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哲学是秦朝的官方哲学，实践证明，纯任法家，可以帮助皇帝打天下，却不能帮助皇帝治天下。

汉初，面对国家残破、民生凋弊局面，刘邦、吕后、文帝、景帝汲取秦朝实行极端法治主义和求治太急，导致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采用黄老之术，以道为主，以法为辅，道法融合，实行“无为而治”的国策，与民休息，使国力迅速提升，但也造成了诸侯国“尾大不掉”的弊端。

汉武帝时经过文景之治，人民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但社会思想趋于多元、人们不知所守，诸侯国坐大、有与中央分庭抗礼之势，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遂毅然改弦更张，抛弃黄老哲学，权衡儒、道、墨、法，选择了儒家作为官方哲学和主流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学即经学，有利于维护皇权和国家“大一统”，但也限制了学术的发展。在汉代，儒学虽没有成为神学的婢女，却不幸成了皇权的婢女，故司马迁读汉武帝功令废书而叹。

经学家深知约束皇权不被滥用，是最有效地维护皇权，遂企图以天人感应之说约束皇权。

董仲舒宣称，皇帝受命于天，“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道出了天命不可违和皇帝执政的合法性、必然性，这话皇帝愿意听，也可以麻痹臣工子民。但董仲舒以上天压皇帝，皇帝逆反，同时，儒教有神学倾向但毕竟不是宗教，缺少可依托的宗教组织，万民心中也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神主、天帝，故董仲舒以上天制约皇权的企图不可能成功。

公元前135年，皇家祭祖的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失火，信奉天人感应的董仲舒认为这是上天对朝政发出的谴告，是对武帝滥杀骨肉大臣的惩戒。他不顾重病在身，连夜起草奏章，准备上奏朝廷，武帝看到奏章后，勃然大怒，要处他以死罪，幸亏他的学生吕不舒等人苦苦为他求情，才免于一死。

汉武帝并未醉心于以儒治国，而是阳儒阴法，治国以霸王道杂之。

大汉覆亡，“天”已坍塌，天命观和天人感应说受到了挑战，依附于上天和皇权的儒学被人冷落。

魏晋时中国哲学开始由天上回到人间，淡化政治色彩，寻找精神生活的支柱，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变外在的天人合一为内在的天人合一，易政治哲学为人生哲学。然而，所谓的人生哲学，只是官生哲学、士人哲学，有些哲学实践还有违于社会心理和价值观，缺少社会大众认同，尤其是玄学无本体的超越，无法建构精神世界，安顿灵魂和精神，故“玄学犹如一道慧星划破漫漫夜空，旋即离场，不得不让位擅长讲超越的佛教”。

佛教从印度引进至中国，经过佛教本土化的整理、损益，并架桥造船使此岸彼岸联结为一个整体，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此岸彼岸说和人生哲学，适应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弃恶从善的心理。

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后，改变了中国本土宗教不发达的状况。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也是此岸彼岸说，不过道教理论强调的是，从人世到仙世，需要修炼，方能由凡人羽化成仙。这种神仙带有修炼者鲜明的个性，神仙施惠苦难百姓，惩恶扬善，为人津津乐道。道教的出现，使中国文学更加多彩多姿。

儒、释、道三教并立于大唐。李世民重振经学学统，先后诏令颜师古、孔颖达与诸儒考订儒家经典，作为恢复开科取士的官方教材，遂“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成就了贞观之治。但李世民并未独尊儒术，搞文化提纯，而是三教并存，且注意扬弃外来宗教，体现了文化的包容性，不断为中国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从而打造了当时为世界其他各民族所景仰的顶级文明。

武则天登基，厌恶儒家男尊女卑的观念，为佛教的复兴提供了难得机遇。她下令全国广修寺庙，一些寺庙仿造皇宫制式，金碧辉煌。她用自己的胭脂钱修建洛阳石刻，其中卢舍那佛的造像最大，照着武则天的面容塑造。武则天还邀请佛教各派实际创始人到宫廷讲学。

唐高宗、唐玄宗等唐朝皇帝，认为道家创始人老子，名叫李耳，与李姓皇帝同宗，因此，对优待道家道教。唐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加尊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和“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其地位远高于素王孔子。但道家对政治的影响不大，只是在养生领域占优势。

北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出现了重要变革，形成了理学这一独特的哲学体系。理学强调直观天性和内心体验，注重道德伦理与宇宙本体的统一，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明朝朱子理学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正学之后，理成为似是而非的东西，其性质迅速趋向于凝固停滞，朱子理学已经丧失了塑造人格的功能，只是形式上得以传授而已。王阳明通过悟道，深觉理学之“此心此理，未有凑泊吻合之处”，于是，深刻反思而寻找摆脱之道，终至于发扬独自之学风，形成心学。

心学认为，良知乃是人人具有的是非之心，自念虑之微，至喜怒好恶视听言动之发作、纲常伦理礼乐刑政之实践、天地万物古今事变之散殊，判断其是非的能力皆明白具足于良知中。凡愚不肖无所不为，乃是由于自欺其是非之心而不遵照执行。圣人之正心、修身，明明德于天下，乃是由此是非之心，而学者做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工夫，亦是由此是非之心，只是扩充本然之善而已。故而讲学之际常以良知为言，正是为了告诉学者应当从何用力。

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其次是法家。任何标榜以儒治国的朝代，其实质无不是阳儒阴法、外儒内法，因为德润人心，法安天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秦始皇是法家思想的践行者，孔夫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二者是中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前者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石，后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甚至有人说，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历史。

统一中国是秦始皇的伟大历史功绩，秦朝以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郡县制、法治化为基本特征，开启了中华文明两千多年连续发展的新征程，所谓“两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是中国两千多年“一贯制”的历史观感。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夫子成为素王先师，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调，一直极大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性格、精神和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