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清世宗突然驾崩于圆明园。根据雍正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密旨，当了十年秘密储君的乾隆顺利接过父皇留给他的“遗产”。只不过这份遗产带给乾隆既有幸福也有烦恼。
幸福的是雍正留下了六千万两白银、一套较为清廉高效的官吏系统以及被大大拓宽的财源（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等），烦恼的是关于雍正的各种谣言已蔓延于皇朝上下。
雍正的突然驾崩不但没让“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任佞”等谣传停歇，朝野内外又开始八卦起他的死因，诸如死于丹药、春药等。
皇帝的形象不容议论、亵渎，维护保持皇权的威慑也是所有皇帝的核心要务，所以乾隆选择的第一项要务就是为先帝辟谣。
八月二十六日，乾隆发布了他登基之后的第一道谕令：
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 …… 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 ……《清高宗实录·卷一》
乾隆以“恐皇太后闻之心烦”为由，严令宫中侍卫、仆役、宦官们闭紧嘴巴，实际上也是在暗示他们敢内外传递者，死路一条。但有时谣言会因禁而兴，乾隆的严控反而让外间的人相信雍正的死有隐秘，一时关于雍正死因的谣言，越传越盛。
不过“雍正痴迷于得道长生并最终死于丹药”并不算是谣言。因为此时宫中就有大量被雍正招募助其修仙炼丹的道士。乾隆的第二道谕旨就是将这些道士（还有因雍正礼佛而入宫的和尚）驱逐出宫。然后乾隆替自己的父皇为何在宫中收容这些道士作了一番解释。
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有炉火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 …… 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 …… 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之所洞悉 ……
《清高宗实录·卷一》
乾隆称先帝是出于好奇才招这些人入宫，只是把他们当作在闲暇时解闷用的“小丑”，而且先帝早已看出了他们是群惑世乱法的贼人。
说实话这种解释，反而旁证了雍正确实在宫中长期豢养并宠信这些道士、僧人，听者更愿意相信雍正收容他们是为了问道长生而不是“游戏消闲”。
同时乾隆担心他们出宫后乱嚼舌头，助长雍正死于丹药的谣传。又严令谁敢“捏称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就将他“立即正法，决不宽贷”。这在外间之人眼里，就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了。
这一套操作下来，搞得朝野愈发的相信雍正痴迷长生，上苍非但不许，还借他修仙弄死了他，更毁雍正的形象。既然这么费力不讨好，乾隆为什么不把这些道士、僧人直接杀了了事或者冷处理呢？
首先，乾隆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也可以说他理政经验不足 – 关心则乱。
杀了，他觉得外间会认为他是在灭口，进而更信谣言；不杀，他又觉得外间会认为他是在默认谣言。所以弄巧成拙搞出了那番可笑的解释。
其次，乾隆不喜欢其父“以严待人”的执政风格，他向往的是他祖父康熙的“宽政”。乾隆在执政初期减轻“年羹尧案”中涉案官员的刑罚；释放甚至是起用被雍正定罪的人；清理雍正朝的文字狱等等也都可以佐证这一点。
具体到为先帝辟谣上，虽然不少谣言的始作俑者就是当年的“八爷党”成员，但乾隆依然赦免了“八爷党”后人的罪罚，将他们重新归入宗室并赐爵。此举虽然缓和了皇族内的裂痕和矛盾，但是对于辟谣来说并没有什么帮助。
雍正没有直接“弑兄屠弟”，但是他凌虐报复自己的兄弟们也是事实。而且没他刻意的虐待，胤禩（皇八子）、胤禟（皇九子）等也不会那么快就病死狱中。所以宗亲们是感激乾隆，而不是对雍正释怀，自然也不会在辟谣上出力。某种程度上乾隆在有意无意间把自己的父皇当作了垫脚石。
乾隆在为雍正辟谣上最大的手笔是翻了“曾静案”。
雍正六年，曾静投书川陕总督兼大将军岳钟琪，希望他效仿祖宗（岳飞），精忠报国并举兵反清复明。虽然荒唐也没掀起什么大浪，雍正却觉得很棘手。让雍正犯难的不是曾静这个人，而是曾静蛊惑岳钟琪的两个理由。
曾静首先以吕留良的“华夷之别论”，指出满清统治中原不具备合法性，也不合华夏纲常。其次曾静汇总了关于雍正的谣言“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任佞”，以此说明雍正不道，没资格做皇帝。
雍正觉得在这两场思想斗争上灭曾静十族也于事无补，还不如把他当作工具利用起来。
于是雍正亲作《大义觉迷录》，除了驳斥华夷之别论强调满清统治的合法性，还逐条反驳关于他的种种谣言并全国刊行，以正视听。然后宣布赦免曾静，并让他作为被吕留良以及谣言蒙骗的“受害者”，到全国各地去宣讲自己从上当到醒悟以及最终悔过的心路历程。
乾隆非常不喜欢自己父皇的做法。
首先，他认为雍正以皇帝的身份公开批驳“华夷之别论”，实际是把原本压制在台面之下，会随着满族汉化以及时间而慢慢消弭的满汉矛盾给搬到台前，公开化了。而公开的讨论只会加剧满汉之间的敌视和对立。
注：为了补救，乾隆随后也投身入这场大辩论之中。这里不展开这个话题，如有兴趣请查阅笔者前文 《乾隆皇帝的华夷之辩，以及他所认为的“得国最正”》
其次，逐条反驳谣言并全国宣讲，反而让受众们觉得“此地无银三百两”。
注：这里说点题外话，雍正和乾隆这对父子很多方面真的很像。两人某些时候都会自以为是的把事情给复杂化。乾隆到晚年也玩过“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全国表演秀 -- 尹壮图案。
乾隆继位后一个月就将这个先帝钦定的要案给翻了。全国收缴、禁毁《大义觉迷录》，严禁臣民再对相关话题进行议论。并以“诽谤先帝”为由，将曾静凌迟处死。
然而此举的效果却是将一个已经开始冷却了的话题，重新推到了焦点。人们在关注的同时自然也会重新八卦其相关的内容，包括谣言。
从禁止宫廷宦官仆役议论、禁止出宫的道士僧侣议论、禁止天下臣民议论，可以看出乾隆是在尝试用高压的手段，消弭围绕雍正以及他的谣言。但是乾隆忘记了“堵不如疏”、“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越是不让议论、质疑，人们反而越是质疑。进而愈发的记录、传播、议论，甚至由此而生出新的谣言。雍正死于吕四娘刺杀说，不就是因为人们重新热议“曾静案”，进而产生的关于雍正的新的谣传么？乾隆的辟谣和皇帝初秀也就这么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