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初刘邦打败项羽平定天下，大封有功之臣。在封赏所有功臣之后要排名。群臣都讲：“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关内侯鄂君反对讲：“群臣说的都不对。曹参虽然有攻城略地之功，但也只是一时之功。我们和西楚的战争打了五年，经常大败损失惨重。但是萧何经常从关中发援军补充前线。我们和西楚在荥阳攻守数年，都没有粮草了。但是萧何从关中运来粮草不断供应。陛下虽然数次丢失山东的地盘，但萧何却能稳固关中足兵足食。萧何所做的事是万世之功。怎么能把一时之功排在万世之功前面。”刘邦听了非常赞同，于是把萧何排在首位。从刘邦把萧何定为首位就知道后勤保障的重要性，甚至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有不少人有个疑问就是平时不打仗时军队、马匹等也是要吃粮草，为何一打仗就缺粮草。历来很多战争都是因为粮草问题导致失败。古代军队不打仗是要吃饭，但打仗消耗更大。主要耗费是在于运输粮草。再者不打仗时保持常备军就好了，一旦打仗就要征兵。 例如在汉代一个人一个月要吃一石半粮食。十万大军一年就要一百八十万粮食。平时不打仗军队都是分散驻扎各地，就食当地的粮仓。但是一旦打仗这些粮食要从各地征调运往前线，运送粮食的农夫往返也是要吃粮食，牲畜也是要吃草料。所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也就是说军队还没有出发，粮草就要先行调运出发。

汉朝征西南时，汉朝人统计千里运粮十余钟粮食能送到前线的只有一石。一钟等于六石多一点，也就是说到达前线的只有六十分之一。战时比平时的消耗多六十倍。孙子兵法讲从敌人那里夺得一钟粮食，就等于节约了二十钟。夺得杆一石，等于节约了二十石。按照孙子兵法一比二十的损耗。那不打仗养十万军队只需要一百八十万石粮，打仗时就需要三千六百万石。除了粮草外，还要打造甲胄矢弩等军器械，也是要大量钱财。还有马匹、车辆等都需要大量钱财。而且在战争中的损耗也是非常大。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人攻打匈奴，动用十四万匹马。这十四万匹也是要吃粮草。一匹马所食相于五个士兵，也就是六十万人。战争结束后回来的只有三万，损失了十一万匹马。从全国漕运粮食需要船，陆路运粮又需要车马。耗费钱粮无数。汉朝连奖赏士兵的钱财都拿不出来。

宋朝官员沈括曾计算过后勤保障的困难。一个人最多能带六斗米，一个士兵能自带五日粮。如果一个士兵配一名后勤，最多能保障十八天。但如果算上往返，只够九天。两个人保障一个士兵，最多保障二十六天。但是两个人回去也要吃粮，所以只能是十三天。三个人保障一个士兵，最多保障三十一天。但算上返程，只够十六天。也就是说打到第十六天时就要撤回来了。动用十万大军，有三万人负责运送辎重。真正能打仗的只有七万人。十万大军就要三十万人运粮。当这三十万人返回运粮，又要派军队护送。这样在前线的军队就更少了。如果用牲畜运粮，驼能运三石，马骡能运一石五斗，驴运一石。虽然比人力运得更多。但是费用负担也是非常大。因为经常无法满足它们口粮，有累死后情况。据统计在古代一匹马所食相当于五个士兵。

汉桓灵二帝凉州羌人叛乱二十年间耗费了大量的钱财。汉桓、灵帝西羌反叛，二十余年兵连师老，军旅之费三百二十余亿，府帑空虚，延及内郡。汉朝一年从百姓收的税赋不过四十亿，给官吏的俸禄就占了一半。汉武帝征伐四夷，为解决军费，人头税从七岁改为三岁开始收。结果很多百姓为了不交人头税把刚出生的孩子杀死。打仗要征召大量的力役、牲畜运送粮草。而且粮草分布在全国各地粮仓。距离越远损耗越大，民夫则更多。而且打仗运粮大多是陆路，比漕运成本更大。而且日旷持久的战争也使得大量壮劳力脱离生产。大军征战，负责运送粮草的民夫数倍于军队人数。民夫、牲畜他们来回也是要吃饭，真正运到前线的是很少。

汉武帝因征四夷把文景两代的积蓄都花光了，百姓苦于兵、徭、力役。以至于出现人相食的现象。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很多老百姓弃土地背井离乡成为流民，就是为了不交税和服役。自古以来都有百姓苦于徭役而造反。历来打仗要修路、修渠以用于行军和运粮。汉武帝时征南中，征召数万民夫修路。征伐匈奴又动用十多万人筑城。汉武帝为解决军费的不足只得卖爵赎罪。卖爵就是用钱买武功爵，一共有十一级。赎罪就是犯了罪的人交钱就能减轻其罪。

所以即使战争打胜了，国家也力竭了。大国之虑，在于既胜而力竭，成功之后，戒惧之时也。所以光靠平常税收是难以支撑战争，都是依靠往年所积蓄的钱粮。当往年的积蓄也花光时，就要开始加税。 汉武帝打匈奴，完全是靠前期七十年所积累的财富。但也消耗一空。三国时魏吴、蜀魏频繁交战的时期，正是因为如此才消耗了魏国很大的人力物力。虽然魏国击退了蜀吴两国的进攻，但自身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方今二虏合从，谋危宗庙，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无一日之娱，农夫废业，民有饥色。打赢了都如此，如果打败了损失就更大了。比如隋炀帝征高句丽。三十五万人，回来的只有两千人。所以物资、器械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