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被册封为皇太子，但已延续十五年的“争国本”并未就此终止。此后围绕“福王就藩”、“伪楚王案”、“妖书案”等等的缠斗，都是国本之争的延续。

万历四十一年，锦衣百户王曰乾，首告郑贵妃手下内侍姜严山纠集孔学、赵宗舜等妖人，密谋咒死神宗、毒杀太子以及拥立福王登基。这个“诅咒案”虽然不大且疑点颇多，但仍引爆了朝堂，群臣对郑氏展开了的群攻。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神宗，在首辅叶向高的劝说下，以“福王离京就藩”换取了不牵扯郑贵妃以及政局的稳定。不过“国本之争”仍未像史书上说的那样，就此以朝臣的胜利而结束。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闲汉，仅凭一根木棍就单枪匹马杀入了皇太子朱常洛的寝宫，进而引发了明朝最大的疑案“梃击案”。

刑部官员们初审张差后，觉得此人疯疯癫癫没什么具体图谋，加上此时神宗和朝堂也没表现出重视。于是众官员就以“在皇宫附近乱放无双”判张差秋后斩首，不过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并不同意。

王之寀找了个机会在牢中单独审讯了张差，这次审讯中张差供述自己是受人雇佣指使入宫，目的是打死皇太子。虽然不想多事的神宗将王之寀的审讯报告留中不发（不转交内阁处理），但是奏疏的内容仍然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遍了朝堂。

负责初审的官员因怕被追究责任开始攻击、弹劾王之寀，而大理寺右丞王士昌、户部郎中陆大受、工科给事中何士晋等人则上疏抗议神宗的不作为。随后支持皇太子的官员们纷纷加入战团，最终扛不住压力的神宗令刑部左侍郎张问达会同各部司十八名官员共审张差。

张差在这次会审中交待了更为完整的案情。

张差称自己的近亲马三道（三舅）、李守财（外公）以发财为名，将自己介绍给一名太监。自己随这个太监到京师后，被另一个太监带到慈庆宫门口，并给他一根木棒，要求他进去打死“穿黄袍的奸人”，承诺事后不但保他性命还给他五十亩田地。

张差还说出了这两个太监的名字，庞保和刘成。一查确有其人，而且都是隶属于郑贵妃的内侍。至此朝堂的官员们基本都是一个看法，如果张差所言属实，那么必定是后宫的郑贵妃在主使此事。

为了不让案子继续扩大并波及郑贵妃，神宗下旨将马三道和李守财充军流放，并将这次会审的奏疏也留中不发。但是朝堂里的议论已经盖不住了，不仅各种弹劾郑贵妃和郑国泰（郑贵妃的弟弟）奏疏满天飞，而且弹劾很快就开始向攻击内阁、皇帝不作为的方向蔓延。

顶不住压力的内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不得不站队朝臣一边，上奏劝神宗“秉公处理”。再次成为孤家寡人的神宗也不得不再次退让，以不得“株连无辜”为条件，同意刑部复审此案。

注：万历四十二年做了六年内阁“独苗”的叶向高获准致仕，神宗在叶向高离职前批准了他增补阁臣的请求并令方从哲（首辅）、吴道南入阁。

为了帮助郑贵妃减轻压力，神宗让郑贵妃主动去找皇太子寻求谅解，同时自己也以父皇的身份对朱常洛施压。

后（王皇后）曰：“此事老妇亦不敢知，须与哥儿面讲。”哥儿者，东宫也。少顷东宫至，后问之。东宫曰：“必有主使。”神庙色变，而郑贵妃徒跣指天自誓曰：“奴家万死，奴家赤族！”神庙勃然废席而起，骂曰：“此事朕家亦了不得，希罕汝家。”然后东宫逾色曰：“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神庙抚其背曰：“哥儿是。”

《恸余杂记》史惇

得到太子保证的神宗，随即带着朱常洛在慈宁宫召见了朝臣。不但当众上演一番父慈子孝的戏码，还由太子开口对这个案子下了个定论，只涉张差一人不要株连。

帝又于慈宁宫太后几筵前召见群臣，令太子降谕禁株连，于是张差狱乃定。

《明史列传》

但是很多朝臣并不愿意就此终止。在张问达、王之寀等官员的坚持和组织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又五次会审了庞保和刘成。目的不言而喻，希望通过他们让案子牵扯到他们背后的郑贵妃，甚至皇帝。

虽然庞、刘二人始终坚称自己未涉案，但二人在六月初同时死亡，内廷给出的原因是天热导致刑讯的伤口感染而死。不过从当时到现在大部分人认为，被步步紧逼的神宗为阻扰案件审理，授意宦官处死了二人。

因为除了张差，相关嫌犯、人证俱已不在。最终无法继续审下去的“梃击案”以张差被凌迟处死，其余人等各司其位而草草收场。

至于真相，不要说当时，以后怕也是没人能够说清楚了。因为它不仅疑点重重，还因为这个案子又有非常清晰的一面。

说郑贵妃主使谋杀，难以解释要找半疯的张差？即便张差是个正常人，那为何在明知太子是个成年人而且寝宫也有不少宦官服侍的情况下，只找张差一人？就算是认为张差能以一当十，不愿意费事再找他人，那为何不给他一把刀呢？

如果说是此案是张差个人的误打误撞。怎么解释张差能在审讯中说得头头是道，他不仅实名实姓的供出了主使，在审讯中他还画出了入宫的路线图。而且太子的寝宫慈庆宫，位置虽然在守卫相对松懈的外朝，但仍在紫禁城内，无人接应一个闲汉如何靠近？

要说这个案子是皇太子或支持太子的官员们上演的“苦肉计”，难以理解他们为何要下这么大的赌本。

虽然福王对太子的位置仍有威胁，但真不足以让太子或者支持他的官员去操作近乎谋逆的事情，而且还搞得这么儿戏，万一出了差错就是送福王上位。所以有人开玩笑话说，这是福王的卧底蛊惑出来的。

而另一方面皇帝和朝臣利用以及围绕这个案子的斗争，却又是异常清晰的。正是因为双方为了斗争刻意遮掩、剔除了此案不利于自己获取结果的信息，才导致了这个案子的水被彻底搅浑再也无法理清。

总而言之皇帝在和朝臣的斗争中再次失败，此案对明朝最大的影响不是太子之位的归属，而是皇帝对朝堂和官员们彻底失望并完全陷入消极。面对自己无法掌控的朝堂和皇朝，神宗再也没有任何振奋它的心思。

此后神宗对内愈发的倚重宦官、锦衣卫（矿使、税监），靠他们来保障内帑收入，以及实现皇权的延伸和对地方的控制；对外则愈发的放任朝廷缺员不补，不处理各部司的奏疏，以达到让朝堂瘫痪的目的。

皇帝和朝堂的激烈对抗，以及其刻意让朝堂瘫痪的态度。既让朝堂有志之士纷纷退却，又让鱼目混珠之徒们有了腾挪空间。

万历朝最后一位内阁首辅方从哲，对上迎合神宗，对下则宽容群小。两面讨好只求安稳，哪管其后洪水滔天。在他任期内，朝堂的缺额也达到了皇朝史上的最大值。例如都察院满编不到三百人，就缺一百多人，而且缺的大多还是负责巡查监督的各道巡查御史。

后来方从哲成为独相后，自己也觉得这么混下去不行，称病在家赖着只求辞官。但这根本威胁不到神宗，四十多天后方从哲被迫“康复”还任。

这在涣散了朝廷管理体系和能力的同时，也让矿使、税监以及各地贪腐官吏们更加肆无忌惮的利用手中权力刮取民脂民膏，可以说为之后的大起义夯实了“基础”。

也不是没人警示过这些，叶向高在“梃击案”前一年递交辞呈时，曾骂出过不亚于海瑞的话“廊庙不成廊庙，世界不成世界”。只是皇帝和朝堂早已专注于斗争，所以才会被一根“木棍”引向最终的坟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