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源：新华社
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和技术挑战，关键在于中国能否成为真正的“创新者”。如果中国主要依赖“模仿”，那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就会减少。只要美国和盟友能持续创新，即便中国能快速复制外国技术，美国也能保持技术领先。然而，如果中国能同步自主创新，尤其是在规模经济和国家政策支持下，中国取代美国及其盟友技术公司的可能性将大增。
这个问题虽然被广泛讨论，但除了对创新指标（如论文引用、研发人员、专利等）的分析外，缺乏深入研究。因此，ITIF通过研究中国企业的创新程度及其全球领导潜力发现，尽管中国企业和行业的创新能力尚未完全达到西方国家水平，但正在迅速追赶，且规模巨大。有中国智库在2021年指出，中国科技与美国有差距，但增长迅速，潜力巨大。这就像海面上看似平静，实则数百家强大、创新、低成本的中国企业正像海啸般涌来，准备夺取全球市场份额。
西方应跳出意识形态限制，放弃“中国无法创新”的陈旧观点。中国并非苏联，其企业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只要它们致力于实现将中国打造成世界创新领导者的目标；实际上，中国更像20年前的崛起亚洲“四小龙”，但其更加力量更加强大也更值得警惕，因为这是只在新型举国体制支持下的“喷火巨龙”。
1 在先进产业，未来或许是中国对美进行出口管制
过去十年，中国已成为全球技术复杂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如电信设备、机床、计算机、太阳能板、高速铁路、船舶、无人机、卫星、重型设备和药品。中国在这些领域占据显著市场份额，并在机器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新兴行业迅速发展。ITIF的汉密尔顿指数显示，中国在先进工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在过去25年大幅增长。
▲ 中国在先进产业中的全球市场份额
▲ 2020年汉密尔顿指数行业生产领先国
预计中国的生产率将继续快速增长，可能达到美国水平的80%，这主要依赖于国内服务业的技术提升。这可能导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两倍甚至三倍。美国及其盟友难以减缓中国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这种增长不依赖于盟国控制的关键技术。
中国实现“平价创新”将对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国内方面，中国将更加自给自足，减少对西方制裁的敏感性，同时增强军事能力，因为军民融合将更紧密，武器系统公司可以利用各行业的尖端技术。此外，中国在商业技术的强大也将转化为外交事务中的更大权力，可能最终导致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实施出口管制。
这对美国的影响可能尤其重大。如果中国在机器人、电动汽车、飞机、半导体、药物等领域成为创新领导者，它将能够主导全球经济。中国在全球技术领导者的市场份额上取得重大进展，将改变全球经济的基本性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先进工业发展历经200年，从英国和西欧到美国，再到日本和韩国，这一局面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整个西方可能变得像如今的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及欧洲部分国家那样，经济空心化，缺乏先进制造业，技术部门薄弱，经济主要依赖旅游、金融、农业和自然资源。
这样的转变可能是逐渐发生的，但如果发生，更可能是在十年或二十年内迅速出现。创新产业通常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销售减少可能导致收入下降、投资减少和创新减少，形成恶性循环。相反，收入增长的公司则能增加投资和创新。
▲ 美国先进产业的历史表现（高于1为优势，低于1为劣势）
因此，规模在先进产业中至关重要，强大竞争对手的威胁能迅速造成毁灭性影响。先进工业商品市场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基本固定（注：约11.8%），如果中国在全球销售中占据更多份额，非中国公司的市场份额将减少。
现在是时候从单纯关注制造业转向关注先进产业领导力。如今美国的竞争力辩论往往集中在制造业上，但美国可能拥有一个以低附加值产业为基础的制造业经济，却依赖中国的高端产业和创新。
2 打破欧美偏见：为何中国能创新？
（一）什么是创新？能“市场变现”的才算
本文认为，创新的衡量标准是公司在全球市场上首创或接近首创的产品和服务的份额。如果创新不能成功市场化，其重要性就会降低，这需要保证产品质量、成本竞争力和有效的商业模式。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中强调，仅产生新想法是不够的，技术突破若不能转化为可部署的产品，也是徒劳。换言之，创新不仅仅是发明或科学，它是将新产品或服务成功推向市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广泛传播和采用同样重要。我们关注的正是中国在早期将新产品推向广泛市场的能力。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报告将创新分为四类：效率驱动型、客户中心型、工程导向型和科学导向型，中国在效率驱动型和客户导向型创新中表现出色，接下来需要在工程导向型和科学导向型创新上取得突破。
（二）两百年历史已证明：“模仿者”和“追随者”，完全可成为“创新领导者”
从“快速追随者”到“全球领导者”的转变并不容易，但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实现：美国在20世纪初（面对欧洲），德国和奥地利在19世纪末（面对英法），以及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韩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在随后几十年都完成了这一转变。
许多人认为，要在先进制造业中取得全球优势，需要大量的学习和掌握复杂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通常不易从公开资料中获得。因此，尽管中国在飞机、高铁、太阳能电池板、个人电脑、超级计算机、电信设备和互联网服务等复杂技术行业取得了市场份额，但仍有人怀疑中国的创新能力。
但事实是，中国企业在众多复杂技术领域已取得显著进展。历史经验表明，日本和韩国可以通过引进外国技术并保护本土创新者，最终成为技术先进的经济体，中国当然也可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实现类似的进步。
（三）美国人为何仍对“中国创新”视而不见？
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和专家从自由市场的视角看中国，未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运作。他们将中国的“产能过剩”视为政策失败，认为中国决策者如果更懂经济学，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拜登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认为，中国应通过扩大社会安全网、直接向家庭支付款项和更进步的税收政策来减少不平等、增加消费，以支持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迪斯和其他西方观察者一样，用西方的视角评价中国的经济政策。在西方，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被看作是线性的，主要是投资于基础研究。然而，中国模式更注重资助能为中国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应用研究。
西方经济体往往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除了“追求增长”或在气候活动家推动下“去增长”（de-growth）。国家引导经济方向的理念常被质疑。相比之下，中国清楚自己的经济目标，即“变得更创新”，扩大在关键产业如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机器人等领域的全球先进技术生产份额，哪怕这看起来“低效”。
在产业政策和“挑选赢家”方面，西方尤其是英美国家，通常避免表明某一行业比其他行业更重要，除非是绿色技术产业和计算机芯片，大多数经济学家仍持有“计算机芯片和薯片没有区别”的观念。
西方经济模式强调投资的净现值回报应至少等于资本成本，特别是在短期内。在这种模式下，过度投资和不足投资都被视为风险。但如果从技术竞争的角度来，创新投入应该和军事武器支出一样，通常不应受整体经济回报率的评估，而是根据国家安全需求来决定。例如，中国在投资先进技术产业时，也更注重权力和安全，而非单纯的经济回报。
此外，美国的政治体系历来是利益和派系竞争的平台，但在强有力的领导下，这些派系可以围绕国家利益团结起来。冷战期间，美国曾展现出这种团结，但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美国似乎回到了派系争斗的状态，缺乏对国际产业竞争力的关注。如今，各种个人利益团体争夺利益，从工会到消费者团体，从小企业到华尔街，再到法律和环保组织，每个团体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很难想象一个总统会宣布美国的贸易政策将淡化与战略利益无关的行业，以优先考虑先进产业。这不仅会遭到经济专家的反对，国会也会介入保护地方工业利益。
在二战期间，美国领导人没有将消费者利益放在首位，而是实施了配给制，转向武器生产，并限制了罢工，因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今天，美国需要这种精神来赢得科技经济战争；过去，商业领袖如欧文·沙皮罗和雷吉·琼斯曾为美国资本主义和国家利益发声。但现在，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美国缺乏一个团结的国家使命，利益团体无法团结起来，除了在自由、公平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
尽管美国政府开始朝“大国竞争”方向发展，特别是在《芯片法案》通过后，但这更多是基于国家安全的尝试，而非一个全面的国家工业战略。考虑到美国领导层未能接受新的经济政策学说，这似乎并不是确保美国继续全球力量的前兆。
▲ 中美创新产业发展对比3 中国的创新体系：让一切循环起来
美国的战后创新模式在面对中国的新模式之前大多是有效的，但中国的模式追求的是国家科技经济实力，而非单纯的人均GDP增长，而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能迅速增强国家实力。
许多技术一旦被中国体系采用，就会启动一个积极的循环。众多中国公司开始以较低的质量和价格生产这项创新，但得益于国家的支持和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一些企业能够扩大生产规模。这些更成功的公司会进行持续的产品改进和深度流程创新，通常也得到政府的支持。随着销量的增加，规模较小的公司被淘汰，规模经济开始显现，形成了降低成本和增加研发投入的良性循环。中国市场的庞大规模带来了大量客户反馈，促进了更多的改进和销售，从而增加了利润。
▲ 中美创新模式对比
这些利润再投入到研发中，帮助公司进入由西方公司主导的市场细分领域。中国公司的竞争会侵蚀外国对手的销售，导致后者减少研发或退出市场，转而专注于高附加值服务和品牌。有时，外企也乐于以高价将这些“低端”业务卖给中国公司。这种策略得益于美国股市对短期利益的关注和对高利润业务的压力。
虽然这种模式不会经常产生颠覆性发明，但它能够实现持续的创新和改进，增加全球市场份额，削弱更具创新性的竞争对手。相比之下，美国/西方的创新模式依赖于良好的科学、冒险的企业家和全球市场准入，这使得不同规模的国家都能成功。然而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尽管研究投入巨大，根本性突破总是稀少的，而规模化和增量创新则更为常见，所以颠覆性创新者并不总是最终的市场领导者。
（一）“10S”：中国的循环创新模式
1、科学与工程能力（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apabilities）：中国拥有大量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使得其公司能够投入人才持续改进创新。与美国不同，中国重点培养大量本科和硕士级别的科学与工程人才，他们在公司中帮助逐步改进创新。中国的研发人员成本远低于美国，这使得中国公司能够在相同研发预算下投入更多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例如，在16家随机抽样的中美公司中，尽管研发与销售比例相似，但中国公司的研发人员是美国公司的2.3倍。此外，即使中国已经建立了国内研发能力，它仍在积极吸引海外研发资源，特别是通过吸引先进产业和研发设施。
2、领先优势（Head Start）：中国在一些行业已经取得领先，这使得它能够进一步巩固地位，支持公司实现规模经济，生产出价格低廉的产品。这种情况类似于传统的“婴儿产业论”，即当一个国家已经获得领先优势时，其他国家很难进入并降低边际成本。这在无人机、核能和电动车等领域尤为明显。
3、市场规模（Market Size）：中国的市场规模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随着人口的富裕，中国市场正在迅速扩大，这为中国公司提供了巨大的规模经济和学习曲线优势。中国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积极扩大其全球市场份额。中国还利用政府政策来扩大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比如为机器人采用提供补贴、推动核反应堆建设、促进智能工业转型、快速部署无人机交付、激励电动车购买和自动驾驶汽车发展。这些政策不仅帮助中国公司实现规模，还推动了先进技术的采纳。相比之下，美国的政策在社会技术转型上显得中立甚至消极。
4、速度（Local Suppliers）：中国创新体系的重点是快速将市场反馈融入生产中，这要求产品设计和生产系统迅速更新。这种对速度的追求使中国企业能够不断推出市场改进，目标是在竞争对手之前占领市场份额并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形成良性增长循环。这一点在中国的私营和初创企业中尤为突出，而许多外国竞争对手则是官僚化的跨国公司，其复杂流程限制了速度。中国政府也鼓励企业快速发展，与美国减缓发展速度的趋势形成对比。
5、供应商网络（Local Suppliers）：中国的生产系统也受益于紧密的本地供应商网络。尽管全球生产系统已经变得更加分散，但与供应商的紧密联系对于速度和创新至关重要。中国供应商通常与大型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地理位置接近，这加快了需求传递和新产品的获取速度。西方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而选择全球分布的供应链，但这牺牲了速度和创新。例如，美国汽车工业的衰退部分原因是由于生产和研发系统的地理分离。相比之下，中国的低成本生产系统和供应商通常位于同一地区，加上中国在某些制造业领域的专业化，使得本地生产聚集效应更加丰富和深入。
6、补贴（Subsidies）：中国的补贴规模因城市和省份之间的产业竞争而大幅增加，这些地方政府为支持本地企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中国不受世贸组织对补贴的限制，其补贴规模和范围广泛，包括直接补贴、税收激励、能源补贴等。与补贴密切相关的是市场准入限制，这直接帮助国内企业获取市场份额，同时通过减少外国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来间接帮助。虽然其他亚洲经济体也使用补贴和市场准入限制，但它们的市场规模和政治限制使它们无法像中国那样对全球市场产生影响。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同时让中国企业独占市场，这在结构上削弱了非中国企业，同时增强了中国企业。美国对中国政府缺乏有效的杠杆作用，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
7、企业规模（Firm Size）：企业规模对于国际竞争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知识型产业，因为这些行业通常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销售量的增加可以降低边际成本，增加收入，进而用于再投资。在某些行业，如喷气式飞机和半导体，高固定生产成本意味着全球市场只能容纳少数参与者。中国的反垄断政策相对宽松，鼓励大型企业的成长，尤其是在国家利益范围内。中国采取产业整合战略，有时支持的企业数量超过经济合理范围，但最终会通过政策进行优胜劣汰，减少竞争者数量。例如，中国铁路建设和钢铁行业就经历了大规模整合。中国还支持企业成为全球解决方案提供商，如华为。相比之下，西方的反垄断政策更为激进，担心大型企业会损害资源配置效率。但中国利用反垄断政策作为竞争工具，鼓励国内企业规模化，同时限制全球企业的合并，因为这些企业需要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的政策往往鼓励新兴产业的超竞争，允许大量企业进入市场，最终通过市场竞争淘汰弱者。这与欧洲等地不同，那里的政策使得不完全竞争的企业能够长期存活。
▲ 中美企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对比（黄线为中国）
8、专业化（Specialization）：中国通过深耕特定领域来促进创新。与美国研究型大学只有少数教授专注于特定领域不同，中国建立了数百名研究人员专注于同一主题的研究机构。例如，中国有近50个研究生项目专注于电池化学，而美国只有少数教授研究电池。中国还建立了类似台湾地区工业技术研究院和韩国电气技术研究院的大型专业化工业研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体现了这种专业化，这些实验室通常位于大学，但也在私营企业中成立，类似于美国的贝尔实验室。此外，中国政府还通过形成先进技术区域集群来推动专业化。例如，北京联合了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形成产业集群。中国的工程院体系模仿了美国的制造体系，但活动与研究所、公司和研发实验室共同定位，而资金通常是美国中心的十倍以上。
9、“空间”（Space）：中国创新者面临的障碍较少，通常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去承担风险。中国对自动驾驶汽车、智慧城市、无人机配送、智能农业等的支持就是例证。中国政府渴望在创新方面取得领导地位，因此在大多数行业中对技术企业施加的限制较少。中国创新者享有的创新自由程度不同寻常，并且中国消费者的风险容忍度更高，积极寻求最新和最具创新性的产品，这为企业提供了很大的市场空间和许可。
10、战略（Strategy）：中国创新模式背后的关键是中国对在先进技术领域超越对手的战略。这种战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计划，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过程，虽然可能会犯错，但始终致力于实现创新领导力的目标。与美国不同，中国能够实现跨机构的协调，推动全政府的解决方案。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在科技政策方面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他们熟悉全球科技政策，尤其是西方政策，并利用这些知识来制定有效的政策。中国的科技政策不仅在中央层面，而且涉及23个省和多个大城市。中国政治体制使其能够更多地忽视既得利益，专注于推动创新的整体使命。中国的创新系统是自下而上构建的，长期作为落后者和模仿者，专注于商品化和低附加值的行业。西方，尤其是美国，放弃了这些市场，而中国则利用这一点，提升了自己的价值链。此外，中国所谓的“后发优势”使其能够在领先者的技术上进行复制和构建。虽然向原创和高端颠覆的转变是困难的，但这种战略具有自我累积的优势，正如其他亚洲国家所成功采用的。中国的创新和供应链关系现在覆盖了价值链的每个层面，而美国在供应链上的深层能力不足已成为其成功的障碍。
（二）什么会拖慢中国的创新发展？
中国的创新体系拥有上述10S要素，推动其在全球先进产业中争夺领导地位，但成功并非板上钉钉，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中国的财政压力可能限制政府对出口产业的补贴能力，尤其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问题。尽管如此，中国财政政策的空间相对较大，因为它有巨额贸易顺差，且比民主国家更容易调整税收和支出。
其次，中国在创新方面存在短板，这曾导致日本在信息通信技术产业落后。与日本不同，中国领导层高度重视创新，这也是其在前沿技术领域大力投资的原因。
第三，西方国家可以通过限制市场准入、争夺市场份额和合作开发技术来减缓中国的发展。但目前，美国及其盟友尚未展现出足够的认真态度。欧洲尤其希望通过在中国扩大商业和投资来增强自身利益，而非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
第四，出口管制被认为是抑制中国的手段，但这种效果被高估了。虽然出口管制可以延缓中国的进步，但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赶上或超过美国。此外，出口管制会减少美国的销售，影响自己的创新能力。
第五，台海危机可能改变中国的形势，导致更多国家限制与中国的交流。但考虑到许多国家在俄乌冲突后仍与俄罗斯贸易，全球反应可能不会太不同。其中，欧洲尤其会因中国继续开放FDI而“一切照旧”。此外，随着技术能力的提升，亚洲四小龙的最终变得更加开放协作和产业导向。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能展现出类似的灵活性，西方国家也可能合作开发“技术进步计划”，并联手制定政策限制中国。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美国政策制定者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即使中国面临挑战，其对美国经济的损害仍然巨大。如果中国按照日本的模式发展，其GDP可能是美国的三倍，研发支出更多，全球技术领导者更多，制造业可能是美国的五倍，这对美国和西方利益构成严重威胁。
4 美国创新的挑战：资本主义内的意识形态分歧
在与中国竞争的时代，美国资本主义存在五种愿景和意识形态。正如我们将要论述的，只有“国家实力资本主义”这一种思路有望帮助美国获得成功。
（一）全球化市场资本主义
全球化市场资本主义，这一自1980年代以来在美国尤其是右翼中流行的理念，认为自由市场和无限制的全球化是增长的最佳途径。根据这一观点，理想的经济是一个资本、商品、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全球一体化市场。市场资本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政策不会伤害美国，因为自由贸易对所有参与者都有益。他们将不参与市场资本主义的政府视为实现这一理想的障碍。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者的论点基于一个关键因素：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无关紧要。但现实是，中国的举国体制导致企业在某些行业大量投资，降低了全球资本回报，迫使市场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削减投资。因此，中国的政策减少了美国在关键行业的资本投资，扭曲了配置效率，削弱了美国的关键行业。
尽管市场资本主义者坚信他们的教义，但他们忽视了中国对全球市场的影响。他们认为，即使美国失去所有制造业，只要金融服务和旅游业等其他行业繁荣，就没有问题。他们否认中国是一个问题，认为美国的繁荣和权力不依赖于技术先进的贸易部门。如今，市场资本主义仍然主导着精英对美国应采取的行动的叙述。但这种固执的坚持在当今大国竞争的世界是一种弱点，类似于法国在二战中对马其诺防线的信仰。
（二）支持资本主义
随着市场资本主义在应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时的不足日益显现，一种新的、稍带干预色彩的模式——“支持资本主义”开始受到青睐。这种模式依然以全球自由贸易为核心，但政府在推动研发、提高教育和技能、扶持创业以及帮助受全球化影响的工人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负责亚太事务的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篇提出了相关概念，强调华盛顿需要增加基础科学研究投资，特别是在清洁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计算能力领域。他们还主张联邦政府应增加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资，并采取移民政策以增强美国的人口和技能优势。
尽管支持资本主义比市场资本主义更先进，但仍不足以应对中国的竞争。它基于“成分主义”理论，即认为国家成功依赖于拥有足够多的“正确成分”，如贸易协议、顶尖大学、法治、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和基础科学等。政府提供这些条件后，企业就能繁荣并有效竞争。
然而，与中国竞争时，仅靠成分数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正确的成分组合。如果中国在某些关键行业占主导地位，而美国没有针对性政策，就会失败。此外，成分主义不足以建立区域技术中心、初创企业和高生产率公司。政策应聚焦于促使企业采取能在长期竞争中成功的措施。
（三）反企业资本主义
随着市场资本主义的缺陷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些进步主义者提出了反企业资本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企业资本主义是导致气候灾难、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社会不公、民主衰败、工人受害等问题的根源。他们主张小企业和中型企业应占主导地位，或者在规模经济或技术复杂性使得小企业难以生存的行业中实行严格监管或政府所有制。他们反对投资先进行业，认为这些资金流向了应该避免的大型企业，而主张政府应该在儿童保育、住房、教育、公共交通、分布式能源、基本收入和退休保障等方面进行大规模支出。
反企业资本主义不仅忽视了中美竞争，还可能导致美国技术的衰退。如果市场资本主义者希望政府不干预，反企业资本主义者则希望政府全面介入，甚至取代大企业。在美国急需全社会、全政府共同应对中国在先进行业竞争的关键时刻，左翼团体却聚焦在反大企业的理论和议程上，这既讽刺又令人担忧。
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者一样，反企业主义者也否认特定行业的重要性，但他们更关注全球化带来的竞争，这限制了政府对企业施加税收和限制的能力。反企业主义倾向于经济孤立和自给自足，脱离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允许政府施加任何反企业政策而不影响竞争力。
（四）工人和气候资本主义
“工人和气候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兴理论，可能取代市场资本主义成为主流。这种理论支持使用政府政策，包括贸易和工业政策，来支持创造蓝领工作和社会政策等“高尚”目标，并推广绿色转型的产业政策。
新右派批评市场原教旨主义忽视了蓝领工人，主张加强对制造业的关注。他们认为需要大部分行业工会化的劳动市场和更高的最低工资，以增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莱特希泽的《没有什么贸易是自由的》代表了这种观点，主张重新调整贸易政策，首先帮助美国工人，尤其是蓝领工人。这种理论认为，对所有制造商品征收高关税是积极的，因为这将帮助制造业工人，尽管这可能会伤害许多美国制造商。拜登政府的以工人为导向的贸易政策也反映了这一特征，强调经济机会的民主化，了解工人的环境，重新设计激励结构，使社区之间不再相互对立。
然而，工人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对工业竞争缺乏战略性。它将制造喷气机和罐子视为同等重要，尽管只有前者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这一理论优先考虑工人而非国家，常常导致反对自动化，认为这会伤害工人。它还导致贸易政策采取“万事皆好”的态度，认为低技能工作和高技能工作同等重要。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政策理论，帮助特定类型的工人和环境，在许多总统摇摆州中具有政治吸引力。
一些左派和中间派也主张相同的目标，但通常会在此基础上加入“绿色工作”和绿色转型，作为新型“气候资本主义”“的指导原则。然而，绿色经济不能成为旨在阻止中国获胜的工业政策的焦点，因为能源部门规模太小，且绿色工业议程分散了对中国竞争议程的必要关注。
描述中国贸易和经济实践的术语包括“贸易失衡”、“中国冲击”、“中国作为贸易伙伴”、“中国的过剩产能”和“关键供应链脆弱性”。这些术语往往掩盖了中国在高端商品上的系统性和大规模贸易顺差，这是一种服务于技术经济的进攻性战略。中国的过剩产能是一种“武器”，以获取全球市场份额。而关键供应链的脆弱性并不是全部都重要，一些脆弱性并不影响国家安全。降低风险是欧盟普及的一个术语，表明其不支持更为强硬的美国对华政策，但问题并不是降低风险，而是破坏中国的行为导致先进西方公司市场份额的减少。
（五）国家实力资本主义
国家实力资本主义是“国家发展主义”的一个子集，这是一种在美国尚未充分发展的模式，它强调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扮演积极角色，特别是为了保持和增强对中国的技术经济优势。这种模式认识到国家间的竞争是真实且残酷的，不是简单的双赢游戏，而是一种权力的较量。它需要一个国家先进技术政策，类似于国防政策，以确保国家实力不丧失。
国家实力资本主义注重目标，它要求我们明确需要发展的产业，如生物技术、芯片、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然后制定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这种模式不是为了模仿中国，而是借鉴中国模式中的有效元素，如高水平投资、对先进产业的聚焦、快速的决策过程、对创新的广泛支持，以及对科技政策的深刻理解。我们不需要复制中国的政治体制；相反，我们必须发展一种具有美国特色的体系，结合私营企业的活力和政府的战略指导。
虽然本报告无法提供一个全面的计划，但我们在之前的系列报告中已经提出了详细的议程，包括通过贸易措施保护美国及其盟友应对中国竞争。以“国家实力资本主义”为纲领，本报告在此基础上提出五项关键建议：
将研究和实验税收抵免提高三倍。鉴于中国的研发税收抵免可能至少是美国的三倍，且其研发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国会应将研发税收抵免从14%提高到42%，并允许全球标准设定支出符合资格。
建立五个国家工业研究院，专注于关键的双重用途产业和技术。这些研究院可以借鉴台湾的工业技术研究院模式，专注于那些超出大学研究范围但在公司研究之前进行的技术研究。
成立“竞争力高级研究项目局（ARPA–C）”，与行业共同投资于国家安全领导所需的关键技术研究和应用，以保持商业领域的双重用途领先地位。该机构可在第五年获得至少每年200亿美元的资金，由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管理。
成立国家工业发展银行，为国内新的制造投资提供低利率的耐心资本。
为所有新机器和资本设备实施七年25%的投资税收抵免。这一措施将有助于美国在资本设备方面的投资，与中国相比，美国在这方面相对较弱。
5 结语：上中下三策，预示欧美三种未来
如前所述，美国要想在众多先进产业中保持竞争力，不仅需要对抗中国，还要对抗其他争夺市场份额的国家，就必须转向“国家实力资本主义”。这一转变面临四大挑战：
首先，世界从未遇到过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不仅规模巨大，还坚定地在先进产业中寻求胜利。许多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专家和评论员不愿接受这一现实。
其次，关注中国政策的专家大多来自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领域，而非科技经济领域，这影响了他们的叙事和议程。例如，限制中国进口的主要论点几乎总是围绕安全问题，而非保护美国的科技经济能力。
第三，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坚定信念，加上对工人和气候资本主义的逐渐认同，可能会盖过支持国家力量资本主义的声音。大多数评论员、专家和政策制定者认为气候变化和减少不平等比对抗中国更重要。即使是那些认识到中国威胁的人，也倾向于加倍支持现有的资本主义和美国制度，而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新的国家创新体系。
最后，美国从未在没有直接受到攻击的情况下进入“战争”状态。但每次战争到来时，美国都以压倒性的生产力回应。这次不同，美国首次面临一个能超越其生产能力的对手。除非发生台海危机，否则美国不太可能进入科技经济战争状态。
本报告的研究表明，中国尚未成为世界的创新领导者，但其进展迅速，预计在未来10到20年内将在大多数先进产业中接近或达到全球创新前沿。接下来，西方国家的不同反应将可能导致三种结果。
（一）场景一：中国成为创新领导者
如果我们不改变科技经济政策，中国可能会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中心，西方国家的市场份额将下降。美国仍将拥有一些创新公司，但许多公司可能会破产、被中国公司收购或转移到竞争较少的市场。如果美国反企业、反科技的情绪、财政危机和政治分化持续，这种可能性将增加。
历史上，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创新中心一直在转移。从英国到德国和美国，再到信息技术时代的美国，现在可能轮到中国。如果我们进入以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材料创新为驱动的第六波“工业转型”，中国可能会成为新的创新中心。这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和创新中心从大西洋转移到中国，中国甚至可能对美国实施出口管制。
（二）场景二：中西方实现战略平等
在这个场景中，中国在多个行业取得成功，对西方公司施加重大竞争压力，但在更复杂的领域如生物技术、航空航天、软件或半导体未能实现创新平等。如果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能够克服政治经济挑战，建立世界一流的国家创新体系，增加对工业技术研发的投资，这种情景的可能性将增加。这要求美国从以科学为基础的创新体系转向以工业生产能力为导向的体系。
（三）场景三：中国成为“又一个日本”
在这个情景中，中国可能会像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日本一样失去增长动力，未能成功过渡到新技术系统。如果美国能加速技术创新并减缓中国的发展，比如通过联合行动提高人民币价值和限制中国出口，这种可能性将增加。
*文章转自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限于篇幅，文章有所删节，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Robert Atkinson作者：罗伯特·阿特金森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创始人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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