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龄奇 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在第2次长沙会战后被执行军法的第74军58师师长廖龄奇来说，他有“取死之祸”却没有“取死之罪”。

说他有“取死之祸”，是因为无论是他的直系长官王耀武，还是上级领导薛岳，乃至于他在74军的同僚，对他都没有好感。以至于在他身陷囹圄的时候，竟无一人肯为他说好话。

说他没有“取死之罪”，是因为他虽然在第2次长沙会战74军遭受到重大损失的时候，没有整理部队，反而带着部分残部脱离了战场，犯下擅自脱离部队之罪。可这个罪名和他被执行军法时的罪名“临阵脱逃”相比，无疑要轻了很多。

擅自脱离部队的罪名的处理结果或是免职，或是囚禁，都罪不至死，而“临阵脱逃”，可是个板上钉钉的死罪。

那么，作为一位毕业于黄埔四期，拥有留洋经历，又是74军首任军长俞济时的得力干将和主力师师长的廖龄奇，究竟是如何“屈死”的呢？

严格来说，第2次长沙会战并不能被视为一场胜仗。

因为在这场会战中，薛岳先是中了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明打大云山，实渡新墙河之计，把驻守在新墙河的川军杨森集团军调往大云山，以至于在新墙河一线露出了破绽，让日军很顺利地渡过了新墙河。

紧接着，薛岳为了稳固二线阵地，又把本该用于机动作战的第十军和第74军提前动用，造成长沙城防空虚。

而且，在这期间，第9战区的密电码也被日军破译，使得第十军和第74军的动向全部被日军掌握，让日军有充分时间调动主力对这两个军进行打击。

第十军仓促应战，军部被日军骑兵偷袭，军长李玉堂遇险，几乎性命不保。

第74军的情况稍好，由于天气的原因瞒过了日本空军的侦查半天时间，才得以能够布置阵地。可随即就遭到了日军的疯狂攻击。当阿南惟畿得知74军的确切位置后，下令第3、第6师团放下一切任务全力攻击74军，为了增强攻击力量，还把第十一军直辖的坦克联队和重炮联队也派了上去。

要知道的是，日军第3、第6师团可都是拥有4个步兵联队的甲种师团，兵力都在3万上下，又各自拥有一个炮兵联队，再加上坦克联队和重炮联队的加强，无论从兵员数量上还是火力装备上都要超过74军几乎两倍以上。

74军遭此打击，损失惨重，连军长王耀武都差点被俘。据他事后对人说，在危急时刻，日军离他不过十余米远，幸好他藏身草丛未被发现。

第十军和74军遭到严重打击，长沙周边再也没有一支强有力的部队，长沙被日军攻陷。

虽然长沙随即就被赵季平师收复，可这对于在蒋氏面前信誓旦旦要保住长沙的薛岳来说，这就是个无可洗刷的污点。

在这一战中，阿南惟畿基本上实现了他的目标，即尽可能的歼灭第9战区主力。至于攻占长沙，那不是日军的目的。因为即使攻占了长沙，日军也没有能力固守，漫长的补给线就能把日军拖垮。

图片来自网络

而对于薛岳来说，虽然收复了长沙，但毕竟曾经失去过，这有损于他的荣誉。而且，第9战区主力第十军和第74军都被打残，让他根本无法在蒋氏面前交代。

因此，选择替罪羊，选择谁来当这个替罪羊，是薛岳当时面临的紧迫问题。

1941年10月16日，蒋氏飞临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

蒋氏一下飞机，就给此次会议定下了调子，即，不是庆功会，而是检讨会。

在蒋氏看来，第2次长沙会战之所以打成这个样子，责任应该由薛岳来负。

1次长沙会战中，第9战区之所以能够获胜，关键在于薛岳充分利用了第9战区的地形和民情，采用了大纵深的梯次配置，逐次抵抗，不在具体的“点”上与日军拼消耗，然后将敌引至预设地带，采用伏击、侧击的战法，既打击了敌人，也没有丢失空间。

可在此次会战，薛岳的部署完全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主力部队没有配置在外线，反而放在了正面。

而且，第9战区三个主力军第十军、第26军和第74军，还是逐次进入战场，这就给了日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而造成这一切的，都是薛岳中了阿南惟畿明打大云山，实渡新墙河的计策，把用于防守新墙河的主力调走，露出了破绽。

新墙河防线过早的失去，造成二线的第37军和99军为了掩护三线部队的展开，只能在汨罗江一线的正面拼死抵挡日军，可又不是对手。薛岳也只好把第十军、26军和74军投入了战场，并且还都摆在了正面。

所谓是“一步错步步错”，薛岳在第2次长沙会战中失了先手，造成了以后步步被动。

如果薛岳不是太过于在意长沙城的得失，这个仗就不是这个打法了，他完全可以放弃长沙，以得力之一部阻断日军的后续部队，其余各部撤往两翼对日军进行反包围。待到日军疲惫之时再予以反击，定可获得不俗的战果。

可长沙是薛岳的“面子”，为了这个“面子”，他下令各部都救援长沙，如此一来，救援部队就恰好和日军走了个头碰头，在第十军和74军遭到重创后，其他部队也没有打歼灭战的实力，所以才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后来虽然收复了“面子”，可却伤了“里子”。

但薛岳是个知错改错就不认错的人，在给蒋氏的电报中，薛岳称，此次会战之所以未能取胜是因为各将领处置失当之过，他愿意承担指挥无方之责。

这个说法看似是薛岳认错，但其实是把责任推给了一线将领。

那一线将领都有谁呢？不用说，自然是杨森、王耀武、李玉堂和26军军长萧之楚、37军军长陈沛和99军军长傅仲芳了。

可杨森，薛岳是动不了的。先不说杨森是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又是蒋氏的侄亲家，就论杨森在此次会战中的表现，那也是无可挑剔的。

薛岳 图片来自网络

大云山之战虽然是杨森派人去打的，可却是奉了薛岳的命令，如果处罚杨森，岂不是说薛岳错了？

而且，在第9战区的密电码被日军破译，整个第9战区处于电台静默状态的时候，杨森可是代理薛岳在指挥的，如果把责任推给杨森，那可就太不厚道了。

把责任推给陈沛和傅仲芳？似乎也不太厚道。37军和99军每次作战都非常卖力，虽然战功不大，但属于任劳任怨类型的部队。此次会战这两个军没有顶住日军的攻势，未能给第9战区三线部队的展开赢得时间固然有责任，可这两个军的战斗力就摆在那里，他们也确实顶不住。如果把责任推给二人，就有些过于苛责了。

至于萧之楚的第26军，和37军、99军的情况都差不多，作战也很卖力，就是实力不济，打了败仗也不能都怪他们。

既然如此，那也只能把责任推给第十军的李玉堂和74军的王耀武了。

可大家都知道，74军可是蒋氏的心头肉，王耀武又是蒋氏的爱将，想要拿74军开刀，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蒋氏来到南岳的时候，首名召见的并不是薛岳，而是王耀武，以王耀武的精明，能承担这个责任？

薛岳想来想去，只能把责任推给李玉堂了。李玉堂这个人老实，又没有那么多的背景可以依靠，兼之第十军在此次会战中打得确实不好。

就在薛岳苦思如何推卸责任的时候，蒋氏也发现了其中的问题，薛岳的打击面似乎也太大了些。

出了问题，责任都是部下的，他自己仅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要负指挥责任，这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可蒋氏又不能处理薛岳。薛岳虽然问题很多，但毕竟一将难求，在当时的各个战区中，能够找到替代薛岳的人还真没有。

既然无法处理薛岳，那就要找出一个替罪羊。李玉堂就不用说了，给个撤职就行。那74军的损失也得找个人出来顶罪吧？

就在这时，薛岳说了一句，据查，74军58师师长廖龄奇临战脱逃。

此言一出，立刻就被跟随蒋氏来到南岳开会的陈诚和白崇禧认同。蒋氏也表示同意。

1941年10月17日，蒋氏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以廖龄奇为反面典型，大肆批评在座诸将。

就在大家认为王耀武能够站出来为廖龄奇辩解一番的时候，坐在台下的王耀武却一言不发。

那么，薛岳为何要把廖龄奇拿出来顶罪呢？王耀武又为何对自己麾下的师长见死不救呢？

说起来，这都是廖龄奇过于狂妄所致。

在74军的军、师级别的官长中，要论资格，51师师长李天霞是黄埔3期的，57师师长余程万和副军长冯圣法是黄埔1期的，仅有廖龄奇是黄埔四期的。

可这些资历要比王耀武深厚的人中，都对王耀武毕恭毕敬，这其中固然有王耀武会来事，人缘好的成分在内，王耀武的军事才能还是获得了大家的认可的。

不然，在这几人中，除余程万是政工出身，在军内的资历不太深厚外，哪一个不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

可廖龄奇却偏偏不信邪，他甚至放言，王耀武也就是机遇好，本领才能并不出众。而且，让廖龄奇看不上王耀武的还有王耀武的市侩作风，在他看来，将军的功名应该在战场上取得，靠拉拢蒋氏身边人为他说好话而得到提升算得上什么好汉？

这一切早都被王耀武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图片来自网络

可王耀武是个有城府的人，在廖龄奇没有在战场上犯大错的情况下就对付廖龄奇，会让人觉得他小肚鸡肠。

而这一次，王耀武认为机会到了，没有落井下石就不错了，还指望他给廖龄奇说话？

那么，廖龄奇又怎么得罪薛岳了呢？

1940年10月，廖龄奇的原配夫人因产后风而死。薛岳的参谋长吴逸志就找到了廖龄奇提亲，想要把薛岳的小姨子嫁给廖龄奇。

这本来是件好事。

吴逸志之所以能来给廖龄奇介绍对象，那肯定是秉承着薛岳的意旨，一来，廖龄奇出身黄埔，又有过留洋的经历，本身又是精锐师的师长，前途光明，是个好对象；二来，薛岳想把小姨子嫁给廖龄奇，也有拉拢的意思。

可这桩婚事却遭到了廖龄奇的拒绝。

如果仅是不同意也就罢了，可廖龄奇却偏偏说，我历来不搞裙带关系。这下子就惹恼了薛岳。

当然，薛岳也不见得就此来对付廖龄奇，可在74军需要有人出面来当这个替罪羊的时候，薛岳自然先想到廖龄奇。

如果廖龄奇真的娶了薛岳的小姨子，即使廖龄奇真的“临阵脱逃”了，薛岳也不会把他推出来送死。

蒋氏在南岳会议上一宣布廖龄奇的罪名，廖龄奇就不服了。他找到蒋氏，要为自己辩白。

在这件事上，廖龄奇做的有点操切了。本来，蒋氏还没有想好如何处理廖龄奇，很有可能的是会撤职或者囚禁起来。廖龄奇的58师虽然伤亡惨重，但给日军造成的伤亡也不小。况且，此役，又有哪支部队不是伤亡惨重呢？

可廖龄奇却认为，自己无罪，蒋氏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自己临阵脱逃是对他不公，因此请求面见蒋氏。

可蒋氏正在气头上，怎么会见他？

廖龄奇见蒋氏不肯见他，倔劲上来了，偏要见。这下子把蒋氏惹恼了，下令把他关起来。

本来，蒋氏只是以廖龄奇为反面典型来警示诸将，并没有拿出如何处理廖龄奇的意见。可廖龄奇这么一被抓，那些“机灵”的人自认为号准了蒋氏要严惩廖龄奇的脉，开始对廖龄奇大肆攻击起来。

大声疾呼要杀一儆百者有之；想要借此削弱嫡系力量者有之；心怀鬼胎，想要推卸责任者有之。

总之，参与南岳会议的诸将连一个肯为廖龄奇说好话的人也没有。

如果此时，王耀武和74军的几位师长能够站出来替廖龄奇说几句好话，蒋氏可能就顺坡下驴饶过了廖龄奇。可现实是，竟无一人。

蒋氏无奈，只得写了一道手令“58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着即枪决。”

可手令到了侍从室主任贺耀祖手里的时候，贺耀祖却认为事情不能这么办，不仅没执行，反而把手令扣了下来。

难道贺耀祖和廖龄奇有什么特殊关系不成？不然，他为何要在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却在暗中保护廖龄奇呢？

一种说法是，贺耀祖认为，蒋氏处理廖龄奇的决定是在气头上做出的，因为廖龄奇确实罪不至死。等到蒋氏的气消了，定会重新处理。

另一种说法是，廖龄奇的老上司，74军首任军长俞济时给贺耀祖递话，让他暗中照顾一下廖龄奇。

贺耀祖也很帮忙，在扣下了蒋氏的手令后就劝谏蒋氏，要对廖龄奇宽大处理。

至于俞济时为何不直接给王耀武递话，让他出面给廖龄奇求情，这岂不是更好？毕竟，俞济时曾经是74军的首任军长，在王耀武面前这点面子还是有的。

也可能是俞济时认为王耀武对廖龄奇已经起了杀心，如果直接向王耀武求情或许会起到反作用吧。

果然，当薛岳和王耀武得知蒋氏的手令被贺耀祖扣下，并且还听取了贺耀祖要对廖龄奇实行宽大处理的意见后开始着急了。

对于薛岳来说，廖龄奇死与不死，对他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他是一方统帅，涉及的是全局的指挥责任问题，并不是某个具体战场的胜负问题。

而王耀武则不同，他所涉及的可是具体的战场的胜负问题。如果不在74军找一个替罪羊，那责任就是他的。他很有可能会像李玉堂那样被解职。因此，王耀武找到薛岳再次面见蒋氏，表示了要对廖龄奇严肃处理的意见。

一面是战区司令长官和心腹爱将，另一面是一个区区的师长，蒋氏该何去何从？

终于，蒋氏还是下定了决心，准备听取薛岳和王耀武的意见。因此，蒋氏提笔在原手令后面又加上了“可也”二字，这就意味着要立即执行。

可这第2份手令仍然被贺耀祖给扣下了。贺耀祖认为，既然认为廖龄奇有罪，那就应该进行审判，由军事法庭给廖龄奇定罪，而不是未经过审判就私下定罪。

这下子，王耀武更慌了。

不仅于此，参会的第9战区诸将心中也很是慌张，既然已经判决了廖龄奇，那为何还不执行呢？是不是这其中又有变故呢？如果有了变化，那是不是意味着还要有一批人被处理呢？

蒋氏心中其实也很慌张，他害怕的是如果处理不好这个事，会造成军心不稳。

可相对处理廖龄奇，会造成一个师的军心不稳，他还是在意会引起一个军甚至一个战区的军心不稳。因此，在1941年的10月21日，也就是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的闭幕式上，蒋氏突然宣布，廖龄奇已经枪决。

贺耀祖 图片来自网络

此时的贺耀祖终于明白了，杀与不杀廖龄奇其实不是个对错的问题，而是蒋氏需要杀一个人来稳定军心。想通了这一点，贺耀祖终于放弃了要继续营救廖龄奇的念头，只能在执行书上签字了。

但出于传统上杀人不见血的作法，贺耀祖在刑场上铺上了红地毯，也算是给廖龄奇留了尊严。

可出人意外的是，廖龄奇刚被执行完，蒋氏却匆匆赶到，不知何意。

难道是蒋氏后悔了，想要刀下留人？

这种可能不是没有。

上文说过，蒋氏之所以要对廖龄奇执行军法，并非廖龄奇有必死之罪，而是为了借廖龄奇之死来安抚军心。也可能他突然想通了，又不想杀廖龄奇了？毕竟，廖龄奇也是一员难得的战将。

可他还是姗姗来迟了。

当蒋氏询问负责执行的团长，廖龄奇在死前留下什么话的时候，这位团长并没有把真话告诉蒋氏，只是说，廖龄奇在临刑前很后悔没有好好报效校长之类蒋氏爱听的话。

蒋氏听后一言不发离去。

果然，廖龄奇之死还是激起了58师的动荡。可一个师的范围毕竟很小，所能引起的波澜也不大，很快就在新任师长张灵甫的安抚下平息了。

后来，廖龄奇被安葬在南岳忠烈祠中，墓地享有将军规格。

由于廖龄奇的死因无法言明，他的碑文上竟无任何生平事迹的记载，仅有“廖师长龄奇之墓”七个大字。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