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燕华 来源：《走近外交》、《我的外交翻译生涯》

吴建民公益基金会会长；外交部英文专家，长期担任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口译、重要外交文件的英语定稿等工作，2022年荣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到美国的外交官；曾任驻欧共体使团及驻比利时使馆参赞、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卢森堡大使、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参赞；主要译作有《命运攸关的决定》《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权术》《豪门秘史》《大座钟的秘密》《企业家-世界名牌创始人小传》。

晚上10点前，通知下来了，要我在某时某分上车去人民大会堂。我匆匆换上一件较新的短袖衬衫，一条毛涤长裤，光脚穿上凉鞋（那时没有透明的“玻璃丝袜”，只有从国外回来的人才有），不忘小心翼翼地在胸前别上一枚毛主席像章，这在当时是“政治的必须”，也很“时尚”。那时，全国都在批“封、资、修”，破“四旧”，谁穿的裤子紧身一点，走在街上，“红卫兵”看见了，会拿出剪刀咔嚓剪开裤管。外事活动的着装要求也全“破”掉了，正好我没什么高级衣服，穿这身装束也算合格了。

全国友协会长楚图南和其他陪同人员已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候了。服务员给每人端上一杯茶，在“文革”期间，人民大会堂的茶水是要交钱的，上好的龙井，一杯一角钱。

不一会，厅里的灯全打开了，这意味着首长到了，我们赶紧站了起来。周总理步履匆匆，直接进入侧厅。听说总理同“红卫兵小将”谈了很长时间，没顾得上吃晚饭。大会堂为他准备了一碗面，吃完后，还要刮胡子。总理的胡子很浓，接待外宾前，他很注意刮胡子，这是对客人的尊重。

油画《鞠躬尽瘁》描绘的场景是：1973年6月初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宾的空隙，准备去洗把脸、刮刮胡子，提提神。已经3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的他，靠着洗手间的墙睡着了，手里还握着沾有肥皂沫的刮胡刀。

等待的时候最难熬，我坐在那里，心怦怦跳，脑子空空的，思想无法集中。

总理从侧厅出来，他身穿一套浅灰色中山装，面容显得有些疲惫。在我的记忆中，总理见外宾时，只有两种颜色的中山装，浅灰和铁灰。他上衣口袋上别着一枚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有些人为了表“忠心”，在衣服上别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毛主席纪念章，既不严肃，也很俗气。周总理始终只别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既高雅又表明了他崇高的志向。

楚图南会长向总理简单汇报了接待情况。外宾到大会堂门口了，总理站起来问了一句：“谁做翻译？”楚会长朝我这边指了一下，总理似乎有些吃惊：“哦？”

这时杜波依斯夫人进入了大厅。她身穿一套卡其布便装，胸前也别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卷着袖子，腰间束了一条宽皮带，一副非洲解放战士的形象。

作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敬爱的周总理合影。

先是合影，总理招呼陪同人员都参加，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敬爱的周总理合影。

从我平时的观察，我领悟到，做口译，最初的十几分钟很重要，译得好，能让主宾双方对译员产生信心，也能给译员“降压”。事先我把所有可能用上的寒暄话都译了一遍，自觉有了“底气”。

我还总结了自己刚做口译时的教训，由于紧张，声音就很小，在座的人听不清，都会朝我这边侧身倾听，室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自己也更紧张。这次，我干脆“豁出去”了，大声地翻了起来。

看来我的策略奏效了。周总理赞许地点点头，双方交流比较顺畅。我的心跳速度恢复正常，自我感觉良好。听说总理的英文很好，对有些关键词的英译早已“胸有成竹”，如果译员用的词不合他的意，他会纠正。总理谈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我在一些关键句子上故意停顿一下，“察颜观色”，看总理是否要纠正我，没有。总理点点头，我更有信心了。

一个小时左右，谈话顺利结束。

送走外宾后，总理回头问我：“你是哪儿的？”

我说：“我是外交部的。”

总理又问：“什么地方人啊？”

我回答说：“浙江人。”

他说：“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你再好好努力。”总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那时总理和陈毅外长经常出席亚非拉友好国家的国庆招待会。有一次，领导派我给陈毅外长做翻译，他在招待会上的讲话，由我念英文稿。我事先认真准备，尤其是弄清意群的分割，以免念成破句。凭着我在中学、大学做学生干部时的锻炼，在大庭广众前讲话不发怵。

念完后，总理对坐在他后面的翻译冀朝铸说：“这个女孩子，发音、念稿子还不错，就是语调平了一点。你们好好辅导她。”周总理对年轻翻译的关心我一直铭记在心。

- 未完待续 -

【来源：《我的外交翻译生涯》（出版于2013年）

作者：施燕华

编辑：《走近外交》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