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北京老大妈回忆:

我小时候住部机关宿舍，那是一个四合院，一进的院子不算深，碎石铺地，东西南北屋四四方方。

东屋，夫妻两个都是部长们的秘书，笔杆子。

西屋是从部队转业的，本来是营级，到部里只能在保卫处当科级干事。

我对北屋印象最深，因为这家有6个孩子，老跟我一起玩。

男主人商叔是国民党留用人员，毕业于北洋大学，精通工业技术，新政府为了表示重视，给了他一个行政十三级。

我妈说商叔如果是党员，能当副局长，现在职务只给了个正处。商伯母是浙江人，养六个孩子衣服还是那么整洁，说话温柔，我特别愿意去她家蹭饭，做的精致好吃啊。

商叔在单位的重要性无人可替代，你想想，六十年代家里居然有一部电话机，院里其他三家都跟着沾光。

本来一个院四户过得很融洽，等文革后，命运各自不同。

东屋的男主人因为反戈一击立功留在了部里，女主人一个人去了干校。

西屋的转业干部成了响当当的人物，搬到了部里最新的一栋楼房里。

商叔被挖掘出是隐藏极深的中统特务，自杀没死成，进了学习班，全家都受牵连。

我当时还觉得，没想到商叔竟然是这样的人啊，也不敢跟他家的孩子玩了，要划清界限。

没想到，我爸也被揪出来了，我成了黑崽子。我们家最彻底，一个不剩全都送去了河南的干校。我爸病入膏肓时，被批准回京，没多久去世，那时商叔早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