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中，为了实际形势的需要，我党曾经组建过多个“野战军”单位，像山东野战军、晋绥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等等。

不过到了1948年11月的全军大整编时，或合并或改编，最终只剩下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大野战军（华北并未设立野战军司令部）。

1949年1月，三大战役基本结束，东野已经入关、将来还要南下，番号就不宜再按战区划分，所以军委再次下令整编。原先的西北至东北分别改为第一至第四野战军。

很多人对野战军的指挥权归属都有疑惑，如果司令员和政委起了冲突，究竟该听谁的？

1942年的雪村战斗造成惨痛教训后，中央曾将“最后决定权”进行了调整，即政委从此不再拥有军事上的最后决定权，军事行动就由军事指挥员负责。

但人民军队一直又是“党指挥枪”，哪一种说法更正确呢？

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特性，在四大野战军中，一野和三野分别由彭老总、陈老总“军政一肩挑”，就不存在谁是一把手的问题，两人都是野战军的最高指挥者。

三野情况比一野要特殊些，陈老总从1948年5月就调去跟随刘邓作战了，华东主要交由粟裕负责。但就名义上而言，陈老总仍是三野的领头人物，粟裕对他也非常尊敬。

二野和四野司令员跟政委各有人担任，就资历和威望而言，也都差得不是很多，中央想到过可能会出现争执的情况，所以特设立了“前委”，谁是前委书记，谁的权力就更大。

在平津、淮海、渡江等多支部队协同配合的战役中，曾出现过“总前委”，其实各野战军也有自己的前委。

一野的前委书记是彭老总，二野的前委书记是邓公，三野的前委书记是陈老总，四野的前委书记是林总。

从这个名单就能看出谁才是各自部队的一把手。或许有人认为在二野中刘伯承元帅指挥更加亮眼，部队的战事也是以他的谋划为主，理应让他来担任前委书记。

这个说法，无疑是对刘邓二人的不了解，刘帅向来不慕名利，只要能跟随革命、只要能一起获取胜利，他不在意谁是那个一把手。

像抗战初期129师政委张浩病倒，刘帅就曾向中央申请，由徐向前来担任129师师长，自己改任政委，军事指挥权都可以让，一个名头怎么可能去争呢？

邓公主要做的都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偏向于幕后，自然不如台前的刘帅那么耀眼。

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是为了整体做出很大牺牲的，抢占东北时，晋冀鲁豫军区就抽调了大量军政干部和25个团的架子出关支援。

后来全国战局陷入胶着、我方陷入危险处境，刘邓大军又听从中央的命令，离开根据地、千里跃进大别山，这直接将战火燃到了国统区，吸引了众多国军精锐，为其他战区减轻压力。

刘邓主力南下后，晋冀鲁豫的地方武装、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所率的8纵都归于聂荣臻晋察冀管制，后合并为华北军区。

而刘邓大军的孤军深入，让自身伤亡极大，到撤出大别山地区时，重武器基本损毁。

把自己的部队分给其他战区，为完成战略目标牺牲自我，这种事情放在旧军队中不可想象，即便是人民军队也会有抵触。

而最终命令能够推行下去，跟政工干部的作用是分不开的，邓公作为野战军级别最高的政治主官，贡献不言而喻。

每次作战之后，无论是胜还是败，邓公也会及时做总结并制定下一步的策略，像挺进大别山时他就“约法三章”：枪击老百姓者，死刑！抢夺财物者，死刑！奸污妇女者，死刑！

淮海战役获胜后部队纪律涣散，邓公也立即组织政治部编写《人民军队要做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将军纪拉回正轨。

他的付出中央都看得到，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公就是书记，所以在二野之中，他地位还是要高于刘帅的。

至于四野司令员地位高于政委，也是林总自己打出来的。

在抢占东北初期，林总其实并非一把手，上面还有个彭真，其职务为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委，部队变更番号后，彭真继续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委。

在此阶段，东北的党政军大权基本都是彭真在掌握。然而，当战争爆发后，彭真却认为要走大城市路线，不想去农村建立根据地。他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及：

目前我们为了争取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以至优势，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沿长春线两侧广大地区。

但这个做法不太符合实际，我军初入东北缺乏根基，难以阻挡持有美械的国军精锐，因此前期连吃败仗。

林总毕竟是从井冈山走过来的人，明白群众基础的重要性，于是主张去中小城市和农村发展，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

两人的分歧最终上报至中央，毛主席、刘少奇等领导分析过后决定重组东北局，由林总出任新的书记，后来军区和野战部队，司令员也都是林总。

这个变动发生后，我党扎根于农村，在获得百姓支持后，局势慢慢发生变化。换句话说，林总是靠成绩获得一把手位置的，他可以干得好，自然就能得到权力。

后来的政委罗荣桓在土地革命、抗战初期、解放战争初期职务都是低于林总的，且为人宽厚，对自己并非一把手这件事也没有意见。

总而言之，四大野战军各自的情况都不同，没有铁定是政委权力大，还是司令员权力大，具体的问题还要具体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