屡有发生。 明代御史陈志先按察江西，途中丢失四件行李，被地方官查获，发现“其中皆金宝”，还有受贿簿，记载受贿“不下数万”。巡按御史黄廷聘过衡山县，知县陈安志不满他傲慢无礼，一怒之下打开其行箧，暴露“金银诸物甚夥”。 那么，又由谁来监督御史，防止御史执法犯法？ 对此，自汉代开始，就设立了司隶校尉和丞相司直等机构。司隶校尉是皇帝特设的独立监察机关，主要负责监督京畿地区百官包括御史台；而丞相司直则负责监察政府行政官吏，无论中央地方，都可监督；而这两个机构用时也受御史台的监督，于是形成了三者互相独立，各成体系，又互相监控的多体监督格局。隋唐时期则改由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其与殿中、治书两侍御史并立。 宋代在尚书省设都司御史房，是一个专掌弹劾御史失职之事的监察部门，其劾举御史失职之事，作为黜陟御史的依据。通过这个机构，行政部门可以纠察御史的失职行为，制约其滥用职权。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官员的严格监督纠察十分必要。一个官员，尤其是地方主政官员和部门主政官员，大权在握，如果在最初就对他的所作所为在源头上就进行有效的监控纠察，就能在极大程度上遏制各类后续腐败的发生，就能逼着官员们走正路而不敢妄为也不能妄为。而失去对那些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管，就很可能因为他们的自我欲望的飞速膨胀而变得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前些年，我们的监察机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就处于一种的尴尬地位，这也就导致了腐败呈崩塌式发生。没有了监管的政权就有如一条没了舵机的大船，就会胡乱横行。就同我们肌体中的腐肌烂肉，如不及时清除，就会造成更大面积更恶性的肌体腐败，就会危及我们国家的存亡。 中国古代的御史、谏官等监察制度，对督查官员的行为举止和权力牵制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是被历史证明的比较有效的做法。如果没有这样行之有效的制度，政体制度极端落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根本就不可能延续数百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对历史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