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元旦过去，人民大会堂并没有变得清静下来，反而比之前更加热闹了。11号这一天，在大会堂东侧的天安门广场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小汽车，从车上下来的人们，在寒冬里井然有序的走进大会堂。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说着南腔北调的人，走进大会堂的脚步是沉重的，情绪是低落的，思想是有包袱的。在会议的登记册上，签到的代表人数显示是7118人，因此，这次会议也被称之为“七千人大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7118名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各行各业，不仅有各个省市、自治区、县的干部，还有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干部；参加会议的大多数都来自基层，其中，有2000多名是各个县的一把手，这次“七千人大会”除了规模大之外，参加会议的代表们的广泛性也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为何这些代表们走进会场的脚步是沉重的，那心情就像是披上了棉大衣一般的沉甸甸呢？

六十年代初，新中国困难重重，连续几年的天灾人祸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之所以为何要找这么多的基层干部来北京开会，是因为只有基层干部才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才知道问题究竟是出现在哪里。这次七千人大会，也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可见国家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

这次七千人大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从1958年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次会议统一认识，卸下大家伙心头上沉甸甸的思想包袱，加强团结，才能在走出大会堂回到地方后，扭转不利局面。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全国，尤其是基层的认识是混乱的，是盲目的。这要从1956年的1月1号说起了。

这一天，《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即：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个口号随后就被总结成“多快好省”，迅速传遍全国。1958年的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一篇元旦社论，标题为《乘风破浪》，这篇社论里面提出了一个很出名的口号，其影响也很大，就是用15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15年赶超英美”这个口号。

英国发展了上百年才有了当时的繁荣，而我们仅仅只用15年的时间，去走完别人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在如今看来自然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种妄想，但是，请别忘记了，那时候的中国刚从百年屈辱的废墟中走出来。

即使是现在国家已经强大了，我们都没有忘记过去的那百年屈辱，还是觉得国家不够强大。这就能理解在五十年代末，当时的人们更为急迫的心情了。我们恨不得只用一年的时间就能达到人家的繁荣，上百年的历程浓缩到15年，那时候的人们，渴望国家富强的心是有多么的向往！

心是好的，但是快速推进容易出现偏差，尤其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更是容易脱离原本的轨道。

随着“15年赶超英国”口号的迅速普及，中华大地上也开启了“大跃进”时代的序幕。

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尤其是那些工作在基层的干部们，更是了解得很深刻，他们目睹了因为指导思想发生错误，从而给实际工作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困难，他们很清楚问题出现在哪。

总结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上不顾实际的制定各种高指标，在基建上不考虑经济价值盲目上马，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以至于工作的各种战线拉得很长，最后的完成度都不尽人意。在城市建设方面，盲目的以为扩大城市人口，就能迅速推进城市化建设，以至于盲目的增加职工人数，导致城市的工作岗位和急速增长的人口，十分的脱节，城市里也出现不少无业游民，也是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最让大家伙窝心的是，很多人在组织上没有纪律，甚至于搞起了独立王国，有的地方更是欺上瞒下，独断专行。

对于这些存在的问题，很多基层的工作人员心里是憋着了一股子火气。之所以把他们召集到北京开会，一方面也是让他们畅所欲言，把堆积在心里一直想说，但又没处可说的憋屈，一股脑的说出来。可以说，1962年元旦过后召开的这次“七千人大会”是很有必要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

当会议结束的时候，这7118名来自各地的代表们，走出会场后的心境和刚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心头上的思想包袱卸下来之后，也明确了未来应该怎样走。当他们刚踏进大会堂的时候，脚步是沉重的，但走出大会堂的时候，脚步是轻盈的，心情是愉悦的，脸上是挂着笑容的。

会议原本是定在1月31号结束的，按照既定的安排，代表们在31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回到各自的家里过春节。但是到了29号下午，很多代表反映，他们积压在心头上的话还有很多要说，毕竟在基层憋了那么多年，想倒的苦水实在是太多了。于是，经过商议之后，最终决定延长会议时间，延期到2月7号结束。

1962年，是我国农历的虎年。这也就意味着，虎年的春节，这7118名代表只能是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度过了。

因为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不景气，因此，这七千多人的伙食也就是“两干一稀”。具体说来，在为期27天的会议中，这七千多人的伙食安排是这样的：早上吃稀饭，中午和晚上就吃馒头。

这“两干一稀”在如今我们看来觉得很是不可思议，那些主政一方的地方干部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的大厅里，吃着稀饭啃着馒头，而且还是在一个农业大国发生的事，是不是很魔幻，也很不可思议呢？

殊不知，就这稀饭和馒头，在当时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

除了伙食方面，为了缓解大家伙的思想压力，还组织大家伙晚上在大会堂里面看戏。总结起来，可以用这么16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也难怪代表们主动要求延期会议，因为当时的的确确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和问题，从1960年开始，全国的农业总产值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粮食的产量，直接回到了1951年的水平。因为可吃的东西很少，以至于很多人都营养不良，社会上的浮肿病更是常见的一种病症。

为了解决当时全国粮食紧缺的问题，国家不得不采取了一些措施，譬如1960年6月，为了缓解北京、东北、上海一带的粮食短缺问题，下发了一个文件，名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就连北京、天津、上海、辽宁都出现了粮食紧缺的情况，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同年的七月底，因为全国的粮食和副食品进一步紧缺，很多食堂和饭店都需要凭粮票才能供应，只有极少数的高级宾馆可以不收粮票，虽然不用粮票，但是购买食品的价格就很高了。

1960年是很困难的一年，我们简单的来看看数据就能得知一二了。这一年，因为严重的春旱、洪涝，以及一些人为过失，导致全国有高达九亿亩的农田受灾；这一年的夏粮征购入库数据，比去年同时候整整减少了52亿斤，全国的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时候少了整整100亿斤！

也是在这个困难时候，因为粮食紧缺的缘故，出现了“瓜菜代”的现象，具体说来，也就是没有足够的粮食吃，就用蔬菜来填饱肚子。

吃的方面紧缺，穿的和用的方面自然也是很紧缺，穿和用只能实行定量供应，定量到了具体的数据和尺寸上了。譬如，1960年9月到1961年8月，这近一年的时间内，每个人全年平均可使用的布票由之前的20.84寸，减少到了18寸；因为棉毛衫裤这些主要的针织品，需要凭票购买，因此，每个居民每年的布票定量又减少了2尺，实际上是达不到18寸的。

那个年代，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办公室里面，挂满了全国主要农副产品的日进度表，李富春、李先念等主管经济的领导，几乎每天都守在电话机旁边。因为，从全国各地打来要粮食的电话，可谓是昼夜不停，他们需要及时应对各地断粮的情况，帮助那些没有粮食吃的地区解决吃饭问题。

国内困难重重，国外的环境也不太平，建国之后，咱们实行的外交策略是“一边倒”，也就是一边倒向苏联人。刚开始的时候，苏联人也够意思，在我们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人援助了咱们156个重点建设项目。

但是进入五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咱们同苏联人的关系就开始紧张起来了，甚至于在咱们建国十周年这么大喜的日子里，赫鲁晓夫居然攻击咱们是“好斗的公鸡”，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但这话说的对象，大家伙心里都很清楚。

在这内忧外患当中，及时统一思想，明确未来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已经是火烧眉毛、刻不容缓的事情了；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这次七千人大会，最值得称道的一个地方，就是不管是谁，不管地位如何，大家都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当中，才能让大家伙卸下思想包袱畅所欲言。

1962年，“人民大会堂”和“七千人大会”已经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