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对司马懿形象的重塑，使得其与史传基本形象稍有不同的同时又保留了其形象基调，也使得司马懿形象基于史传又避免陷入与其他人物同质化的泥流。那么他们两者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史传中的司马懿，多智谋、军事才能显著。但其行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只能被分到狠厉阴毒之辈中去。《晋书》中记载，曹操见到司马懿就发觉其有“狼顾相”——面正向后而身不动，意思是这种人性情凶狠，并且将其性格定为“猜忍”——猜忌残忍之意。史传中的司马懿的残暴可从三件事中透露出来，即平公孙渊、灭曹爽、平王凌。

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至魏明帝曹睿景初三年(239年)，司马懿东征辽东公孙渊，先斩使者，后斩公孙渊父子，进入城后，司马懿下令屠杀十五岁以上男子七千多人，收集尸体，筑造京观。而后他又将公孙渊集团所任公卿以下人员一律斩首，杀死将军毕盛等二千多人。

魏明帝曹睿景初三年(239年)，司马懿接受托孤，和曹爽一道辅佐齐王曹芳。曹芳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结果，司马懿以谋反的罪名杀曹爽及其党羽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桓范等，并灭三族且“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

曹芳嘉平三年(251年)正月。王凌对司马懿心生不满，与外甥令狐愚图谋废黜曹芳，立楚王曹彪为皇帝。司马懿先下赦书赦免王凌之罪，写信安慰他，但不久就率大军突至。王凌自知势穷服毒而死。司马懿进军寿春，参与王凌之谋的人出来自首，凡牵连在内的一律被诛三族。又挖开王凌、令狐愚的坟墓，在附近的市上剖棺暴尸三天，后又烧掉他们的印绶、官服埋于土中。司马懿最终逼楚王曹彪自尽，并趁机把魏之王公全部拘捕，放置邺城，命有司监察，不准他们互相交结往来。

从以上史传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司马懿不仅屠杀数目多，且大多牵连几族，杀人手段也令人发指，其残暴狠毒可见一斑。

相较于《晋书》中虽胸怀谋略但残暴冷血的司马懿，《三国演义》对其形象进行了深刻的艺术加工，所使用的方法也是最常见的正面强化与负面弱化，且不惜虚构。演义中基本按照史实记叙司马懿辅佐曹操至曹睿三任帝王，但也通过虚构来加重司马懿新形象中对王室的忠诚。

如第94回中虚构其被夺兵权后仍期望受曹睿起用，以尽忠君报国之心。得知再被重用之后，他以手加额高呼皇恩。而另一方面作者也对他的负面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弱化，或改变或回避。如他在被曹操强征时，装病抵抗，期间妻子张春华害怕婢女泄密而将她杀害，司马懿因为此事敬重妻子。像这样暴露其阴狠的一面，作者直接忽略不写。

这样一来，上述的三个情节在作者罗贯中的精心加工后便有了不同的味道。

首先是平公孙渊，《晋书》中的屠杀情节被大幅弱化删减。诛杀公孙渊父子的史实基本不变，只多一句——公孙渊父子对面受戮。下文则完全虚构：“城中人民焚香拜迎，魏兵尽皆入城。懿坐于衙上，将公孙渊宗族，并同谋官僚人等，俱杀之，计首级七十余颗。出榜安民。”此处的司马懿尽显仁慈之相，而无狠毒之色。

其次是灭曹爽。屠杀情节只保留了杀余党、灭三族，且对战前的各种官场关系、利害做了改变。

一方面，曹爽提议司马懿做太傅，将兵权收于己身，司马懿被架空，是司马懿对敌曹爽的前提。《三国演义》中将司马懿在历史上真正闲职在家的时间提前到了他做太傅的时候，而他两个儿子也闲居在家，这肯定是不符合史实的。并且司马懿需要装病来躲避刺探和迫害，这种被挟制的危难处境为他灭曹爽提供了强有力的内部动力：报仇反击，维护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曹爽的消极形象被放大。《三国演义》106回中所陈述的曹爽罪行有以下几点：一是“凡用衣服器皿，与朝廷无异”明显僭越；二是各地进贡的“佳人美女，充满府院”，甚至包括先帝的侍妾，性质恶劣；三是建重楼画阁，造金银器皿，让巧匠数百人昼夜工作，劳民伤财。这为司马懿灭曹爽提供了外部条件：曹爽祸国殃民，消灭他是正义之举。《三国演义》中的灭曹爽一事不仅为司马懿吸引了同情，也为他的行为覆上了正义性。

平王凌的事件直接删减。王凌之叛是为著名的“寿春三叛”第一叛，也是司马懿经历的最后一战，但《三国演义》却提也不提，颇为奇怪。史学界主流认为王凌意在维护魏家皇朝，关于这一点，司马氏统治下写就的《三国志》可谓是最值得借鉴的了，可信度相比其他史料而言更高一些。陈寿对王凌的评价是“王凌风节格尚”，可谓是非常正面的评价。其对王凌“反叛”原因的叙述是：王凌觉得曹芳暗弱无能，不如楚王曹彪年长而有才，所以才有了一废一立。如果王凌心怀叛意，陈寿也实在没有必要为其遮遮掩掩。

显然，将王凌事件原貌写出是对新司马懿形象的损害，删掉后不仅保留了费心塑造出的形象，更是弱化其狠厉冷血特征后凸显出其忠君爱国的仁义之貌，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加工。

整体来看，经过艺术加工之后的司马懿洗去了某些论者所认为的“老谋深算、心狠手辣”野心家形象，而多出了不少忠心报国的特质属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演义中司马懿形象的讨论不能停留在史传记载上，更应该结合小说生动的内容对其形象进行对比探析，否则结果便是张冠李戴，更甚的是无中生有。

阅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晓，该作品的基调就是尊刘贬曹，文中始末一直将蜀汉奉为正统，对汉朝拥护者的描写多是正面之词。而孙曹之流皆为反叛之辈，是应该被蜀汉正统所征伐的对象。但《三国演义》毕竟只是“演义”，不可能篡改历史。尊刘贬曹位在情理之中，汉灭晋起也是历史的选择。

首先，诸葛亮才智近妖，身先士卒，数度北伐，也抵不过“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历史洪流，不能讨伐曹魏篡位的逆举，而能够打击甚至“击败”曹魏的希望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司马氏身上。朱雪蓉(2019)认为文化产品的创造应当以受众的真实感受为依据，将满足受众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要完成“替汉朝正统复仇”这一目标，就要求司马懿的形象不能与曹操一样“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不符合作者的观念，也不符合当时的正统思想，所以司马懿形象的艺术加工必不可少。

在司马懿和曹操去世时所见之景的对比中即可发现，曹操去世前频遭冤魂索命，极为恐怖，在这样的氛围中曹操气息渐绝。而在司马懿死时，则是平常交付遗言，言讫便亡。但在《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干宝《晋纪》中写明司马懿去世前也是一场冤魂索命的恐怖之事，《三国演义》却无采用，这其中对二人的褒贬不言自明。

其次，作者在对司马懿形象进行艺术加工时，保留了大部分的原型特征及情节行为，只是在其屠杀的事件上做了变动，并在屠杀后增加了“赦免”的情节。司马氏建立巩固政权的道路上，屠杀仍在继续，但不难发现的是，是他们狠毒残暴的对象大多是曹氏后裔和反叛的主谋，对待其他罪行较轻的人则会赦免。这些安排使得司马懿一派的人物形象淡化了血腥意味，不至于归到曹操一类，但也不失乱世英雄之风。

司马懿新形象的出现也让现今的读者对古代文学有了更多的探讨之声。但究其根本，罗贯中在经过删改增加的艺术加工后，建立了一个新的司马懿形象，这个形象既遵循了历史基本形象，也在二次创作中融入了自身的思想，忠于历史，也敢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