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和校长米夫“关系很好”。王明回国后，是党刊“《向导》”的编辑等基层职务。后来米夫成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就“操作任命”王明为“政治局委员”；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王明成了中共中央领导人。

王明成为领导人后，指出党内的危险是“右倾”，要实行“进攻路线”；先实现一省、数省的胜利，进而推进全国的胜利；把自己的一批亲信、年轻小伙子，安置在各级领导机关；向全国的各个根据地“空降领导人”，控制根据地、打击排除反对同志；一大批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同志，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1年，王明去苏联“共产国际”工作，王明“指定、任命”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政治局常委”，博古为“总负责”。

博古被“任命”为“总负责”后，继续王明的“左倾路线”，派特派员、中央代表到各个根据地，进行“反右倾”，导致“肃反”扩大化，一大批革命同志、红军将士被杀。

之后，博古来到中央苏区，让李德指挥红军，红军连打败仗，丢掉根据地，只得长征。

王明、博古派到“洪湖根据地”的是“夏曦”，夏曦被“任命”为“洪湖苏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后，不停的杀人、逮人，红军领导人段德昌、柳直荀等人被野蛮杀害，其他根据地的同志，被杀了几千人。

被“任命”为“西北根据地领导人”的是朱理治、聂鸿钧、郭洪涛等人；这几人“到任”后，胡作非为、被根据地军民唾弃。红25军到陕北后，朱理治、郭洪涛等人“力量增强”了，就进行了“大肃反、大杀人”，根据地干部、红军将士，被一批批的杀害。

被“任命”为“鄂豫皖苏区最高领导人”的是张国焘；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搞“小圈子”、拉“亲信心腹”，严厉打击反对自己错误意见的同志。后来，干脆搞“白雀园大肃反”，疯狂的杀人、严刑拷打，捏造罪名、杀害革命同志。红军将领许继慎被杀害，其他被杀的同志，则更多。

······

这些党史上的“惨剧”、“悲剧”，在当时和后来，许多人进行过“反思”，思考其发生的根源是什么，也做出了一些结论。

其中一个“根源”，就是“任命制”。

为什么呢？如果不是“任命制”，王明、博古、张国涛、夏曦、朱理治、聂鸿钧、郭洪涛等这些人，他们根本成不了“领导人”。

既然成不了“领导人”，他们又如何能残害革命同志。

当时的体制是：斯大林任命共产国际领导人，共产国际领导人任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共领导人任命各部门、各根据地领导人；就那样“逐层任命”。

结果，一些善于阿谀奉承、投机钻营、巴结上司的“奸险小人”，获得上司的信任、博得领导的欢心，所以被“任命”为领导人。

这类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人格品质，在“掌权”后，就“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在“为人”上，他们对上司谄媚、对下属跋扈，所以，和根据地同志搞不好关系，就憎恶那些和他们“走的不近”的同志，认为“坚持原则”的同志是“异己”、“不听从自己”。

他们的认知、观点，是严重错误的，许多根据地同志反对，其性格又十分“刚愎自用”，容不下反对意见，所以，就借口“肃反”，进行镇压、杀人、排斥异己。

这就是党史上的那些“肃反悲剧”的形成根源。

就像一个“金字塔”，处在“塔尖”的人，逐层任命下属。结果，被任命的那些人，没有“群众基础”，到任后，与下属、群众搞不好关系，就利用职权，搞“肃反、镇压”，“打击、排斥”，引发了一系列悲剧、惨剧。

所以，合理的“体制”，应该是“从下到上”；各级领导人，应该由党员选举产生。

“候选人”，当然不是一个，其中，最受拥护的人、被大多数人选举了；这“大多数人”，就是“多数派”。

既然是“多数派”，就代表了“主流意志”、大多数同志的“意见”；而“主流意见”往往是正确的、代表了最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要想避免那些悲剧、以及从那些惨剧之中反思吸取的“教训”，就是不能“任命”，而是要“选举”。

像王明、博古那些“小青年”，如果选举的话、他们根本当选不了；估计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当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