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十年：1927—1937》，王一心著，团结出版社2024。
《南京十年》是一本奇特的书。表面上它似乎是一本由十二个“小人物”——包括洋行职员、科研机构的学者、算命先生、政府秘书、党务工作者、报社记者、社团人士、狱警、小学校长、中医、工程师、邮政员——对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十年间的见闻回忆组成的非虚构作品，但他们并非真实的人物，而是作者为述史方便而虚构出来的，因而又具有虚构的文学特质。那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如何处理？作者在后记里强调“文不害史”，即将文学关在史料的笼子里，并不赋予它打扮历史的权利。笔者阅读此书时，检核了部分相关史料，虽多未以直接引语出之，但确实皆有出处，且理解准确与运用得当，有相当一部分还是第一手史料，实在是十分难得。亦文亦史，文史相彰而不相害，始称境界，本书庶几而得之。
1927至1937这十年，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这黄金十年的成色几何？在各个领域的呈现又如何？现有的著述，多是通过一些宏观的经济数据加以说明，固有可信之处，但世易时移，便易泛化为空洞的数据，一般读者难有体会。这也就是近年来微观史、生活史日受青睐的原因之一。这本书在写法上，其实也正可作微观史和生活史看。故作者选择了南京，选择了这十二个“小我”，通过这些底层小人物的视角来呈现这个大时代，显得更真切可信。但如何因小见大，因短时段而见长趋势，正是需要智慧与笔力之处。
开篇从“八字山”写起。八字山原名“四望山”，1928年4月19日国民政府下令将孙中山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社会行为规范，并砌入四望山北坡而得名“八字山”。“八字山”的内涵后来还有更易，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以及再后来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一个小地名，百年大历史。其实在“南京十年”中，更深入人心的还是“美孚山”——因美孚洋行职员宿舍建在此山而得名。作者由此引出本书第一个小人物——美孚洋行的职员，也为南京城头大王旗的变幻和南京十年的开端，提供了非常好的观察视角：在洋人包括后来的诺奖获得者赛珍珠眼里，“北方士兵”“抢劫、破坏，并做些坏得无法形容的事情”，连洋人也没放过；北伐军将至进一步加剧了紧张乃至恐怖的气氛，这一章的最后，便以这个洋行职员也跟着逃离而结束。
洋行职员的逃离，把北伐军攻占南京时发生的侵犯甚至杀害外国人的“南京事件”交给了第二章的小人物——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但给事件定调的是大人物汤因比：“‘南京事件’是南京直接成为中华民国新都的前奏。那是一个糟糕的开局。”是啊，后来那么亲英美的南京政府，怎么会干出杀害知名洋大人包括金陵大学副校长威廉斯博士的事呢？而且这些被害者“之于中华文化的浸润与楔入，与其所拥有的内涵更丰富的‘情怀’，造成他们在事件中的感受更复杂微妙，他们对事件意味深长的态度，增加了对事件的后果亦即‘糟糕’的诠释的层次”。这“糟糕”的“开局”，正是“时局”的“精彩”呈现。也可以说是官方的“糟糕”与民间的“精彩”，比如在洋人饱受攻击的时候，那些挺身而出保护他们的人力车夫、园丁的妻子等小人物；在赛珍珠和司徒雷登等的笔下，这些底层百姓“一改愚昧麻木、呆滞迟钝的固有形象，他们有勇气有主见、有良心有爱心、重友情知报恩，且富有机智”，从而呈现出历史的另一种面向。
时代在剧烈地变动，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的命运变得难以预卜，第三个小人物——算命先生的登场恰到好处。有意味的是，这个算命先生主要的观察记录对象却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他家乡开办的无围墙、无大门、与乡村打成一片的晓庄师范，就是这样一所致力于平民教育的示范性学校，却也被迫卷入政争党争，以致最后被封。教育最能喻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算命先生的观察及晓庄师范的命运，寓意在此乎？
即便以市政府文牍职员视角写定都南京后七八任市长走马灯似的变换及其影响，也多是小处着眼，扎实呈现。比如首任市长刘纪文出身东莞农家，早年参加革命，本以廉洁苦干著名，如谭延闿在其二任南京市长致辞中说刘纪文早年追随孙中山时很勤苦廉洁，因而深得信赖，他的秘书、著名作家邵洵美更辅以细节说明：住在市府，每天早晨5时即起身工作，深夜十一二点才“跣足而出，令一差役携灯于前，巡察街道”。可是，跣足的市长与“裏足”的夫人却形成强烈的对比——婚礼上所着的一双丝袜价格高达25元，而刘纪文开筑中山路给市民的拆迁补偿费每平方丈（11平方米）才5元，一双袜子足抵一套55平方米居室房子的补偿，如何了得！作者还作了进一步的比较说明：当时牛肉每斤1角4分，猪肉每斤4角，鸭肉每斤2角，鸡蛋每个才3分，一个织工的月入才4-8元。再对比继任市长何民魂买地葬父都要借钱，妻子不施粉黛市场采买，真是堪同诛心。
南京十年中，除了开头的南京事件和最后的南京保卫战，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中山陵工程了。这项工程一开始就充满了不和谐的声音，有些还非常奇特。比如陵墓建隧道，小孩会有杀身之祸，特别是陵墓将竣工时石匠需摄取若干幼童灵魂以合龙口的传说，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叫魂”事件，当时鲁迅、江绍原等皆介入评论，认为这是民众对于所谓革命的寒心，甚至连陵墓的外观也颇遭诟病，赛珍珠认为“它的风格不伦不类”；胡适认为“建筑太费，实不美观”，进而认为“倾一时的财力，作此无谓之奢侈，空使中山蒙恶名于后世”。中山陵及奉安大典实在是天大的事，却在小处被“吹毛求疵”——再大的事，终究也要经受“小”的检验。
中医存废之争是民国社会生活史上的一桩大事件。关于这件事的描述，给人印象最深的，当数陈存仁的《白银时代生活史》——他把自己描述成了中医抗争者的领袖，并带领大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但在《南京十年》中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印证了我读陈存仁书时心存狐疑之感——至少国医馆的成立及其经费预算等，可都是经过行政院审定，其间种种变故都是经过了行政中枢反复辩驳讨论的，哪能由他陈存仁一张嘴说了算？
从生活史角度看，马桶的变迁堪称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陈白尘的剧作《乱世男女》就写到科长夫人逃难都随身带着马桶，否则“一天日子也不能过”；陶行知办晓庄师范给女生的考题曾是“愿不愿意倒马桶”，认为能倒马桶则放下了小姐架子，否则遑论其他。秦淮河洗马桶也成为当局厉行上马自来水并推广抽水马桶的一个缘由。这大约是南京最现代的举措。饶是如此，自来水和抽水马桶也无法普及，苏青写她在中央大学的生活，五女一室，马桶置于室正中，“登其上者左顾右盼，谈笑甚乐；睡者既不顾饱嗅臭气，坐者又何惜展览臀部”。生活史必须回到“生活”，所以作者连监狱生活都写了一章，真是曲尽民国社会生活万象。
全书内容丰富精彩，征引介绍的内容太多，无法面面俱到，但其呈现的，多是不常见的另一面，已足资启迪，让人无法忘怀。而这种“十年”的选取，给人的感觉有点类同于《万历十五年》以来流行的年代截取的历史言说方式。虽然标目十年，地系南京，但作者笔力所至，显然不止于南京，也不止于十年，而是努力呈现更恢宏的跨度，彰显更大的企图，也可谓历史的纵剖。比如“学界”一章，写着写着，就暗中转换成了回忆的视角，写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他去鼓楼医院看望当年的金陵大学女校长吴贻芳，这个“我”，显然不是当年那个小学校长了。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这样的写法很奇特，也大有妙处。而妙在何处，我一时理不太清楚时，读到了肖坤冰教授的人类学著作《茶叶的流动：闽北山区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1644-1949）》，在书中她讨论到区域史和微观史作为一种理论，更应作为一种方法的问题。是的，理论框架固然重要，作为“不显山不露水”的方法的引入更重要。由此想到，《南京十年》的作者不管是否有意识地引入生活史、微观史研究的种种理论和方法，但从其叙述上看，至少暗合了这些理论和方法；即使有“引用”，也是“化用”。正是这种化用或者暗合，使本书能够广泛而从容地先微观切入南京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再宏观彰显民国十年，并启迪我们对整个民国社会生活的深入思考，从而带来奇特而震撼的阅读体验，成为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
周松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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