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54军130师接到命令，参加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

据说这支部队上战场，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亲自举荐，不仅仅是因为该部驻扎地点离得较近，更重要的是，该军在过去一直以来就有优异的表现，善于打硬仗，作风优良。

时任54军军长的丁盛更是一代战将，10月28日接到军委命令后，马不停蹄的拉着54军军部就组成了前指上了一线，统一指挥瓦弄地区作战。

事实证明中央选对了人，54军在瓦弄这一仗打的相当出彩，被时人称为如刀切黄油一般顺利。

虽然参战的绝大多数官兵也都是第一次上战场，然而在当时，许多连排级以上的干部其实都是有战斗经验的，一场战斗下来，也让全世界的人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军人的战斗意志。

整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国防部先后四次授予9名战士“战斗英雄”的称号以及一个英雄集体“阳廷安班”。

9名战斗英雄中，54军130师一共占2名，分别是390团5连战士陈代富以及牺牲的389团7连排长周天喜。

陈代富曾被誉为是“活着的黄继光”。

尽管过去了多少岁月，但当年的往事却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陈代富接到作战命令时，人还在农场参加劳动。

1962年9月，54军130师就接到了作战命令，要求做半个月的作战准备，130师在接到命令的立即下令，将参加劳动的战士全部召回部队，展开紧张的战前准备以及训练工作。

虽然陈代富参军有两年多的时间，但说不紧张也怕是不可能，因为他此前还从来没有过战场的经历。

按照战前制定的计划，54军主要参加的是东线战斗，对面的印军在平均海拔达4000米的顶峰上，修筑了许多坚固的防御工事以及碉堡，并配置了极强的火力点，印军对于我军的装备情况，其实是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的，所以对我军很不屑一顾，战前就疯狂叫嚣他们在此地可以把守100年。

总攻是11月16日开始的。

陈代富所在的5连执行的是穿插任务，目标是占领瓦弄印军机场，然而在穿插绕行通过“32”高地时，遭到印军在高地上设的火力点的伏击。

印军在“32”高地上所修建的这个地堡群可以说是相当“豪华”，以母堡为核心的42做座小地堡从里到外布置了3层，由堑壕连接成阶梯式半环形地堡群，因为就设在我军必经的山梁上，只要一露头，我军就会遭到敌猛烈火力兜头打下来。

当时，上级下达严令，要求5连拿下“32”高地。

5连的战士们通过侦查发现，“32”高地上的印军地堡群其实是设在距离山顶不远的平坦的地方，只要通过后山爬上去，就能够居高临下对印军地堡发动进攻。

尽管危险重重，但5连的战士们仍然以大无畏的勇气，绕道到山后，爬上了一段笔直的山坡，这样居高临下的进攻，使得敌人的火力优势难以发挥出来。我军凭借这一优势，顺利夺取了几个小地堡。

不过，印军见我军爬到了山顶以后，发了疯似的疯狂射击，很快战士们便被一个高据群堡挡住了去路。

又是连续冲了几次，5连出现了较大伤亡，但没能顺利夺取敌人的地堡群，几个负责爆破的战士们相继牺牲，就连副班长也倒在半路上。

“班长，让我去爆破吧！”

9班战士陈代富见战友牺牲后，立即提出了请求，不过当时班长考虑到后续还有战斗，没有同意，反而转头吩咐班里的特等射手刘弟禄，注意封锁敌人的机枪口。

可没有想到的是，敌人地堡里面甩出一枚手榴弹，轱辘了几圈滚到了刘弟禄身边，剧烈的爆炸让刘弟禄当场牺牲。

见此情形，陈代富目眦欲裂，又一次请求班长：

“让我去爆破吧！”

班长回过头望着他，拍拍他的肩膀：

“好，你上去吧，我给你掩护！”

班长拎着冲锋枪跳出战壕，开始压制地堡里射出的火力，陈代富手持爆破筒，飞快的奔向敌人，在距离地堡三四米的一个洼地里，陈代富瞅准时机，甩了一枚手榴弹出去，顺着机枪孔扔进了地堡。

本来陈代富想的是，趁着爆炸的一刹那，自己趁机靠近，用爆破筒炸掉地堡，不料这枚手榴弹竟然又被敌人甩了出来，陈代富躲闪不及，被手榴弹扎伤。

一瞬间，陈代富只觉得耳边巨大的轰鸣，右腿和右胳膊都有些发麻，他看到了身上的血，也知道自己受了伤，但他不知道自己的伤有多重，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无论如何，拿下敌人地堡才行。

陈代富忍着巨大的疼痛，爬到了敌地堡最近处。

可这时陈代富所面临的，和董存瑞、黄继光当年一样。

一开始陈代富想着将爆破筒立在地堡侧壁上，但因为地堡处在一个特殊位置上放不稳，陈代富又想通过地堡射孔塞进去，但又担心再给里面的敌人扔出来。

“从地堡顶上想办法。”

陈代富听了战友的呐喊声，转身爬上了地堡，地堡顶虽然也很光滑，但又被炮弹炸出来的星星点点，陈代富也注意到，有个拳头大小的洞，于是灵机一动，上去使劲扒，指甲盖翻卷了，扒出一个深洞出来。

当陈代富把爆破筒塞进地堡里的时候，立马便感觉到，下面有人往上顶，已经吃过亏的陈代富自然是不可能再犯错，他硬顶着爆破筒，用身体猛地压下去一节，然后拉响了爆破筒。

陈代富翻身滚下地堡几秒钟，爆破筒就炸响了，他人也就此晕了过去。

幸运的是，从地堡上滚下来的陈代富受伤并不重，简单的包扎后，还和5连的战友们一起参加了直插瓦弄机场的战斗。

也因为他舍生忘死的行为，被战友们誉为是“活着的黄继光”。

1963年4月23日，陈代富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并被授予一等功。

当然，陈代富也不会想到自己后来的命运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在获得荣誉后，陈代富被要求到部队基层做报告，然而陈代富本人其实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字认识的不多也不全，当时任团政治处保卫干事的贺熙成还给他改过报告，后来陪同下部队基层期间，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哥们儿。

成为了全军榜样的陈代富也得到了升迁和重用，并陆续担任了排长，连副政治指导员、连指导员。

到1964年，陈代富又当选为共青团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1969年7月，任营副政委。

1970年3月，任团政治部副主任。

陈代富的职务一路水涨船高，就连他自己也觉得有些不真实。

1973年8月，在豫北原阳县黄河滩生产连队蹲点的陈代富接到通知，提到上面来了一位首长要见他。

等陈代富匆匆回到团部后才知道，原来是武汉军区的一名处长。

“小陈啊，今年有三十五六吧。”

“没有。”陈代富摇摇头：

“黄河风沙大，生的黑，又长了下巴胡茬，还不满三十一哩。”

两人寒暄了一阵，话里话外也问了不少的问题，最后这名处长表示：

“代富同志，实话告诉你，我是受权特地来考察你的。你是有名的人物，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出身好本质好，军队建设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青年干部，你要尽快提高理论水平，准备担负重任。”

当天晚上，陈代富就失眠了，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种代表上级党组织来谈话代表着什么。不过心情激动的同时，陈代富又不免有些不踏实的感觉。

“担负重任，是怎样的重任呢？”

很快陈代富就知道了。

两个月后，军区一纸命令下来，任命陈代富为54军某师副政委，一下子连跳三级。

而更让陈代富诧异的还在后面。

仅仅4个月后，即1974年2月，又是一道命令下来，陈代富又被任命为武汉军区副政委。

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陈代富就实现了一连几级的跨越，甚至于他一开始接到命令的时候根本就不敢相信，不仅仅是他，就连他身边的战友、亲人也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可实打实的任命通知书，却让陈代富不由得不信。

陈代富顿时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有些重，压的他喘不过气来。

就在赴军区报到之前，陈代富接到通知，要求他到北京参加中央第三期青年干部培训班。

临走时，陈代富的妻子宴秀华有些不安的对他说：

“论文化你是小学，论资历你当兵才13年，论水平一篇会议的讲话稿求人写，论组织能力，在营连的位置上你是称职的，再往上团师军级主管没沾边，一下子跃那么快，那么高，难道仅仅凭你是战斗英雄！”

陈代富心里很清楚，妻子说的是实情，尽管他自己心里其实也没多少底，但还是宽慰妻子：

“生活、事业、人生。你不明白，我也说不清，可有一点我明白，咱们都是党员都是革命军人，听从命令服从安排是天职。再说了，通知上面说的清清楚楚，到北京去是读书，为了加强理论修养，前面已经办过两期，咱们专心致志读书就是了，还担心什么。”

不过，有一点不同，有些事情确实不像表面上那样看起来简单，陈代富后来也为此而吃了不少苦头。

1974年7月2日，陈代富结束了在北京的学习，不久之后便去了武汉军区报道。

要知道，原54军军长丁盛在这一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昔日作为他手下的一名战士，陈代富也只是比老首长低了半级。

在那个特殊年代，类似陈代富的情况虽然不多，但特别的人和事儿实在也不少，所以不能以常理度之。

对于陈代富而言，更艰难的还在后面。

首先是工作上的问题。

因为不熟悉工作，每次军区开党委会，陈代富都习惯性的后面坐，在他感觉，自己坐的那把沙发椅子还不如秘书的舒服。

当时，大军区领导干部许多都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将军，他们不仅对自身要求严格，对身边人同样要求也严格，陈代富也很尊重这些老将军，有时也向他们学习，努力勤勤恳恳工作，但每次总也不得其法，有时甚至就连他自己都迷糊，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工作。

可相反的是，为了干工作，陈代富有时连假也不敢请，就连妻子给部队打来电话，告诉他母亲病重，他也没敢请假。

其次是待遇问题。

作为一名正大军区副职，陈代富的待遇其实并没有提高，仍然是21级（3级办事员），每月71元，而妻子宴秀华则是23级（5级办事员），每月53元。

可陈代富作为一名军区首长，少不了要接待来客，可是这么一点工资，根本就不够开销，有时家里就是多添一道菜也不成，宴秀华几乎是一分钱一分钱的精打细算，才能将钱算到月底。

也因为没有钱，陈代富也很难去接济母亲。

1975年7月，陈代富最后一次接到“母病危”的电报，跑回家一看，只见母亲瘦骨嶙峋的躺在补丁摞着补丁的被子里。

一贯刚强的陈代富看到母亲的样子，忍不住扑倒母亲怀里痛哭起来。

陈代富后来也反思了自己，他认为自己确实不应该在这个自己不适合的岗位上了。

以陈代富的工作的情况，别人不可能没意见。

1975年8月，开国上将、原炮兵政委王平调武汉军区任政委，上任后便开展工作，整顿部队中存在的“肿、散、骄、奢、惰”的风气。王平自然也注意到了陈代富的情况。

王平亲自考察了陈代富，发现他实际职务与能力并不匹配，应该将他下放到合适的岗位上锻炼提高。

经军区党委研究，并报军委同意后，陈代富被安排为某师代师政委。

从老家回到部队后没多久，陈代富就打了包裹到部队报到去了。

在这一时间段内，陈代富虽然担任的是师代政委，但他仍然兼任着武汉军区副政委、党委常委的职务。

回到了合适自己的岗位上，对陈代富而言就要轻松很多，毕竟他在部队的时间就有十多年，实际的工作经验也多数都是在基层部队。

一直到1977年12月被免去职务。

也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陈代富不可避免的受到些许影响，对他的打击也很大，身体情况也差了不少，好在妻子宴秀华是护士出身，在她的照料下，陈代富的身体状况才有了好转。

1981年9月，陈代富接到了脱军装转业的通知，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南省南阳地区中心支行副行长。

在妻子的支持下，陈代富坚持写信反映自己的问题情况，并得到了中央军委高度重视。

尽管对他的问题认定事实依据清楚，但组织上认为“不应完全归咎于他”，并仍然肯定了陈代富的贡献，认为他“几十年来，无论顺境逆境，他对党和人民是忠诚的，他还是人民的英雄”。

总政治部后来也批示：

“陈代富享受正师职待遇”

陈代富一家后来收到了这份通知，激动的拥抱在一起，流下了高兴的泪水……

无论过去多少岁月，那些曾经建立功勋的人，都不应该被忘却。

2012年10月15日，参加过“瓦弄反击战”的原54军130师一部分老兵齐聚乌鲁木齐，在聚会的现场，就连已经年过八旬的董占林中将（原130师师长）也出席的聚会。

大家坐在一起，其乐融融，有的老战友之间更是几十年不没见，一见面便热情的拥抱在一起，忍不住相拥而泣，他们都觉得，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是他们一生最留恋，最难忘的岁月。

130师当年牺牲的人不少，对每一个牺牲的烈士，董占林将军记忆最深刻。

当然，几乎所有人都记得，54军130师在战后只有两个人获得了国防部授予的荣誉称号，其中一个就是陈代富，只是很遗憾，陈代富当天没有来到现场。

牺牲的7连排长周天喜，是在攻打07高地的战斗中牺牲的。

1962年11月16日凌晨，全师的总攻展开后，周天喜率领一个加强排冲在部队的最前面，但在夺取敌人地堡群的战斗中，被迎面打来的子弹击中腹部，但仍然坚持指挥战斗，最终因失血过多牺牲。

尽管各方面回忆有很大出入，但大家都记得，陈代富是担心爆破筒被敌人从地堡里顶出来，硬生生用身体压着、顶着，一直到爆炸前几秒钟，才翻滚着躲开。陈代富事后受了伤，但经过简单包扎后，又投入到了接下来的战斗。

他们都是英雄，每一个都值得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