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学派早期又分“法”、“术”、“势”三家，他们各自对君主治国提出自己的方略，但是他们的思想各自又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商鞅、申不害、慎到，这三人虽同属于法家学派，但“法”、“术”、“势”在三人思想中却各有偏重。

在此基础上，韩非对这三种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批判与整合。商鞅讲：“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术。”

可以看到商鞅的思想中也是包含“术”、“势”的思想的，但是他的“势”、“术”思想对于“法”而言是实行“法治”的方法与条件。

商鞅认为，一个“知道”的君主不应该单纯依靠其独尊地位，而应依靠事物发展的趋势去治理国家；商鞅所讲的“术”也并非驾驭群臣之术，而是使大臣之间相互制约，使臣子之间、百姓之间“事合而利异”的方式方法。

韩非评价商鞅的“法治”思想讲：“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韩非批评商鞅变法，只注重“法”而忽略了“术”，从而使得国家富强却帮助了人臣。

从商鞅的结局不难看出，韩非对其思想的批判不无道理，秦孝公死后，商鞅遭到保守势力的打击，最终被杀。

可以看到商鞅的思想中虽然具有“术治”思想，但这一思想是不成熟的、不完善的，他更侧重的还是“法治”，虽然他要“权制独断于君”，但是正因其思想中对“术治”、“势治”思想重视得不够，从秦孝公到秦始皇七代君主，大臣擅权、外戚把持秦政的事屡见不鲜，如秦昭襄王时的宣太后、穰侯；秦始皇时的嫪毐、吕不韦等。

商鞅虽然也反对君主治国相信大臣，但是由于历史的特殊性，商鞅在秦实行变法时，必须得到秦孝公的支持。

这就使得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秦孝公对商鞅所提倡的一些思想会选择性贯彻，通过相信大臣从而重用大臣，忽略了商鞅所提出的“不恃其信，而恃其术”的观点。

据《战国策》记载“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由此可见秦孝公对商鞅的信任与重视，而这种现象也成为商鞅最终被杀的重要原因。

在我们今天看来，当然是最高统治者秦王，但是当百姓只讲“商君之法”而不说“秦王之法”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君权的威胁。

也就是说商鞅之死，不仅是其受到保守势力的攻讦，更本质地来看，商君被杀是变法的“所有权”之争。

申不害虽然也主张君主应“以法治国”，但是对于君主应该用什么样的“法”来治国，并没有具体论述。他讲：“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

这里申不害看到了从古至今历代君主所实行的“法”都不一致，却都能称王称霸的现象，说明在申不害的思想中是认同法律应与时代相适应的观点的，但是他在这里并没有明确地说明这一时期应实行什么样的“法”，体现出其思想的不成熟性。

申不害“术治”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君主对臣子的驾驭。主要通过运用自己的权势，善于隐藏自己、驾驭臣子而不是事事亲劳。

君主按照功劳来任用官员，据《战国策》记载申不害曾为其兄向韩昭侯谋取官职，韩昭侯对申不害讲：“非所谓学于子者也。”

这里韩昭侯以申不害的思想为依据明确拒绝了申不害的求情。可以看出申不害思想中也是具有“法治”思想的，其“术治”思想并没有脱离“法治”思想的范畴。据《史记》记载在申不害担任韩相期间“诸侯不来侵伐”，体现出申不害“术治”的功效，但是因其对“实行什么样的法”这一问题的忽视，从而也就使其所提倡的“术治”的效果大打折扣。

问题在于，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偏重于“术治”，虽也制定了新法，但却没有制定出统一的法令，臣子在解释法律的时候往往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法律条文，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谋取私利。

当法律开始没有了解释的标准，官员们开始随意地按照自己的利益去解释法律，那么国家的政治也就会产生腐败，而这在申不害变法中最大的问题是新法与旧法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当一个臣子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法令为自己谋私利时，这便是“合法”的腐败。

也正因为如此，申不害变法对韩国而言只是获得一时之功，他并没有像秦商鞅变法一样，使整个社会的人团结起来。

因此，在申不害去世后，秦国便攻占了韩国的宜阳。从这点来看，申不害变法也并没有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慎子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可以看出慎子在这里是将“法”作为君主治国的依据，他看到了法律在君主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他讲，法律“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守法而不变则衰”，这里他指出法律必须符合民情，因而要依据民情不断变革法令。

可以看到慎子与申不害、商鞅一样看到法律的变革必须伴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看到了民心在贯彻实施法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慎子主张“法治”主要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势地位。

慎子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怨之所由生也”，这里他指出君主治国若没有法律，那么怨恨就会产生，不利于君主的统治。相反，君主若能够“以法治国”，那么就会“怨不生而上下和”。

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律在国家政治中起到了维护君权的作用。而慎子又讲“势位足以屈贤矣”，这就说明君主的权势是决定法律是否能够贯彻执行的前提，也就是说法律的权威来自君主的权势。

综上，可以看到在慎子这里，势是法能否贯彻执行的前提，而法是维护君主权势的保障。

慎子虽然看到了“势”对于君主实行“法治”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也没有具体回答，他所主张的“法”是什么法？由于其主张的“势”是战国时期每一个诸侯国君主所固有的，因此，慎子所提倡的“势治”并没有受到哪个国家君主的重视。

他也提到“术”，但并未指出“术”是什么，以及其在君主治国中的地位如何的问题。

与商鞅不同的是，慎子反对轻罪重罚，他指出“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当世用刑而民不从”，这就与商鞅所提倡的“重轻罪”以达到“以刑去刑”目的的思想不一样。

具体如何达到社会大治，慎子只说实行“法治”却并未像商鞅那样指出实行什么样的法律。

由此指出，慎子虽然也看到了“法”的重要作用，但是他把目光过多地关注在君主的权力本身，因而夸大了“势”在治国中的作用，从而忽略了“术”在治国中的地位与作用，忽略了实行“法治”虽然有利于维护君主的权势但是实行什么样的“法”才能够维护君主权势这一重要问题，体现出其思想的不成熟性。

韩非对此也批判道“夫势者……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可以看出，韩非认为“势”对于国家治理的好坏取决于君主的个人素质，若像桀、纣那样，即便具有了权势、地位也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应该说韩非对于慎子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可以看出，偏重于“术”、“势”的申不害与慎到都没有能够回答实行什么样的“法”的问题，这种理论缺陷所造成的后果就是难以将其理论实践于政治生活中，难以实行二人所主张的富国强兵的目的。

而忽略了“术”、“势”的商鞅，虽能达到其目的，但是却使君权受到损害。

由此看出“法”、“术”、“势”偏重于哪一方对于君主治国都是一种危害，对于树立君主的权威都是一种损害。因此，对三者思想的结合也就成为了法家学派发展的必然趋势。

韩非身为韩国贵族，出身于三晋，吸取晋国历史教训以及结合早期法家思想家商鞅、申不害、慎子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形成了“法”思想。

韩非的“法”思想与商鞅、申不害、慎子不同的是，韩非在继承三者思想的基础上，他对“法”、“术”、“势”的概念做了新的阐释，对三者关系也做了重新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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