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反击战，解放军和越军各有多少人被俘，什么时候交换回国

1979年春天，中越边境的枪炮声刚刚平息，一场牵动两国人心的战俘交换即将开始。在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中越双方红十字会代表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这场特殊的＂会面＂。当第一批战俘交接时，现场来了近50名各国记者，他们都想亲眼目睛这历史性的一刻。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一些令人动容的场景在交接现场不断上演：有的越南伤病员不愿放下中方赠送的拐杖，有的中国军人刚过境就高呼＂祖国万岁＂，更有战俘含泪与看护人员拥抱告别...这些被俘的军人，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何会有如此感人的场面？整个战俘交换过程又是如何进行的？

一、战俘产生的背景与过程

世人皆知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却鲜有人知这场战争中，竟有一个连队的战士们在弹尽粮绝之际，不得不面对被俘的困境。

那是在1979年2月的一个清晨，广西边境的浓雾还未散去。守卫在高平省边境要地的越军第3师正在轮换岗位，丝毫没有察觉到中国边防部队已经悄然逼近。

突然间，炮声大作。解放军某部一个连队抢占了制高点，切断了越军第3师的退路。在这场遭遇战中，越军第3师死伤惨重，一个排的士兵在弹尽粮绝之际，被解放军俘虏。

这群越南战俘中，有一位叫阮文勇的年轻军医，他在被俘前已经连续工作了72小时，给伤员处理伤口时双手都在颤抖。让他没想到的是，中国军队不仅给了他医疗包，还安排他继续照顾越南伤员。

而在云南边境的山林中，解放军某部的张连长带领全连突入越军纵深时，不幸遭遇越军的埋伏。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他们的弹药耗尽，多名战士负伤。2月17日凌晨，张连长在向上级报告最后位置后，下令销毁了电台。

＂宁死不当俘虏！＂这是他们受训时常说的话。但在那个时刻，看着身边负伤的战友，张连长作出了艰难的决定。为了让伤员能得到及时救治，他们接受了越军的劝降。

在老山前线，同样上演着感人的故事。一位叫范氏秋的越南女兵在战斗中被炸断了腿，躺在战壕里，眼看着必死无疑。是一位解放军战士在战火中将她救了出来，送到了后方医院。

就这样，在为期一个月的战争中，中越双方都有官兵被俘。统计显示，中方共有240名官兵被俘，越方则有1638名官兵被俘。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在双方被俘人员中，伤病员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中方在处理战俘问题上，始终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在南宁、昆明等地的战俘收容所里，中方不仅为越南伤病员提供医疗救治，还配备了越南语翻译，让他们能够得到及时的照顾。

中方还特别关照越南女战俘，为她们安排了专门的生活区，配备了女医生和护士。许多越南女战俘后来回忆说，她们在收容所里收到了超出预期的照顾。

1979年4月，当战火平息后，中越两国开始就战俘遣返问题进行谈判。谈判最终确定，双方将分五批在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进行战俘交换。而这些被俘官兵的命运，也将随之掀开新的一页。

二、战俘交换前的准备工作

1979年4月的一个清晨，在中国红十字会总部的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会议正在进行。这是一次关于战俘遣返工作的专题会议，与会人员包括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外交部代表和军方代表。

谁都没想到，战俘交换前的准备工作会如此复杂。首先要确定交换地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耗费了双方不少时间。起初，越方提议在谅山省的同登市进行交接，而中方则建议在广西友谊关。经过多轮电报往来，最终确定在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这个位于中越边境的特殊地点。

为了确保交接工作顺利进行，中国红十字会特地派出了一个考察组前往友谊关。考察组发现，这里地势开阔，便于布置医疗点和临时休息区，还可以搭建帐篷作为交接等候区。

5月初，中国红十字会向越南方面发出了第一份正式电报，提出了交换战俘的具体建议。电报中特别提到，考虑到部分战俘伤病情况，建议首先交换伤病员。这个提议得到了越方的认可。

在准备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核实战俘身份。中方安排了专门的工作组，对每一位越南战俘进行了详细登记。其中有一位叫阮文平的越军军官，他的身份一度引起争议。原来阮文平在被俘时，身上并没有任何证件。通过反复核查和越方提供的资料对比，最终确认了他的身份。

为了便于交接，中方还专门制作了双语名单。每位战俘除了基本信息外，还标注了被俘时间、地点和健康状况。这份工作量很大，但为了确保准确无误，工作人员反复核对了三遍。

交通安排也是一个大问题。由于战俘分散在各地的收容所，如何将他们安全转运到交接地点需要精心策划。最终决定，采用专列运输的方式。从昆明到友谊关，铁路部门专门安排了医疗专列，车厢内配备了医护人员。

1979年5月14日，中国红十字会再次致电越南红十字会，表示已经完成了第一批战俘交接的各项准备工作。当天下午，越方回电表示同意5月21日进行第一批伤病员的交接。

为了确保交接过程的公正性，中方邀请了国际红十字会派员到现场监督。同时，考虑到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交接活动，也邀请了多国记者到现场采访报道。

在交接前夕，中方工作人员还为每位即将被遣返的越南战俘准备了一个背包，里面装有换洗衣物、日用品和一些食品。这些细节性的准备工作，体现了中方的人道主义关怀。

5月20日晚上，第一批即将被遣返的越南伤病员已经到达了友谊关。在临时休息区，医护人员为他们进行最后一次健康检查，确保他们的身体状况适合长途跋涉。而此时，越方的接收人员也已经在同登一侧就位，等待着第二天的交接仪式。

三、意想不到的人性光芒

世人皆知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却鲜有人知在战俘收容所里，还上演着一幕幕温情脉脉的故事。

在昆明某战俘收容所，有一位叫阮氏芳的越南女护士，她在被俘时右臂受了重伤。中方派来的护士长张玉兰不仅精心照料她的伤口，还每天教她用左手写字。一个月后，阮氏芳已经能用左手写出一手漂亮的中文字。临别时，她用中文写下了＂感谢张护士长＂五个字，并将这张字条偷偷塞进了张护士长的口袋。

在南宁的收容所里，一位叫范文同的越南军医主动请缨，协助中方医生照顾重伤员。他说，这些伤员不分中越，都是需要救治的生命。白天，他和中方医生一起查房；晚上，他还自学中文，很快就能用简单的中文和病人交流。

最让人意外的是，一些越南战俘还自发组织起了学习小组。他们白天学习中文，晚上教中方工作人员越南语。渐渐地，收容所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中越双方都能用对方的语言进行简单交流。

在广西某收容所，有一位叫阮文德的越南伤员，腿部中弹后伤口一直不愈合。中方请来了一位老中医，用传统草药为他治疗。三个月后，阮文德不仅能下地走路，还学会了一些中医知识。他说，这些知识回国后一定能帮助更多的人。

有一天，收容所里的越南战俘得知中国过春节的习俗。他们主动提出要包饺子，表达对中方医护人员的感谢。虽然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包饺子，但他们做得格外认真。那天晚上，中越双方围坐在一起，共同品尝这些形状各异的饺子。

在战俘们生病时，中方医护人员总是不分昼夜地照顾。有一次，一位越南战俘突发高烧，值班护士李春花连续守护了36个小时。这件事在收容所里传为佳话。

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当得知一些越南战俘想家时，中方工作人员还特意为他们准备了纸笔，让他们给家人写信。虽然这些信件因为特殊原因无法寄出，但这个举动还是让战俘们深受感动。

在遣返前夕，很多越南战俘都主动写下了感谢信。一位叫黎文河的越军士兵在信中写道：＂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

最特别的是一个叫阮氏秋的越南女战俘，她在收容所里学会了一首中国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在离开的那天，她用略带口音的中文唱了这首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当战俘交接即将开始时，许多中方医护人员特意准备了一些小礼物送给即将离开的战俘。有的送上了自己的围巾，有的送上了自己的手套，还有的送上了自己买的点心。这些朴实的礼物，承载着最真挚的情谊。

而这些看似平常的故事，恰恰展现了在战争的阴霾下，人性的光芒依然熠熠生辉。当第一批战俘准备启程时，收容所里的这些点点滴滴，也将随着他们永远地留在记忆深处。

四、交换过程中的波折与挑衅

世人皆知战俘交换是一项人道主义行动，却不知在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这场看似简单的交接却几度险些中断。

1979年5月21日，第一批战俘交接正在进行时，突然传来＂砰砰＂两声枪响。越方士兵在距离交接点400米处的高地上鸣枪示威。中方代表立即提出抗议，但越方却称这是＂例行巡逻＂。在场的英国记者马丁立即拿起相机，将这一幕拍了下来。

更令人意外的是＂背包事件＂。当越南战俘带着中方赠送的背包过境时，越方接收人员强行命令他们将背包丢弃。一位叫阮文海的越南伤病员拄着中方赠送的拐杖，刚过了交接线就被越方人员夺去拐杖，扔回中方一侧。这一幕被多名外国记者拍下，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到了第二批交接时，越方又耍起新花样。他们在交接前一天，突然在零公里处附近修建工事，派武装人员在高地上巡逻。中方代表李强提出交涉，要求越方撤走武装人员，以免影响交接工作。经过四个小时的谈判，越方才勉强同意。

第三批交接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当天有31名越南女战俘被遣返，其中一人叫阮氏梅，坚持要把中方护士送的围巾戴在身上。越方接收人员多次要求她摘下，她就是不肯。最后，她干脆把围巾藏在了衣服里面。

到了第四批交接，形势更加复杂。越方在交接前，突然在零公里处附近设置了多个观察点，还架设了照相机，声称要＂取证＂。中方代表当即指出这种做法违反双方协议，要求越方立即撤除这些设施。

在第五批也就是最后一批交接时，事态达到了高潮。越方突然宣称一名叫刘玉的中国战俘＂自愿＂留在越南。中方代表立即揭穿这是越方的阴谋，因为此前刘玉已经多次向中方工作人员表示要回国。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每次交接结束后，越军都会派人来＂清理战场＂。他们打着红十字旗，在零公里处来回走动，将越南战俘丢弃的背包等物品收走。有一次，一名越军士兵居然一次性背走了三个背包，这一幕被中方边防哨所的望远镜清晰地捕捉到。

在整个交接过程中，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始终在场监督。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记者也多次到现场采访报道。一位法国记者这样评价：＂这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战俘交换。＂

尽管过程充满波折，但在中方的沉着应对下，五批交接最终都顺利完成。统计显示，中方共释放越南战俘1638人，越方释放中国战俘239人（另有1人被强留）。而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一段段令人难忘的故事。

当最后一批战俘走过零公里处时，这场历时一个月的战俘交换终于划上了句号。而那些在交接过程中发生的故事，也成为了这段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五、战后抚恤与历史反思

世人皆知战俘交接已成往事，却不知这些归来的战士们，在回国后都经历了怎样不平凡的人生轨迹。

1979年7月，在云南某军区医院，一位名叫张明的解放军战士正在接受康复治疗。他是在第四批战俘交换中回国的，腿部受了重伤。军区特意为他安排了最好的医生，还派专人帮助他适应新的义肢。半年后，张明不仅能正常行走，还主动请缨到部队服务，负责伤病员康复训练工作。

在广西南宁，一位名叫黎氏娟的越南女战俘回国前，特意给收容所的护士张丽写了一封信。十年后的1989年，这封信通过国际红十字会转交到了张丽手中。信中讲述了黎氏娟回国后的生活：她在河内当上了一名护士，还把在中国学到的医疗技术教给了同事。

1980年春天，解放军某部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邀请了多位曾被俘的官兵现身说法。一位姓李的排长说：＂被俘不是耻辱，关键是看被俘后的表现。＂他的这句话，后来被写入了部队的教材。

在昆明，有一位叫阮文德的越南战俘，回国后成了一名中医。他把在收容所里学到的中医知识带回越南，开了一家诊所。2000年，他还专程回到昆明，拜访了当年教他中医的老大夫。

1985年，中越两国开始就恢复邦交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双方都提到了战俘待遇问题。越方代表特别提到，中方对越南战俘的人道主义待遇，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南宁市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当年战俘收容所的一些物品：越南战俘织的围巾、写的感谢信、画的素描。这些珍贵的实物，见证了那段特殊的历史。

1990年，一位名叫范文同的越南退伍军人来到广西，这次他是以商人的身份来做生意。在友谊关口岸，他遇到了当年照顾过他的中方医生。两人相见，既感慨万千，又倍感欣慰。

2000年，中越两国在河内联合举办了一次特殊的展览，主题是＂战争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展览中专门设立了一个战俘待遇的专题，展出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实物。

在云南某军区的军史馆里，有一面特殊的锦旗，是一群获释的中国战俘送给收容所的。锦旗上写着：＂艰难岁月显本色，患难之交见真情。＂这面锦旗，见证了那段历史中最动人的一面。

2010年，一本名为《战俘札记》的回忆录在河内出版。作者是一位曾被俘的越南军官，他在书中详细记录了在中国收容所的经历。这本书在越南引起了广泛关注，也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时光飞逝，当年的战俘们如今大多已经白发苍苍。但那段经历，那些故事，却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卷中，成为中越两国关系中一段特殊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