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前25年快要走完。回头看看这段时间，不少人心里涌起的是沉重和失落。

过去的繁荣与希望

2000年初，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讲话中乐观宣称：“我们的国家从未像现在这样，同时拥有繁荣、社会进步，而且几乎没有内外危机威胁。” 当时，美国经济持续高歌猛进，纳斯达克指数一路飙升到4000点，短短七年就涨了近六倍；失业率降到3%，达到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冷战落幕后，美国人享受到所谓的“和平红利”，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提出了温和的政策，努力争取民众支持。

在国际层面，欧洲启动了统一货币和单一市场，正在朝着“欧洲合众国”的方向迈进。全球制造业贸易额在1990年代翻了一番，并在2000年代再翻倍；全球贫困率也在迅速下降，前景看上去一片光明。

如今的失望与分裂

25年后，世界似乎变了模样。调查显示，全球有六成的人认为形势正在恶化。这种悲观情绪不仅侵蚀了曾经热情高涨的美国（刚刚选出一位78岁的暴脾气总统，来接替82岁的前任），也在本就停滞的欧洲蔓延开来。

印度在总理莫迪的领导下，出现了一种“非自由主义”的倾向；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执政长达14年，被视为“非自由民主”的旗手。从2007年开始，“完全民主”国家的数量大幅减少，很多人争论民主到底是在走下坡路，还是已经陷入真正的危机。

有些乐观者会说，21世纪头25年算是“相对平静”了，毕竟20世纪初还经历过一战、大萧条和二战。然而，和上世纪90年代那种盲目乐观相比，如今的悲观反差尤其明显，而且未来似乎更难乐观起来。

安全分析人士担心，我们正在和“独裁轴心”打着一场并未正式宣布的战争。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坚守“美国优先”，随时可能动摇自二战后维系全球秩序的国际机构。欧盟眼下正陷入停滞：马克龙、朔尔茨所在的法国和德国不仅经济不振，政治支持率也在下滑。与此同时，数千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可能因经济、政治和气候等问题纷纷涌向欧美，这很可能推高极右翼势力，进一步冲击西方社会的稳定。

至于科技进步，也未必只有好处。一项针对AI研究者的调查显示，近一半的人认为人工智能有至少一成的机会带来“极其糟糕”的后果，甚至可能威胁人类生存。

当我们回顾21世纪最初的25年，会发现希望与危机是同时并存的。如果各国继续按照目前这种分裂与对抗的态势走下去，今后的挑战只会更大。无论是民主衰退、霸权主义抬头，还是技术和气候危机，这些都需要国际间的协作才能真正化解。毕竟，未来能否好转，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办法携手应对这些难题。

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言：“希望永远存在，但行动才是改变的关键。”

21世纪到底怎么了？

时间已走过将近四分之一，我们不得不审视这些年里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成功与失望

这段时间并非一无是处，毕竟我们见证了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迅速崛起。2000年时，美国只有一半人口用上宽带，很多发展中国家更是连宽带都没有听说过。现在，美国超过九成的人都能用上高速网络，全球更是有超过一半人口接入互联网。手机数量甚至已经超过世界总人口，达到了80亿部。信息革命就这样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资讯与娱乐时代。

全球贫困率也迎来显著下降。亚洲表现特别突出，尤其中国的发展格外引人注目。2000年后，全球每天生活费不足2.25美元的人数减少了10多亿。2012到2013年间，又有1.3亿人摆脱贫困，让这段时期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里程碑。到2020年底，中国甚至宣布消除了极端贫困。

技术革命

信息革命重塑了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让老牌媒体原有的“事实核查”地位受挤压，也给谣言和极端言论提供了土壤。手机的普及还伴随着年轻人心理问题的增多。2024年，牛津大学选出了“脑腐”（Brain Rot）作为年度词汇，用来形容那些过度沉迷网络碎片信息，导致心理或思维能力逐渐退化的现象。

贫困与政策失误的叠加

在某些地区，贫困问题又开始反弹。中国的经济增速几乎停摆，拉美和非洲因为经济滞涨、政治不稳和人口膨胀，贫困率重新抬头。2015年以来，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基本没啥明显下降。

西方国家这几十年出现了不少政策失误，不仅让他们的精英影响力受损，也为威权主义的崛起打开了大门。比如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基于错误情报，战后占领更是一塌糊涂；德国常年依赖俄罗斯能源，还忽视国防投入；英国则被一场脱欧公投搅得天翻地覆，经济增长一蹶不振。

与此同时，全球经历了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也给民粹主义提供了温床。

更深层的问题

这些乱象不仅源于各国的政策失误，也和全球经济、政治体制的大方向有关。上世纪90年代，许多人对未来寄予厚望，期待看到更多创业活力，期待政府变得高效，期待世界变得更和平。结果却是寡头垄断、政府介入过度，以及军事集团化此起彼伏。

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集中化”来得尤其明显，尤其体现在科技和金融领域。现在有五家科技公司市值都突破1万亿美元，苹果甚至超过3万亿。贝莱德、先锋、道富三家金融巨头共同掌管的资金大约有22万亿美元。过去20年里，美国四分之三的行业都在进一步集中。

这种集中或许说明大企业的管理能力确实高超，但也意味着创新活力被削弱，竞争环境被压缩。就像一战前的那波民粹主义浪潮，当时美国和德国也出现了很多巨型企业，如今的情形难免让人忧心。

大政府

1996年，比尔·克林顿在国情咨文里曾说过“美国大政府时代结束了”。时至今日，这话听起来就有点扯了。美国虽然在税收方面维持“小政府”水平，但实际操作却更像是“大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6%，几乎是前些年平均值的两倍。政府干预的范围也越拉越大，比如2008年救助花旗银行和通用汽车。

欧盟那边的问题更突出。政府开支居高不下，但经济活力却没见提振。各国福利体系经常入不敷出，布鲁塞尔还习惯当“监管巨人”，却很少琢磨怎么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的崛起

中国把全球化带来的部分红利投入了军事领域。现在，中国海军规模已经是全球最大，并计划到2030年将核弹头数量增至1000枚。同时，中国在超音速导弹、激光技术、轨道机器人以及高空气球等高端领域也取得了领先优势。

当西方各国为内部分歧而烦恼时，中国的技术跟军事正在不断壮大。过去25年的教训表明，如果西方继续各自为政，未来遇到的问题恐怕会更加棘手。

接下来的25年会比过去更好吗？

21世纪前25年，曾在上世纪90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两大思潮：“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都遭遇了严重挫败。新自由主义相信市场比政府更高效，新保守主义试图纠正左翼在国家干预上的“过度迷恋”。可这两条路最后都走得不顺，让我们对未来多了几分犹疑。

更令人担忧的是，自由主义似乎也在走下坡路。西方自由派领袖们表现乏力：卡玛拉·哈里斯输给了一位不按常规办事的对手，对手甚至不愿在选举失利后体面交权；法国的马克龙和加拿大的特鲁多这两位“自由主义标杆”最近民望也都不高；英国那边，基尔·斯塔默虽然凭借“中间路线”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执政表现依然乱糟糟。

自由主义精英没能有效回应普通人的实际需求，反而在某些文化议题上过于执拗，比如整天纠结性别代词；经济形势低迷时还大力推行“种族意识”政策，让不少人觉得违背了公平和择优的原则。更糟糕的是，他们对移民激增带来的住房、公共服务压力缺少有效应对，让民粹主义者趁机大做文章。美国的特朗普、英国的法拉奇、法国的勒庞等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

当然，我们也并非完全没有希望。人工智能的发展或许能显著降低行政管理成本，让更多人可以使用“智能助理”这样的服务。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倒台算是对“威权轴心”的一次重创，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也证明再专制的政权也可能被推翻。美国共和党赢得2024年大选后，或许会让政治格局进入自我调整阶段，为一批中间派民主党人带来新的机会。

不过，这些希望也可能伴随重大风险。AI若大规模取代知识工作者的岗位，会加剧社会矛盾，并把更多权力集中在少数科技巨头手里。叙利亚虽摆脱独裁，但不排除陷入内战或被极端势力渗透的风险。特朗普和他的盟友也可能打破自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规则。更糟糕的是，有研究显示，一旦民粹主义运动遭遇失败，选民往往会呼唤“更强烈的民粹主义”，未来的不确定性由此进一步上升。

自由主义能否重获新生？

未来究竟是好是坏，关键在于自由主义能否找回方向。自由主义者是否愿意正视民粹主义背后的真实呼声，还是继续一味喊口号？他们能不能用普通人的视角去思考，抛开对“全球精英”身份的迷恋？还有能不能在开放竞争和言论自由这两大传统理念中寻找到新的平衡点？

接下来的25年，就看我们如何选择。如果自由主义者无法拿出切实方案，依旧我行我素，形势只会越发艰难。毕竟，答案从来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本文核心观点参考：Adrian Wooldridge《How Has the 21st Century Gone So W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