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东西》并不能类比《芭比》。

虽都创造了一个臆想的社会，走出束缚，迈向现实，意识觉醒，回到原来，改造家园，但《芭比》的落脚点是平权，男女可以和平共处。

《可怜的东西》是特权，这种性别压倒存在着诸多不切实际，男性不喜欢自己由人变成了动物，女性会讨厌最终还是父权结构的家庭。

所以《可怜的东西》看似为女性发声，实则只是利用了当下正确。

导演兰斯莫斯并没有深入了解男女诉求，自以为是的认为只要加入了女性觉醒，结尾再整一波爽文情节就是女性主义。

其实完全是他自己的异想天开，就像片中痛斥贫富差距的的现实主义一样，等同于站在原地，听远方的哭声，然后痛彻心扉。

望梅止渴又隔靴搔痒，既触达不了现实又感染不了观众，现实主义不是掉几滴泪，喊几句口号的假大空，一副何不食肉糜的样子。

而是能引发共鸣的真与情，显然影片并不具备这样的情绪，主旨落不了地，即便有科学怪人这样的高概念依然无济于事，悬浮感太重。

电影一开始是黑白画面，鱼眼镜头和窥探视角。

这类视听语言都在衬托贝拉（艾玛·斯通饰）死而复生后对这个世界的初始感知，充满好奇但又小心翼翼。

被古德温教授改造，贝拉仅有孩童心智，作为实验品，不允许出门，周遭除了白天就是黑夜，以及一个个教条般的指令。

见天地、见众生，世间大有乾坤，远离古德温，色彩不再单一，走进社会，不再畏惧人类，探寻男女，性别不再陌生。

随着贝拉的成长，镜头与画面逐渐恢复原样，广角被正常调度取而代之，视角转为平视，颜色也从黑白变为缤纷，角色、思想、技法，三个方面体现贝拉的认知完善。

片中为人诟病的大尺度也不尽是噱头。

贝拉跟有礼的社会格格不入，她的行为举止与正常社会相比，就是典型的反社会人格，需要外界刺激来唤醒一些东西。

在生理、心理、语言、行为、物质刺激中，导演选择了生理刺激，用无止尽的巫山云雨来促使贝拉有所觉悟，同时挑战观众。

可本该是享受的一刻愉悦却被导演拍出了恶心不适，与唯美的布景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奇形怪状的男性，肮脏龌蹉的老鸨，极其辣眼睛，看的过程中并没有窥私欲的满足，反而希望尽早结束。

导演的用意很明显，女性不是工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性解放不是乱搞，而是双向选择，伦敦篇贝拉告知未婚夫接吻技巧那一幕可见一斑。

但这些好心好意为何到最后都成了镜花水月？

因为导演选取的载体太刻板化，呼吁摆脱时代对女性的偏见，却处处可见对女性的偏见。

表达不满就一定要摔东西，年龄大了就一定还渴望性，生活拮据就一定要出卖身体，争取权利就一定要人如猪狗。

这种设定太过片面，于现实中又很难成立，若想继续延伸，前提是法律得缺席，不然逻辑思维上根本不可能叫人信服。

《芭比》也是学人世，看世情，是从仰视到平视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正常转变。

可《可怜的东西》因载体的原因，所有的东西都往极端化走，宛如现实中的二极管，非黑即白，还把个例当整体。

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女性主义议题，兰斯莫斯非要复杂化，整了蒸汽朋克、邪典元素，科幻奇幻，到头来却连自己想要表达什么都含糊不清。

电影可以看成实验电影，但也是徒有虚表。

叙事还是照搬奥逊·威尔斯，并没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加点创新，足见导演自身能力还是欠缺。

所以搞一些看起来高大上的概念，加一些视觉奇观，输出一些文绉绉的哲学，让人看的云里雾里，似乎看不懂或看不进去就是自己的原因，便演起了《皇帝的新装》。

戈达尔在《狂人皮埃罗》中借角色之口说出了电影的本质。

“我一直想知道电影究竟是什么？电影就像个战场，爱情、仇恨、动作、暴力、死亡，一个词概括——情感。”

在《可怜的东西》中，故事确实像场战争，各路角色轮番上阵，有贝拉与三位男主的爱情，跟前夫的仇恨，以及云梦闲情的暴力和古德温教授的死亡。

然而混杂了这么多种元素，唯独缺少了戈达尔强调的情感，致使《可怜的东西》里输出的观点很难叫人共情，神神叨叨半天，还得靠爽文结尾。

所幸艾玛·斯通的演技撑起了整部电影。

孩童时的懵懂，咿呀学语时的惊奇，未被许可时的愤怒，游历外面的世界时的蜕变，体会春宵一刻时的醒悟，当家作主时的自信范儿。

艾玛·斯通不论是肢体、表情，还是台词，都有鲜明的层次感，表现派的演法，不但吃透了角色，还通过外在形式有助于观众理解角色的性格。

艾玛·斯通凭借贝拉一角席卷颁奖季的影后桂冠实至名归，期待二封奥斯卡。