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世风变幻在对社会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为话本小说的涌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这一时期的话本小说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市场需求的扩大首先，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兴起，面对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广大市民群体，通俗小说就成为他们精神娱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话本小说就是其中之一。纵观明清话本小说，其创作意图通常都未离开道德与娱乐这两个话题。
即便是所谓的教化也是寄寓在话本小说适俗化的“寓教于乐”之中，所以作为消遣性读物，话本小说的需求膨胀是随着商业繁荣和城市生活的日益兴旺而同步兴起的，尤其是自晚明而始的浓烈世俗化之社会风气中，话本小说在城市生活中的市场愈加广阔，白话小说在社会上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白话小说已经走入了广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并受到热烈追捧，成为他们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种社会的喜好进一步带动了通俗小说的争相刊刻问世。
据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的统计，从嘉靖元年（1552）至万历十九年（1591）的七十年间，新出的通俗小说只有八种，而在万历二十年（1592）至泰昌元年（1620）的二十九年中，却新出了五十多种。这进一步说明市场需求对于白话小说创作繁盛的内在推力。
晚明白话小说的"托名"现象可进而为这种市场需求的扩大提供佐证。
“托名”现象在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但晚明白话小说的"托名"行为却较之以前的“托名传道”有了明显的不同，这是书坊主的一种商业运作模式，也就是说通过“托名”而产生的名人效应以获得商业利润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如果反向推之，书坊主的"托名"行为其实也恰恰反证了当时白话小说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这一时期的"托名"现象非常普遍，经常被托名的作家主要有李贽、徐渭、汤显祖、陈继儒、衰宏道、钟惺、冯梦龙等，这些人都是当时的文坛名士，也是商贾托名所热衷的对象。
通俗小说作为一种精神消费商品在社会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书坊主正是被这种潜在的商业利益所驱，才诱发了"托名"现象的风行。
其次，晚明由于朝政腐败，在内忧外患并发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已经力不从心，对小说、戏曲的控制比前时有了较大的松动。
自朱元璋立国，有明一代对小说、戏曲等文艺创作的禁令一直存在。这些官方禁令的频频颁布说明统治者对小说、戏曲的传播流行与社会影响是非常警惕的。
但是，明中叶以后，朝政日渐腐败，尤其是到了晚明，政权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禁令虽有，但统治阶级已经力不从心，不能像明初那样雷厉风行，令行禁止了，许多禁令已经形同虚设，无法真正践行。
所以这在客观上也对小说创作与传播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从而促进了话本小说创作的繁荣，并且好多小说家还敷衍时事，广泛吸引读者，使得话本小说在民间广为流行。
另外，商业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印刷出版业的发展，这对话本小说的流行与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客观上也刺激了其创作的兴盛。
小说由于篇幅较长，其出版流传需要较高水平的印刷业作为基础，但从明初一直到宣德、正统年间，书籍印刷一直尚未普及。
而到了明嘉靖、万历年间，印刷出版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先后形成了福建建阳、江苏南京、江苏苏州以及浙江杭州等刊刻中心。
当时吴、越、闽三地印刷业非常发达，书坊遍布，如杭州书坊就多达二十多家，其中容与堂、峥霄馆、泰和堂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刊印通俗小说的书坊。
印刷业的发展为通俗小说的市场流通提供了物质条件，使得小说在民间的流行渠道变得畅通，天下贩书之客比比皆是。
（查慎行《建阳棹歌》）这里描写的就是书商贩书而来的情形，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清初。印刷出版业的兴盛大大促进了小说的传播与流通，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其巨大的需求市场，从而为其创作也注入了某种活力。
创作群体的壮大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朝政日渐腐败，内忧外患加剧，社会动荡不安。尤其是到了晚明，社会矛盾更加凸显。外部，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势力日渐强盛，并在天启初年占领了沈阳、辽阳，对明王朝虎视眈眈。
而在国家内部，宦官专权，整个官场一片乌烟瘴气，正直的官吏遭到打压，党争激烈，冤狱不断。同时，人民由于无法忍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农民起义席卷全国，李自成攻陷北京。
后来吴三桂引清入关，清王朝随之代明而立。
朝政腐败，仕途闭塞，兼济无望，导致了传统文人的社会下沉，从而为俗文学的创作增添了一支文化水平较高的生力军，这也是明末清初话本小说质量可观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由晚明到清王朝建立的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处于时代巨变当中，文人阶层传统的仕进之路进一步变得狭窄甚至被完全堵塞。
所以，晚明文人一方面无法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去实现修身齐家的理想。另一方面，随着商人阶层的崛起，对文人的社会地位也产生了严重威胁。
至此，文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精英角色同时丧落。晚明一直延续到清初的"山人现象"就是这种社会现象和文人尴尬处境的现实写照。
因此，在社会形势的变化中传统文人被边缘化，由此造成了文人群体地位的整体下沉，他们也主动加入到俗文学创作的大军之中，并积极为俗文学正名。
由此，文学观念的转变带来了更多文人开始主动进行小说创作。至此白话小说的创作不再是书坊主一家独大，这在客观上也为俗文学的繁荣和话本小说的创作注入了活力。
就如冯梦龙和凌潆初，他们都是仕途不顺的失意文人，但他们创作的“三言”“二拍”却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被后来的创作者们争相模仿，并由此掀起了后来话本小说创作的热潮。
如孙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就曾谈到冯氏、凌氏的影响，言他们的小说集面世之后：“作者继起，争相仿效，遂开李渔一派之短篇小说，其遗泽至于清初而未斩。此关于一时之风气者一。”
可见他们在当初话本小说创作中的开风气之先与带动之功。因此，由于社会变化而导致的文人下沉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创作之繁荣现象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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