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水浒》是一部江湖气十足的男人书，女性角色屈指可数。但若没有这些个女性角色起承转合，就难以成书。

宋江怒杀阎婆惜、武松愤弑潘金莲、杨雄手刃潘巧云；再有雷横打死白秀英、贾氏举报卢俊义、高衙内为霸占林娘子而陷害林冲、鲁智深为金翠莲不平拳打镇关西，最后还有并不光彩的董平，为强娶程小姐，屠了程太守满门。

可以说，这些个梁山举足轻重的好汉们，都因为女子的缘故而上了梁山。《水浒》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基本上疏于笔墨，形象扁平，使她们的存在更像是个工具人，推进剧情。

施耐庵虽是个文化人，但也曾满腔热血搞事业，追随过张士诚。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与其兄潘元明，在朱元璋攻打苏州时临阵倒戈，从而加速了张士诚最后的失败。在以儒家文化为价值观的时代，最注重“忠”与“义”，施耐庵对二潘变节颇为不齿，后世猜测他因此创作出潘金莲与潘巧云两个“不贞”的形象，假以讽刺。

如果评点《水浒传》中经典的女性角色，必然绕不过潘金莲与潘巧云。同样是背叛丈夫的设定，潘金莲由于武松（武十回）的因由，出场较多，虽鸩毒武大郎其行可恨，但对她命运多舛亦有所怜。

潘巧云则是彻底符号化的人物，最后的死亡则像是“大快人心”的道德审判。标签化的描写，使她这个人的行为目的过于简单且粗暴，在理解这个人物的时候，会比较苍白。

潘巧云原本是一个屠夫的女儿，嫁给当地的押司为妻，后来丈夫去世，改嫁给了杨雄。但是二人成亲后，聚少离多，潘巧云不抵寂寞，与和尚裴如海互生情愫。

后来，在石秀的帮助下，杨雄识破二人奸情，一刀两命。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杨雄不仅是朝廷命官，还本事高强，按理说，潘巧云嫁给了这样的丈夫，应该会恪守本分才会。但她却臣服欲望的诱惑，滑向了命运的深渊，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么，潘巧云因何如此呢？

潘巧云的悲剧中，有潘巧云个人的原因，有杨雄的一分责任，更多的，其实是裴如海的因素——理解了这个原因，也就理解了施耐庵所表的深意了。

在写到潘巧云和裴如海的时候，施耐庵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的人情，惟和尚色情最紧。为何说这等话……潘、驴、邓、小、闲，惟有和尚家第一闲。

在这里，施耐庵说了自古以来，女性追求配偶的五个标准：潘、驴、邓、小、闲。

作为江湖小说，《水浒传》对此事只是点到为止，但在同时期的另一本世情奇书《金瓶梅》中，作者则是将这个观点说了个通透：男性若要俘获得女性青睐，至少要具备潘、驴、邓、小、闲五条中的一条，当然，具备的条件越多，自是更为裨益。

这种说法其实是等同于将女性物化为没有思想的空壳，但在传统礼教社会中，女性难有地位可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价值观下，本缺乏自我意识的女性群体，更多是对男性思维的趋附。

所以“潘、驴、邓、小、闲”的说法，其实也是一种对男权社会关系的归纳总结。

而以裴如海为代表的“和尚”群体，“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住了高堂大殿僧房，又无俗事所烦”，可以说具备了这五条中的所有！比起公务繁忙、养家糊口的杨雄来，占尽了优势，因此，也更容易得到潘巧云的青睐。

《水浒传》中没明确说裴如海长相如何，不过，做和尚也是要看外观的。按照《四分律》和《五分律》等佛教戒规要求，五根不全者，是丧失了信佛的资格的。诸如身体残疾、面部烧伤、太黑太丑的人，任何寺庙都不会接收。

因为佛教讲求因果轮回，在他们看来，长相不雅之人，必是上世作孽太多，从而今生需要轮回受苦，收他们做和尚，是对三宝和众生的不恭敬。面目清秀的裴如海，自然容易博得潘巧云的好感。

佛洛依德说“凡是被压抑的，最终都会以更加丑陋的形式表现出来”，裴如海之流虽无心佛法，但亦要长期受清规戒律束缚，自然会有性心理上的压抑。《东京梦华录》里就记载，开封城中的妓院，大都分布在寺庙周围。

在潘巧云与裴如海的交往中，潘虽心思活泛，但仍拘于礼节。裴如海觑准了潘巧云的精神空虚，一步步引导，最终将潘巧云拽入欲望的泥淖。

礼教社会中，妻子只是男子的附庸。嫁与杨雄一年间，少有关心。杨雄一个月有二十多天当牢上宿，偶尔回家还喝到大醉，夫妻缺少情感上的沟通，更谈不上温存。

在亲密关系上，杨雄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而潘巧云却没有自我享受的权力，因此身心俱渴望关爱的潘巧云，才会被别有居心的裴如海乘虚而入。即便她明白，这样不堪的关系需要面对怎样的道德风险。

裴如海是个年轻阇黎，但招待潘巧云父女，各种稀奇果子、异样菜蔬，上等好酒。住的僧房亦是铺设整齐。书中道：“那妇人看了，先自五分欢喜”，在物质上，裴如海过得颇为小资，对比整日不解风情的杨雄，潘巧云的情感天平慢慢倾斜。

尔后裴如海用银两买通了报晓头陀，为他夜间去会潘巧云望风打掩护。这些银钱，似乎对裴如海来说，并不算甚。他出身平常，这些钱又从哪儿呢？

魏晋以来，佛教在中国成为了一种“非世俗”的势力，尤其是梁武帝舍身伺佛之后，和尚更是成为了一种脱离了世俗政治和经济规律的、世外桃源式的存在。和尚不仅不用纳税，还可以圈占耕地、犯罪后可逃避律法，更可从无数达官贵人和信徒手中，收到大量捐赠和香火钱。

比如梁武帝就曾三次将自己“舍身”给寺庙，大臣为了从和尚那里将皇帝赎出来，前前后后耗资四亿钱；武则天时期，和尚看中了农民的土地后，只要和皇帝说一声，便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公然将土地纳入寺庙名下。和尚之有钱，可见一斑。

反观杨雄，身为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名为押司，实是小吏，手中并无太多钱财。在“邓”这一块，也是落了下风。

第四，佛教中最忌“贪嗔痴”三戒，稍微有点有修养的和尚，都会是一个对人和蔼、彬彬有礼的人物，可以称得上是男权社会时代中的超级暖男了，试问，那些在丈夫面前受尽了冷落的潘巧云们，面对这些小心翼翼、会嘘寒问暖的裴如海之辈，又怎么会不动心？

相对裴如海舌灿莲花、温柔风流，杨雄则是一个典型的“一根筋”直男，怀疑兄弟，醉后骂妻，做人无主见，遇事太莽撞，和裴如海相比，又在“小”上落了下乘。

最后一条，当然就最切中和尚的本质了——闲。由于和尚不事生产，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什么贡献，就会有大把大把空闲的时间，留出来哄人开心了。而杨雄因为公务繁忙，经常十天半个月不着家，自然又在“闲”字上落后了裴如海。

当然，这种闲是双向的——裴如海是闲人，潘巧云也是闲人，这样才有几率造成他们“惺惺相惜”。

正如马斯洛需求理论所说，在吃饱、穿暖、住好这些基础的生理需求满足之上，滋生了“归属与爱的需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潘巧云与裴如海之间，根本谈不上什么爱。但同样是没有社会价值感的两个人，没有途径从工作或者爱好上自我肯定，那么互相间“浓情蜜意”的恭维，就是唯一自证价值的反馈途径。

潘巧云年纪至多十八九岁，模样虽未有描述，但道场上的众阇黎见到她都七颠八倒，连香盒都拿错，必然绝美。这样如花似玉的夫人，在杨雄看来，陪她还不如同兄弟石秀喝酒聊天来得有意义。

这样出色却不被欣赏的心理落差，难怪潘巧云会失落不甘。所以裴如海的甜言蜜语，轻易击溃她贞洁的防线，说到底，潘巧云只是一个渴望有健康的亲密关系、期待被爱的女人。她对裴如海的感情，不啻是自我意识的萌芽觉醒。

《水浒传》反映的，其实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个镜像。对于书中失节的女子，都毫不留情，个个落得个被杀的境地，手段之残酷，不忍细看。

潘巧云父亲，知杨雄与街痞缠斗，忙领了五七个人欲去帮忙，开口闭口“我女婿”。对石秀更没话说，晓他没有去处，特地开了屠宰作坊给他安身。潘巧云对杨雄亦算体贴入微，伺候细致。

石秀揭穿潘巧云与裴如海私情后，一心催促杨雄结果潘巧云。杨雄被绿自然可怜，但他当真对共同生活了一年的妻子毫无感情，手起刀落那个痛快果断，这两个人都做了“好汉”，无一念及潘父的情份，不管这老人失去独女的悲痛。

翠屏山上，石秀砍瓜切菜般了结了潘巧云的侍女。一句“哥哥含糊不得，须要问嫂嫂一个明白备细缘由”，直接点燃了杨雄的“男儿气概”，让石秀给她“剥了衣裳”，绑在了树上，“亲自伏侍她”。

这一章叫“病关索大闹翠屏山”，潘巧云的性命不如草芥，五脏六腑全被挂在松树上，却在这“大闹”二字里轻松带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去看书。因实在无法展开描述，杨雄对结发妻子之冷酷阴狠，难当“英雄”二字。

潘巧云何以至此？何以至死？

金圣叹点评石秀，反复叹道“石秀可畏，我恶其人”，在对女性极度轻视的梁山诸多好汉身上，我亦作如是观。

潘巧云用死亡印证了她背叛的决然与勇气，无关于那个对象是裴如海还是别人，她是在狭窄的生存空间里，对生命本能的自由追求。

易卜生说“悲剧之产生主要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就像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里心怀悲悯地塑造了田小娥，对于封建社会中无以选择的潘巧云们，冷苛的批判是无力的，我更愿意带着点温度去解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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