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8日，广东广州康鹭片区，工人在制衣厂里忙碌，窗外地块的建筑物正在清拆（张志韬/图）

二十四五岁的年纪，王小璐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工作，但进入职场两年后，她愈发感到当前的生活跟她想象的不一样。她重回校园读博，师从硕士研究生时期的导师风笑天，生命历程呈现出准线性之外的逆序。

那时，王小璐觉得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我们过着一种标准化的线性的生活。而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丰富的路径可以选择，存在各种机会和可能性，同样也存在未知的风险。个体对未来缺乏确定的规划，更有可能在试水之后才逐渐明晰发展的路径。”

王小璐想知道，同时代的年轻人是否都曾经历过这样的迷茫期，他们又作出了怎样的选择。在风笑天的指导下，她借由“向成年过渡”的研究框架，探究社会急剧变迁中，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在教育、就业、流动、婚恋和生育等方面的发展议题。

成年意味着什么？在调研中，当访谈对象被问到“你觉得自己成年了吗”时，往往不能很快地回答。王小璐解释，“成年不是一个自然而然、一蹴而就的过程。在成年的过渡期间，我们尝试着多种可能性，这之中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也有异质性的特征，都折射出了社会变迁和个人发展之间的关联性。”

“不同的青年群体在向成年的过渡中，既具有共性，也表现出一些差异化的特征。相比起城市青年，农村青年的成年过渡期有非常不一样的特征，但我们很少关注到他们。对于我们而言，他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从博士毕业进入高校工作后，王小璐进一步拓展了之前的研究，聚焦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新生代青年的发展。

王小璐见到的农村青年中，有流水线、建筑工地的工人，有超市售货员、饭店服务员、理发店小妹，还有的士司机、外卖小哥、小区保安……他们的身份被以劳动属性标记为“农民工”“流动人口”，而作为个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境况却常常被人忽视。

在新书《何以安家——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新生代青年的婚恋》中，王小璐将目光聚焦于农村新生代青年，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如何立业、如何成家、如何化解生活中的危机，最终又何去何从？

王小璐（左）在咖啡店进行调研（受访者提供/图）

王小璐将研究中的“农村新生代青年”，定义为1980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在调查所在城市从事非农就业6个月及以上、具有大专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非城镇户籍人口。她在长三角、珠三角周边进行实地访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样态，又选定了南京、武汉、成都三地，作为东、中、西部城市的代表，向建筑工地、工厂，以及大街小巷的发廊、餐馆、物流点等工作场所里的农村青年发放了上千份问卷。

1980年后出生的农村青年，在生活环境和成长经验上与父辈大不相同，他们从孩童时期就能感受到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后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就业管理制度逐渐松动，他们的父辈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参与调研的人中，父母在其16岁之前外出务工过的占比约为三分之二，少部分人还有过跟随父母外出的经历。等到他们进入城市就业时，所处的人生阶段、择业考虑、流动目的等方面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也发生了改变。

上一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是出于经济上的驱动，很大一部分人是结婚了，有了孩子，才外出务工。他们对于城市流动的预设是暂时的，趁着现在还年轻，出来挣一些钱，改善家里的生活，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帮助孩子成家等等。但是最终是会回去的，落叶归根。

现在的农村青年则是直接从学校进入城市，可能是初中，可能是高中，也可能是职业技术学校。在经历短暂的等待期后，就会开始第一份工作，这时他们的年龄大多在16-20岁。等待期大概有半年到一年时间，因为他们没有明晰的就业规划。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人表示“我不想读书了”“我要到城市里去”，但到城市里做什么，他们并不清楚。

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是通过熟人介绍，靠地缘、亲缘关系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所以他们初职的行业分布跟上一代农民工是比较吻合的，超过一半的人从事工业或建筑业，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从事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或商业），从事第一产业（泛农业）的比例不足1%。还有人通过职业技术学校与用工单位之间的职业中介找工作，但无论是熟人还是中介，所介绍的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到底怎么样，他们其实不太了解。当现实不如其意时他们可能会跳槽，在我们调查当中，（入职后）3个月是跳槽的高发期。

想找工作，对于农村新生代青年来讲不难。不过他们的想法（与上一代相比）发生了变化，比如建筑行业里，水电工等工种有很大的用工缺口，薪水一个月上万元不成问题，但是他们不愿意做，觉得太辛苦了。我们去走访的工厂都会提供很好的宿舍，薪资待遇也有较大的提升，但是他们会（选择）从工厂出来去做服务业。他们觉得服务业更有趣，能够更多地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外面的生活跟工厂流水线千篇一律的、周而复始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更想要的是生活。很多人在找工作的时候，首先会问对方是单休还是双休，他们想要有双休。甚至有些单身的人，会主动选择做日结工，接一单活，管两三天吃饭、打游戏，等没有钱了再去接活。

对农村新生代青年而言，“成家”相较于“立业”更具有成年分水岭的作用。农村新生代青年跟他们的父辈不一样，随着家庭生活水平提高，父母没有给予他们那么大的经济压力和期待，很多时候他们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挣钱打发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但是结婚后就不一样了，要有固定的居所，要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自然而然就激发了农村新生代青年的责任感。他们会更踏实地工作，责任心也更强，这也是为什么雇主更愿意聘用已婚夫妻工的原因。

四川成都，王小璐在建筑工地进行调研（受访者提供/图）

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城乡青年的生活方式趋同。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多时候我们难以从外表上对两者加以区分。但这不等同于城乡之间的差异在这一代青年之间消弭，通过婚恋我们可以触及到城乡之间隐形却实在的区隔。

农村青年在立业上没有太高的要求，他们的教育资本可转换的工作机会相对要少。十六七岁的年纪进入社会，工作稳定后就产生情感需求；另一方面是乡土社会对其婚恋存在更为严苛的社会时序规范，而父母则更是将帮助子女成家作为其一生最重要的责任使命来推进。

因此，城乡青年最为显著的差别首先体现为农村青年的婚恋过渡会更早、更快地完成。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村新生代青年实际初婚时点要早于其预期，其中男性的初婚年龄为23.51岁，女性为22.52岁，均远低于城市青年。

其次，尽管城市为农村新生代青年提供了自主选择婚恋对象的外部环境，但由于各种社会结构条件的限制，他们的择偶自由并未能完全实现。农村新生代青年中有部分人希望自由恋爱，但实际上通过“介绍认识”走入婚姻的比例是51.3%，“自己认识”的比例是39.5%，其中偶遇只占9%。受城市文化影响，农村新生代青年倾向于寻找情感契合、能谈得来的对象，但择偶终究不只是两个人的私事。囿于婚姻市场的性别挤压、高昂的婚姻支付成本及可能存在的婚姻不稳定风险，他们的通婚圈仍多局限在同村、同乡镇或同市的范围内。

用一个词来理解城乡之间的差异，是“面纱”。在城市工作与生活的农村青年一定程度上被城市青年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所同化，两者之间的差异得以消减。但当婚恋从理想进入实践之后，我们发现无论是在择偶方式、择偶标准还是择偶范围上，农村新生代青年仍受到原生家庭及乡土社会的显著影响，且跨城乡、跨阶层的婚恋趋势并未凸显。这就好比城市青年与农村青年两个群体之间隔着一层透明的面纱，看似敞亮无阻，实则存在明显的边界，只有当触及到婚恋的现实问题时才能真切感受到其存在。

2024年3月26日，广州康鹭片区，一家工厂顶楼晾晒着衣服成品 （张志韬/图）

从婚恋观念与婚恋实践来看，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新生代青年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特征。例如，虽然农村青年在婚恋观念上发生了变化，但传统的求偶方式和婚姻支付在农村仍普遍存在，并且主要是由男方来支付。自主恋爱与乡土社会承认的婚姻形式之间存在博弈和拉扯，在这个过程中，乡土社会的秩序对个体既是一种要求，也是一种保护。

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生活，为农村新生代青年的婚恋提供了新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情境。社会变迁中的婚恋缺乏明确导向和行动指南，他们只能在社会结构的机会和限制下不断试水，并根据现实情境充分调动自身及原生家庭的资源，采取暂时的、权宜的、灵活的策略，最终形成个体的婚恋选择及家庭策略。

书中记录的“阿玲”的故事，似乎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传统婚恋的例子。阿玲出生在江西农村，初中毕业后外出务工，眼看着身边的朋友都恋爱成家，就琢磨着要不要谈一个。但是谈恋爱也不容易，要么不合适，要么是外地的，她的父母不同意找外地人。22岁期间，阿玲不再拒绝父母的张罗，过年时回家相亲，认识了26岁的阿强。阿玲对阿强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人黑，还穿了黑色的衣服，浑身都是黑的。”但阿强对她很满意，带她去县城逛街，给她买了衣服和鞋子。

他们订婚当天，双方家庭因彩礼起了冲突，阿强的父母觉得彩礼过高，阿强当场跟父亲吵了起来，“大不了我就不娶。”阿玲一个人跑了出去。后来男方家派人过来调解，阿强也坚持去找阿玲及她的家人沟通。阿玲的叔叔婶婶一边指责男方家，一边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阿玲听亲戚们那么说，也没反对了。

接下来一同外出打工的过程中，还未领证的阿玲和阿强在出租房里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性体验。不久之后阿玲怀了孕，便独自回乡待产去了。未婚先孕这一婚恋过渡的逆序，并不符合传统婚姻过渡的规范和时序。等孩子出来后，阿玲尽管心有不舍，但还是咬着牙回到了在外打工的阿强身边。因为，她觉得每周一次、寥寥数语的电话难以维系两人的关系，担心分开的时间太久，两个人就真没感情了。由此来看，阿玲对情感的珍视似乎也凸显了更为现代的婚恋取向。

站在阿玲的视角去看，会发现在她进行婚恋行为及选择时，并未有明晰的传统或现代的意识区分。她的婚恋及家庭生活安排实际上是在流动的生活实践中作出的权宜之计，是个体需求与社会规范的耦合与交互。阿玲在22岁左右考虑婚恋，是因为一个人漂泊在外打工，她非常渴望有一份温情的关怀和生活的照顾；也因为婚恋的社会时间规范如此，父母的唠叨及身边朋友的婚恋状况都会提示她“到时间了，该结婚了”。而回家相亲，则是因为城市工作与生活并未扩展其择偶范围，她只能接受原生家庭的帮助。与此同时，未婚先孕以及让渡母职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是因为传统规范在现实情境中发生了松动、变通与重新解读。

在多年的调查和访谈中，王小璐发现农村青年很愿意敞开心扉，一开始或许戒备心理很强，但当她真诚地去交流和倾听时，他们会尝试去反思过往、现状以及未来，去表达平时没机会传递的话语。

在浙江义乌，王小璐印象最深的是叫小丹的姑娘。原定访谈的那天小丹发烧了，王小璐陪她出门买药。为了省钱，小丹选择去城郊的小诊所，在昏暗逼仄的小诊所，药不按盒出售，而是按剂量用纸袋分装，小丹用10元买了够吃两三天的药片。回宿舍的路上，小丹和王小璐分食了一个热腾腾的红薯，说起了她家的事情：父母生病，丧失劳动力，她要赚钱寄给父母，还要照顾投奔她来打工的妹妹，眼前的生活充满了迷茫。

安家问题的背后是无数个体发展的复杂样态和现实困境。成家前，他们有经济上的紧张和婚恋上被催促的焦虑；成家后，他们要应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还要对父母、子女以及农村的相关事务做出安排。婚姻会在不同阶段产生波动，或因压力大，或因物质与情感诉求未能得到满足。农村新生代青年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冲突与化解，使王小璐洞察到农村新生代女性的成长，以及两性关系的重构。

程程是河南人，小时候家境殷实，作为家中老小颇受关爱。因为中考失利，程程选择了外出务工。几经辗转，她在义乌做起了小买卖，也因此结识了当地的男青年小王。小王的母亲即使自家条件欠佳却依然瞧不起程程，不同意两人交往。一向对父母言听计从的小王顶住家庭的压力，执意与程程结了婚。

婚后不久，程程怀孕了，仍然每天挺着大肚子去做工。她想到自己一个外地人嫁过来，老公又是临时工，一个月挣千把块钱，如果她不出去做点事，小孩子吃奶粉的钱都拿不出来。孩子出生后，程程不放心交给别人带，又不想在家坐吃山空，所以她尝试做点生意。

婆家人对此非常不支持，两个老人一直给别人打工，自己没做过生意，不敢轻易冒险。但程程非常坚定，做生意没有钱，小两口曾尝试向小王的亲戚们借钱，没有借到。无奈之下，程程只能跟自己爸妈借钱。程程妈妈二话不说借给了女儿十几万元，因为她想的是女儿嫁在外地，如果完全依靠婆家人养肯定会受气，得靠自己才行。

第一年生意没那么好，婆婆时不时地跟她吵架，怪她一天忙到晚也没赚到什么钱，还把小孩扔家里让她帮忙照顾。程程好不容易挺过了创业最艰难的时期，在第二年还了一部分钱，并扩大了生产。做到第三年，程程的生意达到了可观的规模。这时公公想接管工厂，程程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公公很恼火，他觉得家里一直都是他说了算，可现在自己的地位明显受到了外来媳妇的威胁。

程程没有让步，生意上的事情她坚持自己做主，只是这一次她实在受不了了，冲老公发起了火：“现在好多公公婆婆，觉得这个家一直都是他们当家做主的，所以媳妇娶进来先要给个下马威。当家做主，也要看时代的好吧。”程程甚至拟好了离婚协议，拉着小王就要去民政局。

这一次的冲突，让小王思想上彻底发生了转变，也意识到程程所说的他们已经没有后路可以走了，养孩子需要钱，公公婆婆看病需要钱，他们只能同心合力。最终小王辞职回家，主要负责照顾父母和孩子，有时也帮衬生意，最重要的是他会在父母面前帮程程说话，使家庭关系得到了很大的缓和与改善。而公婆也逐渐意识到了儿媳的好，并在外人面前由衷地夸赞她。

以往的农村女性更多的是“为他人而活”，但对于农村新生代青年中的女性而言，社会流动挑战了传统父权制，家庭生活中的两性分工面临着协商、妥协及重新分工，使得她们具有了更为个体化的追求和表达。她们努力地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既能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打拼，获取更好的发展机会和物质生活；也能够率真地追求婚恋的自由，甚至有走出婚姻的勇气。

浙江义乌，上夜班的青年（受访者提供/图）

《何以安家》2023年10月出版，2024年2月二次印刷。除了学术领域的探讨和交流外，普通青年群体所表现出来的阅读兴趣是王小璐未曾预料到的，农村新生代青年在书中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自己对话，城市青年期望去了解不同于自己的青年群体的生活样态。更为重要的是，“何以安家”，激发了青年群体对于自我的定位，以及对“家”的情感寄托、精神归属的探寻。

从“反思自我”到“观察他们”，王小璐关心的是，在日趋个体化的社会潮流中，婚姻和家庭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除了家庭以外，农村青年在社会上获得的支撑很少，他们不会去找相关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求助的渠道。我们在广东和江苏调研时发现，社区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推出了很多服务，例如暑假把他们的孩子接过来，提供公益性夏令营，建立积分制度，满足条件后能将孩子随迁入学……但是工作已经耗尽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也较少会主动去获知这些信息。他们更多地还是依赖乡土社会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像脐带一样，一直存在，他们能够出来闯荡，很多时候也是乡土社会给了他们底气。

婚姻与家庭能够让青年更好地明晰“道义与责任”，这是跨越成年门槛的关键标志。单身的时候，农村青年对自己何去何从会感到迷茫，但是结了婚之后，生活的路径会逐渐清晰起来，他们在流动的实践之中，在城乡的冲突、融合之间，在现实和理想的碰撞之下，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

家到底意味着什么？无论留城或返乡，家是空间的载体，以有形的边界守护流动的生活；同时，家也存在于观念及情感层面，需要顺应时代的守望与回归。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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